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散人/文

　　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中国家电业，从来都不曾缺少新闻，无论是杀得人仰马翻的彩电行业，还是在盗版盘这张凉席上虚火的VCD厂商，抑或每年一度随天气一起发烧的空调业，都能为喧嚣的媒体供应丰富的炒作猛料。在中国即将“入世”的关口，这个产业从人力资源到产品格局的重新洗牌在所难免。与此同时，近十几年来依傍家电日渐做大的销售商，因试 图强化自身在市场中的话语权而不断纠缠其间。

　　在这样的背景下，原飞歌空调(合肥)实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中国销售总经理卢锦文“不辞而别”实在算不得什么。而且从客观效果来看，合肥飞歌竟因此而频频曝光，免费做了一次极好的广告，正在寻求到香港上市的后台老板郑维奇是求之不得的。

　　只是作为身价达300万元的卢锦文在这一出戏的前缘、后续中留下不少“硬伤”。从过往的历史和业绩看，卢锦文无疑是一位相当出色的经理人。但如果以诚实、责任感、信守诺言作为职业经理人职业道德的标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经理人在职业化道路上还有很多路要走，如同中国足球一样。

　　性情中人

　　生于广东顺德的卢锦文，在家乡浓厚经商氛围的熏陶下，很早就具备了市场意识。自1985年起，他曾连续13年担任原华宝空调厂的营销副厂长，并赢得“中国第一台分体式空调的销售者、中国两匹柜机之父”的称号，华宝空调年销售收入达23亿元。

　　1998年，在顺德政府导演下，年销售收入15亿的科龙空调入主华宝，华宝高层几乎全部降格使用，惟对卢锦文网开一面。但卢锦文却坚决地向当时科龙集团董事长潘宁提交了辞呈。虽然他留下来，“连提成，两三百万年薪唾手可得”。但卢面对潘“我会重用你的”的承诺，却淡然答道：“我是性情中人，是江湖中人，讲义气和豪气，我不会在兄弟失势时独享荣华，何况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不会有平等。”在武侠文化大行其道的中国，卢的这番表白得到不少人的喝彩。

　　是年8月，业界忽然爆出惊人跳槽事件，卢锦文以年薪300万元的天价加盟我国最大的中美合资空调企业——飞歌空调(合肥)实业有限公司，出任该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中国销售总公司总经理。据事后媒体披露，卢锦文北飞合肥，是由于家电销售巨头“三张”之一的江苏苏宁张近东(另“二张”为北京国美的张志铭，山东三联的张继升)牵线，合肥飞歌董事长郑维奇三顾茅庐，乃为情所动。

　　此后三年间，卢帮助合肥飞歌建立了遍布全国的营销网络。有一篇对卢颇为推崇的报道这样描写到：卢到任后，飞歌第二个月就开始盈利，以前合肥飞歌年销售5—6万台，如今月销量5—6万台，达到年产空调50—60万台(按：下文还将涉及这一数据)的行业公认最佳规模效益比。

　　照此势头，卢与合肥飞歌本应高歌猛进。然而今年“五一”前夕，卢锦文却悄然出走。事后卢对媒体解释出走原因时说：“我离开合肥飞歌有两个原因，一是合同期满，我不愿再续约；再一个是道不同的问题，大家的经营观念发生冲突，不如分道扬镳，各人走各人的路。”与业内分析其辞职主要原因与资方在经营思路存在严重分歧基本相吻。卢在任5年，“飞歌”销量飚升，但价格却直线跌落，令董事长郑维奇难以释怀。

　　道不同不相与谋，按中国人一贯的情、理、法思维顺序，卢此举并未受到媒体的诟病。只有合肥飞歌外籍总经理发出这样的声音：“作为一个公司高级领导，这种做法是不符合道理的。”但这种声音在市场的吵闹声中显得很微弱。

　　更令人称奇的是，过后不到3个月，卢锦文又摇身当上了宁波耀马电器有限公司耀马空调总经理。同样又是空调业，而且地域距离还不太远。

　　从科龙到飞歌，从飞歌再到耀马，卢锦文都显出了一个职业经理人所不应有的率性。一般而言，职业经理人的正常流动，都不应在同一领域内进行，更不应到竞争对手那里反戈一击。至少，也应相隔一到两年。虽说要吃饭挣钱养家糊口，但就因此可以对职业操守忽略不计吗？从前有人评论合肥飞歌300万元的开价物有所值，如今不知做何感想。从旁观者看来，职业经理人的能力有价，但要赢得高价以至无价，职业操守的修炼才是不二法门。

　　由于国内目前尚未对职业经理的行为制定相应约束法规，要求卢锦文一个人做到“忠烈”一门未免有失公允。但国内职业经理人这一群体早晚总要为透支的“职业道德”买单的。

　　待解的题

　　对企业忠诚无疑是职业经理人最基本的素质。如果不能把企业的利益(与社会、国家利益冲突除外)放在第一位，拿高薪只怕是在吃干薪。如果看到企业存在一些漏洞，不去弥补，而是加以利用，对企业投资方来说简直就是悲哀。

