外部世界：解决朝核问题关键年

　　六方会谈如在2005年夭折，中国势必陷入两难境地。事关本身安全，中国应当明确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利益所在，更积极主动地在六方会谈中发挥作用

　　文｜张琏瑰(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2004年即将过去，第二次朝核危机在对抗中即将进入第四个年头。

　　一方面，由于朝鲜核能力的长足发展，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一共同目标面临着空前挑战；另一方面，自“911”事件后，美国认为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对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其“绝不容忍”的态度越来越坚决和认真。因此，朝核问题不可能久拖不决。这样，2005年便成为解决朝核问题关键一年。

　　六方会谈前景堪虞

　　旨在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在进行了三轮会谈后陷入僵局，原定于2004年9月底前举行的第四轮会谈未能如期进行。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朝鲜指责美国总统布什在2004年8月18日的竞选演说中对朝鲜领导人进行了人身攻击，“破坏了会谈基础”，朝鲜拒绝参加为六方会谈作准备的工作组会议；后又因韩国于2004年9月初自爆其科学家秘密核活动，朝鲜指责美对朝、韩核活动搞双重标准，称美“一钱不值”，宣布“在韩国彻底公开其核试验细节之前，朝鲜不参加六方会谈”(2004年9月11日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语)。

　　其实，使六方会谈几近夭折的真正原因，还在于美朝间在这一问题上的尖锐对立。在第三轮六方会谈时，美朝双方各提出一个方案，经研究对方方案，他们同时发现对方不仅仍然坚持既定主张不作让步，甚至进一步提高了价码，在究竟是完全弃核还是暂时冻结，朝鲜是否存在浓缩铀计划，安全保证是取多方签约以集体安全方式实现还是通过签订双边协定实现等一系列问题上，双方对立依然如故，找不到继续谈下去的基础。

　　当然，至今有关各方仍在为重开六方会谈而奔波，也并不排除在春天的某个时候(例如2005年3月末，即小布什开始第二个任期后、中国人过完春节和开过“两会”)再举行一次会谈的可能性。但是如果美朝双方政策不作大的调整，六方会谈必将会步此前四方会谈(1997年——2000年)、三方会谈(2003年)之后尘无果而终。

　　若真如此，局面将会变得非常危险和紧迫。因为六方会谈的夭折，不仅意味着六方会谈本身的失败，还意味着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选择失败。

　　如果有关各方未能清醒地判断形势及时做出妥协，终于导致六方会谈夭折，事态的逻辑发展必然是朝核问题被提交到联合国去，联合国安理会很可能会在2005年晚秋左右通过“谴责”和“制裁”两个决议。据此，美国与其他“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声明”签字国则很可能在2005年底开始对朝鲜进行海上和空中封锁。而此前朝鲜早已宣布“制裁即战争”，为避免被“枯毙”，它必然会做出反应。那么一场有限但激烈的武装冲突就很难避免了。

　　中国面临两难选择

　　在这一事态发展中，中国将会被置于一个非常困难的两难选择境地。对中国来说，痛苦的抉择将会有三次：一是否同意美国将朝核问题提交联合国，二是是否对安理会决议行使否决权，三是安理会通过决议后中国是否执行。

　　如果中国做出否定性选择，那么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会被视为拒绝履行“核不扩散条约”义务，支持核扩散，被国际社会视为是不负责任的国家，从而处境孤立，甚至会成为众矢之的，美朝问题将会演变为美中问题。而且，即使如此，也并不能阻止美国单边行动。如果中国做出肯定选择，那实际上等于支持或默认东亚局势即将发生的变化。

　　当然，美国方面为了降低对抗的激烈程度，也许会采取“软着陆”处理方式。也即不提交联合国，不谋求安理会做出正式制裁决议，而是同有关国家进行沟通，争取实施一种不经正式宣布的、渐进式的制裁行动，最终达到目的。即使如此，中国仍会面临上述困难选择，并承担选择的后果。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并不排除美国采取“声东击西”或“以压促变”的故伎，以实现其目的的可能性。

