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中央二台一个配合世界第六届华商论坛的对话节目上，柳传志说：“中国加入WTO以后，狼就要进来了。”主持人和众嘉宾点头称是，大家接着对“狼来了”的问题侃侃而谈。但轮到一位中国对外经贸大学的教授时，他站起来：“我觉得你们的说法不合适，入世怎么是狼来了呢，是中国竞争与合作的伙伴来了。”

　　在面对入世各种纷纷扰扰的说法上，这位教授可能是最“叫真”的一位。在各种各样 的会议和论坛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略显固执地批驳“WTO是布满鲜花的陷阱”、”中国入世不入套“等论调。

　　人们说：“薛老师你何必太认真？”他答道：“无论如何，根据我对世贸组织的研究，我就认为这些提法是不合适的，我有这个责任宣讲。”

　　GATT好像还有些功绩

　　1960年从中国对外经贸大学毕业后，薛荣久成为国内从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专业毕业的第一位研究生，那时他的学科叫“资产阶级贸易理论批判”。70年代中期，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的薛荣久被借调到外经贸部国际小组(现在的国际司)，为邓小平参加第六届世界联合国大会起草国际经济关系方面的报告。薛荣久开始大量研究国际经济关系方面的资料。当时国内认为国际经济关系中举足轻重的三大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关贸总协定被称为“RICH CLUB”(富人俱乐部)，遭到国内学者和舆论的批判和否定。薛荣久下了功夫将三大组织从成立背景、发展历史、运作方式、影响意义等方方面面了解通透，看来看去觉得这三个组织好像还有些功绩，不能全盘否定，比如在关贸总协定这个“富人俱乐部”里，也有不少发展中国家成员受益良多。那个年代，我国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发展中国家曾有个国际斗争策略，想利用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来抵制关贸总协定，后来抵制不住了，发现联合国贸易发展协会是个空坛，而真正解决贸易问题的还是关贸总协定，于是反而纷纷入关去。在这个背景下，薛荣久心里开始对关贸总协定有了“与众不同”的看法……

　　GATT对贸易产生重要影响

　　1976年，薛荣久重回对外经贸大学教书，仍然研究国际贸易(国际贸易研究包括国际贸易理论、政策、措施、组织等)，因为对三大贸易组织产生了兴趣，从此开始跟踪研究国际贸易组织。

　　3年后，薛荣久参加一个国内学术研讨会，根据自己几年来的研究心得，写了篇文章叫《正确认识关贸总协定的地位和作用》。那时刚改革开放，这个提法遭到许多老学者的非议。但几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始考虑复关问题，薛荣久如遇知己。

　　1986年，唐玉峰任经贸部国际司司长，邀老校友薛荣久去参加中国复关专家组的活动。从此薛荣久开始更深地涉入到中国复关的历史活动中。当时，复关专家组都可以看到关于复关的一些重要内部文件，薛荣久越是深入了解越发现中国复关关系重大，并隐隐感觉到关贸总协定可能将对世界贸易产生异常重要的影响，其影响甚至能超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由于经常参加经贸部的一些活动，1991年，薛荣久向学校提议成立了一个关贸总协定研究会，身任会长，经常就入关问题举办研讨会和开办研讨班。1995年，世贸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薛荣久将研究会改为世贸组织研究会。(去年，这个研究会经过严格评审被设为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中心，成为教育部评选的全国百所高校100个重点学科研究基地之一。)

　　对WTO从言传到身教

　　在贸易研究中，对“贸易组织”的研究相对“冷门”。尽管中国从1986年正式提出复关，但长期以来关贸总协定的课题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1993年成为国际贸易博导时开始，薛荣久就有心为中国入关带出一批弟子来。1995年世贸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时，薛荣久满怀热情地给经贸大学打了个报告，论述学校除了学科建设、教材等应该和世贸接轨以外，是否能考虑从本科生中选拔20～30人过外语关、形象关，作为世贸组织的小型专家培养，等中国加入WTO以后，就可以将这些人才派出去。但当时学校觉得入世路途还很遥远，并没有采纳这个报告中的建议。薛荣久一看这个情况急了：中国入世是迟早的事，到时候专业人才空缺将是大问题。于是在自己的博士生方向中列了关于世贸组织的方向。从1995年以后，开始正式带世贸组织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如今已经为中国培养了五六位WTO方向的博士。其中第一任博士毕业生刘光溪，毕业后进了经贸部，曾当过龙永图秘书，跟随龙部长谈判，对中国复关入世起到一定作用，现任上海外贸学院副院长。白石强、张汉林等学生如今已经成为国内研究世贸组织比较活跃的学者、专家。如今，薛荣久教授也已经将世贸组织作为重点学科课程给硕士生开课。在薛荣久的课堂上研究过世贸组织的博士硕士加起来大约有100多个，许多硕士生毕业后回到地方也成为当地宣讲、研究世贸的专家。目前，薛荣久和学生们正采用一种全新的思辩式教学方式研究WTO与国际贸易发展、WTO与国际贸易结构、WTO与竞争方式、WTO国际贸易战略问题等一系列新课题。