　　上文提到，卢锦文加盟合肥飞歌，与苏宁张近东有莫大的干系。从其他媒体援引一段“旧闻”中可以看卢与张的关系多么铁：

　　1993年，佛山三洋在南京召开厂商联谊会，由于苏宁销售不错，被请发言。南京八大商场代表一言不发，起身离去，会场一片萧索，厂家不寒而栗。一场以南京八大商场为代表的国营商业势力绞杀民营销售企业苏宁的大战爆发。与八大商场结盟的是江苏春兰。

　　联合舰队舰长南京交加电老总给华宝打去电话，向卢锦文下最后通牒：明天开始，华宝不得向苏宁供货，否则，八大商场将所有华宝空调撤下。卢回答不卑不亢：从做朋友的角度，你们不要逼我，手背手心都是我的肉，希望你们能够协商解决。至于你们明天卖不卖华宝的空调，那是你们的自由，当然什么时候想卖了也没有关系。

　　八大商场果然撤下了所有华宝空调。

　　卢锦文在接受《南京日报》记者采访时，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商业流通是市场竞争，对大家都很公平，希望大家能理智地看待竞争。华宝给苏宁的价格较低，是因为苏宁在淡季对华宝的支持，绝非纵容苏宁打价格战。

　　众所周知，在华宝的支持下，苏宁渡过了最危机时刻，八大联盟自动解体。

　　卢到合肥飞歌后，张近东自然为朋友两肋插刀。第一年，苏宁即成为飞歌空调销售的第一大户，占飞歌总销售的20%。但两年后，这一合作模式受到了考验。

　　2000年，合肥飞歌谋求到香港主板上市。按香港证交所规定，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其任何一个大的代理商都不能占有总销售的20%以上，前5名合计比例也不能超过60%，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制造者不会被销售者控盘。苏宁对合肥飞歌销售的贡献骤然变成了其进入资本市场的障碍。

　　按常规的办法，也是职业的手法，就是双方协商降低苏宁的销售比例。但在卢锦文看来，不管通过什么形式如此解决，都意味着背信弃义。

　　在这场情与理的考验中，卢锦文使出了极富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在研究了港市的规则之后，他发现了这一规定的例外，就是如果销售商同时是自己制造业的股东，有捆绑利害，即便销售有100%的垄断性，也不会受到追究。于是卢建议双方共同在南京组建空调工厂。此念与正在筹划建立150家连销店的张近东一拍即合，以下便水到渠成。

　　有媒体称卢此举为“阳谋”，并把卢锦文、张近东与郑维奇比为“刘关张三结义”。在商言商，如今卢出走飞歌，不一定影响苏宁与合肥飞歌的合作，但无疑对上述比喻是一种嘲弄。

　　理论界对制造业与商业这种方式的联姻并没有形成一致的定论，香港证交所对它也不限制，如果与苏宁的合作建厂真正有利合肥飞歌的发展，那自然皆大欢喜。只是飞歌空调的销售在苏宁的销售中不超过10%。而苏宁代理其它品牌、其它家电的多元化操作不会丝毫改变。如果臆测苏宁有朝一日以牺牲飞歌空调的代价(比如压低价格)打开市场，以带动其它家电产品的销售，不免有欠公道，但这种可能并非绝对不存在。由“国美”等销售商带动的彩电价格以低于成本价促销就是前车之鉴。

　　从这个意义上讲卢锦文走后留下的仍是一道待解的题。

　　“不仁”对“不义”

　　无论是什么版本的管理书籍，都会提到诚实是职业经理人恪守的职业道德。但在我国目前诸多因素尚未解决的前提下，诚实常常被注了水，兑换给种种的权宜之计。卢在这方面也未能免俗。

　　卢锦文在8月跳槽到宁波耀马空调后接受一位记者采访时，就合肥飞歌高层人士对自己“不辞而别”的指责表示：“按照公司规定，2000年6月3日，我提前一年就向人事部提交了辞呈。因为公司要上市，需要做一份我在合肥飞歌工作5年的合同，我就签了。但郑维奇答应我，2001年6月3日合同期满，我仍然可以走的。”

　　为了上市，就可以违心签字。这当然不是从卢锦文开始，也决不会就此结束。只是让广大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真实情况底线有多低有了大概齐的认识。

　　此外，既然答应6月3日走，未到5月就提前“不告而别”，自然称不上是善始善终。合肥飞歌也因此“理尚往来”，卢2000年以后的酬薪“暂时”结不清。以“不仁”对“不义”，双方扯平。只是这种玩法肯定不是中国企业所企盼的境界。

　　由于卢锦文在空调业界的影响力，他的出走自然会令外界对合肥飞歌产生种种猜测与疑虑。由于合肥飞歌要上市，自然需要一份漂亮的报表。合肥飞歌向媒体公布的数据是：2000年其空调销量已达50多万台，其中50%出口。当有记者向卢求证时，卢断然表示：合肥飞歌所有设备全部运转都做不到这个数，去年合肥飞歌空调销售量也不是飞歌对外公布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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