　　在2003年的“倒萨”战争中，美国军队尚未行动，伊拉克的国防部长、共和国卫队司令已经被收买作了内应，美国在这方面是行家里手。若此，如果美国暗箱操作，把与东亚各国安全利益密切相关的朝核问题变成美国独自的魔术表演，其结果也许更坏。

　　最近各国媒体炒作朝鲜国内政治似乎发生了什么变故，而朝鲜则愤怒地指责美国在故意制造混乱、意在搞垮朝鲜现行体制，似乎向世人提示了些什么。

　　为了阻止上述严峻局面成为事实，在当前美朝对峙各不相让的情况下，中国的作用便突出起来。对中国来说，这是挑战，也是机遇。处理好了，不仅可以实现东亚地区持久的和平与稳定，还可以展现中国处理国际危机的能力，树立负责任的大国的风范。

　　相反，如果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都处理不好，朝美都会对中国不满，中国周边环境严重恶化，而且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形象也是一个沉重打击。

　　厘清中国利益积极斡旋

　　中国要尽自己的最大力量，推动朝核问题获得和平解决。为此，我认为中国目前至少要做这样几件事：

　　第一，我们要回到原点上去，首先弄明白，我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究竟是什么？在诸多利益中，哪些是根本性的、长久的和战略性的，哪些是暂时和过程性的。在分清轻重缓急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在朝核问题上我们的最终目的和过程目标。无论采取何种战术措施，都要为战略目的服务。

　　第二，进一步弄清朝核问题究竟是什么。首先，朝核问题应该是具体的、明确的和有限的，这样才能集中精力解决主要的和关键问题，扩大内涵追求“一揽子解决”只能使问题更加复杂、更难解决。其次，各方都在对峙中以外交辞令的形式提出了自己的需求，但外交辞令后面的真实追求是什么应该搞清楚。再次，在朝核问题对峙中存在一个互为前提的死结。只有抓住这个死结的关键一环，使之退一步，整个问题才会松弛下来并走上逐步解决的轨道。

　　这个关键环节是什么，我们应有一个清晰判断。有了正确而清晰的判断，才能找到现实的而非理想主义的、冷静的而非情绪化的解决途径。

　　第三，在以上问题都搞清楚的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清晰我们的政策。我们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要有更明确的表达。我们在朝核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已有了非常友好的四句话，即“维护朝鲜半岛无核化。通过对话和平解决。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朝鲜的正当安全要求给以关切。”现在需要把内在逻辑严整的四句话用具体行动去充实。斡旋是需要的，但斡旋不仅仅是传话，而是有力的说服。

　　朝核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安全利益，中国要明确自己的利益诉求。天平肯定是要倾斜的，其价值也在于它能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随时进行公正合理的倾斜，否则就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以旁观者的心态，追求不偏不倚的中庸政策，不仅会误事(朝核问题拖延下去对各方都绝对没好处)，而且也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有的作派。中国的外交资源有限，但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在朝核问题上不应惜用。

　　第四，中国应该在适当的时候采取一些更加主动的行动，促成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比如，在美朝相互否定对方方案的情况下，中国在坚持自己的立场和主张的同时，可以综合各方合理要求，本着在有限的时间内、同质、同步行动的原则，制定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争取对峙的美朝双方都向这个方案靠拢。又如，在正式的官方会谈陷入困境的时候，是否可以倡议召开其他对话渠道，让各方专家学者们去沟通和探索。条件成熟，再回到官方谈判会场上，等等。

　　也许，历史留给我们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时间并不太多，悲观地说，也许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如果有关各方不能清醒地认识到局势的严峻性，不能抓住机会和平解决，一两年以后朝核问题本身会发生质变，进而将引起东北亚局势的剧变。那就是各方都不愿看到的结果。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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