　　贸易与社会和政治的冲突？

　　1999年4月，为了配合朱?基总理访美和谈判中国入世的问题，美国方面筹备了一个国际研讨会，议题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美国、日本及世界的影响。美国人从中国大陆邀请了龙永图部长和薛荣久教授到美国纽约参加研讨。薛荣久接受邀请后，向研讨会提交了一篇WTO方面的研究论文，就抱着较为轻松的心态启程赴美。上了飞机，薛荣久拿出美国传真过来的日程安排表看了一下，惊讶地发现他们给自己的发言论题是“中国现行的社会和政治价值与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是否冲突”，薛荣久的第一感觉是摸不着头脑：我们一般都是研究对贸易的影响，与“社会和政治价值”有什么关系？接下来就觉得美国的研究已经比咱们深了，已经不像中国学者那样局限于研究“利大于弊”、“弊大于利”的问题，而是开始剖析经济体制对思想、文化的渗透作用了。这么一想，心里还真有点打鼓。到美国以后，薛荣久在一位美国教授巴格瓦利家里吃饭，巴格瓦利对他说：“薛教授，明天龙部长要参加谈判，不能来参加研讨，所以你一定要跟我们谈谈这个问题。”薛荣久暗叫糟糕，这下可躲不开了，怎么办才好？他时差还没倒过来，白天睡觉，晚上就特精神。睡不着的时候就一个劲想第二天该怎么讲。

　　有惊无险的“排雷”

　　第二天，中国驻联合国代表有5位人员出席这个研讨会，一听会议主持人说薛荣久要讲这个题目，当时就有些紧张，生怕薛荣久的讲话给既有的某些误解落下什么“口实”。薛荣久笑容可掬地上了台，用英文做了20分钟的发言。强调了这么几点：第一，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价值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不一样的。中国在1979年以前的社会和政治价值以阶级斗争为主，但改革开放以后，新的社会和政治价值正在形成。一方面继承五千年来优秀的传统价值精华……(薛荣久不紧不慢地从孔老夫子背到雷锋)一方面发展经济和社会生产力并已经成为社会和政治价值的基础，这一切都必须围绕经济服务。薛荣久镇定自若地说：“我们要搞市场经济，但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使得我们没有市场经验，因此必须打开国门向其他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学习。中国刚颁布了《合同法》，这在过去年代的价值观里是不可想像的，这也证明我们确实在改变。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恰恰体现了当代市场经济本身核心的内容，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律。中国入世有利于学习如何发展市场经济，培植和发展新的社会政治价值。因此，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价值与世贸组织的原则并不冲突。最后希望在座各位专家和官员为中国入世排忧解难，帮助中国澄清这方面的误解。”

　　这番话刚说完，台下响起热烈掌声。薛荣久接着把话锋一转：“但是，都是搞市场经济，美国有美国的市场经济、德国有德国的、日本有日本的、澳大利亚也有不同的做法……何况中国历史比较悠久、国家情况复杂，所以我们的市场经济也会有自己的特色。继承自己的传统，吸收你们的精华，让两者融为一体，形成新的更高级的市场经济文化，为世界社会政治价值作出中国的贡献。”台下顿时掌声雷动。经过这次“有惊无险”的“排雷”演讲，薛荣久真地对入世的社会文化影响产生兴趣，开始研究入世对中国经济文化和国民素质产生什么影响。在著述中提出入世带来的竞争精神、拼搏精神能将中华民族特质从“静态民族”向“动态民族”改变的论点。

　　在薛荣久教授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我们看到一张以蓝天黄土为背景的照片——去年，薛荣久为向西部地区宣讲WTO，跑遍了西部每个省、市、自治区——这是一张西藏旅途中的留影。老教授拿着照片，语气有些激动：“作为学者，我不能随便给企业开药方，但我有责任让更多的企业和人群认识到WTO的真正意义。我为什么要去西部讲WTO？我真的希望中国企业在入世问题上能尽快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从被动的适应世贸组织走向主动从世贸组织中寻找机会。”

　　□赢周刊记者龙雪晴谢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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