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中国央行的同龄者

　　周小川：中国央行的同龄者

　　本刊记者张威/文

　　周小川与中国人民银行同龄，执掌央行15年，走出了一条即和国际接轨又保持独立的中国特色金融改革开放道路；执着和耐心，寓改革于发展中，苦心孤诣创造改革机会；在其任上，中国央行蜚声国际，人民币迈上国际舞台

　　年届70岁的周小川，最有可能在今年卸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结束其最长行长任期，这已在外界预期之中。

　　2018年3月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周小川的发言被外界视为他在正式场合的一次告别。这位已到古稀之年的央行行长满头银发，回顾过去15年的行长生涯，他用一句话概括：“我觉得有幸跟大家一起在金融改革开放方面做工作，向前推进，很有幸的一件事”。当被追问接班者人选，小川笑答：“你猜呀！”

　　出生于1948年的周小川今年满70岁，五年前就已到部长级官员退休年龄的他，在当年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副国级领导人，从而打破了年龄对于继续执掌央行的限制。这一人事安排，凸显出他于中国经济金融领域的重要作用。

　　周小川与人民银行的缘分并非起止于其主政的15年。其出生之年，也正是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之年，1948年年末，在合并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成立。

　　截至今年年末，中国人民银行成立70周年，小川与之同龄。

　　周小川的祖籍是江苏省宜兴市，父亲周建南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工业部部长。在周小川任人民银行行长之前，其阅历颇为丰富。做过农场知青，1972-1975年在北京化工学院四系仪表自动化专业学习，之后在北京市自动化技术研究所第四研究室技术员，1985年获得博士学位。

　　1985年之后，周小川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产生极强的关联。1985-1986年是国务院体改方案研讨领导小组成员；1986-1986年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6-1991年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其间：1986-1989年挂职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

　　这些经历，为其后来成为“改革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小川进入金融领域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1991-1995年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党组成员；1995-1996年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中国人民银行党组成员；1996-1998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成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1998-2000年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党组书记（党委书记），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党委书记；2000-2002年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

　　2002年，周小川从证监会回到人民银行任行长，这一任便是15年。

　　15年间，小川推动了利率市场化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国际化改革、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金融市场改革、国有银行股改上市、政策性金融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存款保险制度建立等多项金融改革，在2015年人民币加入SDR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直以来，他被称为市场派、改革派。

　　央行某司局级人士这样评价小川：15年，走出了一条即和国际接轨又保持独立的中国特色金融改革开放道路，国有银行改革抢在金融危机大浪之前，把新兴国家，乃至日韩周边发达国家抛在身后；移动支付抓住技术浪潮，走在世界前列；执着和耐心，寓改革于发展中，苦心孤诣创造改革机会。

　　小川则只是轻描淡写一句话：“我觉得有幸跟大家一起在金融改革开放方面做工作，向前推进，很有幸的一件事”。这是小川在发布会上被问及执掌央行15年间最难忘的时刻做出的回答。

　　有关小川推动金融改革，详细报道参见（《财经》2017年第24期“改革者周小川”）。

　　每一个人都在时代潮流中做自己的事情，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小川亦是如此。改革之外，作为央行行长的15年，小川带给中国央行的改变也是巨大的。

　　多位和小川有直接接触的人士均向《财经》记者表示，作为中国央行行长，小川行长做的最大的贡献是提高了中国央行在国际央行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而且是靠专业实力赢得的。

　　小川在任的15年也是中国央行在分业监管下的15年，注重学术研究的小川在分业监管下，其执掌的央行也发挥了颇多贡献，其中包括金融系统稳定、互联网金融整治以及资管新规等穿透式监管制定。

　　当前，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新一轮调整即将开始，对此，小川在发布会上表示，央行要牵头增强各机构间协调的效率，但是否使用“双峰”监管的体制，目前还是要观察一段时间。而国务院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成立，并且办公室设在人民银行，表明人民银行将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在未来的改革中，小川的身影会在哪里，以其固有的改革热情来看，业界颇有预期。

　　央行国际化

　　“小川行长是非常优秀的银行家，具有较高的国际视野和改革精神，其任职期间，中国央行在全球地位有了明显提高。”某国有大行前行长向《财经》记者表示。

　　央行国际地位提升在日常工作中是有体现的。根据某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向《财经》记者介绍，原来开国际会议，和中国无关的议题是不用发言的，现在都会问问中国的意见，即使中国没有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也会问未来中国发展成这样的观点将是什么。

　　央行国际地位提升，究其原因——上述首席经济学家认为是小川行长在很多国际会议提出了很多令国际央行比较信服的观点。“例如，法国写金融稳定报告，直接和小川行长约了专栏，一个国家的金融稳定报告和其他国家行长约专栏还是很难的。”他补充说。

　　一位货币政策权威专家认为，是因为小川非常谦和并且很有思想，能够用人家（国际央行）听得懂的语言和概念与他们交流，使得中国央行和国际社会的央行接轨的非常好。

　　这位权威专家进而描述，在小川行长之前，中国有点游离在国际交流之外，而这种现象在小川之后就改变了。“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世界央行要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作为具有认同感的国际精英圈子的成员，能够很好的传递和接收观点，也可以很好推进中国央行和世界主要央行之间的协调，周在这方面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小川在国际上所赢得的声望，也源于他能够提出很有新意、超前的概念，有的在世界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当年提出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周小川发表文章称，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

　　当时，小川提出，应特别考虑充分发挥SDR的作用。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同时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

　　作为后续，斯蒂格利茨委员会在之后的报告中提出，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解决三大问题：一是需提供一个比美元更稳定的国际价值储藏载体；二是储备资产积累要与其货币发行国贸易赤字相分离；三是对经常账户盈余国的约束。为解决上述问题，一个最现实的办法是大量增加对SDR（特别提教权）的发行与使用。

　　“斯蒂格利茨委员会，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他（小川）的想法影响，贯彻了他的想法的机构，这就很厉害了。而且在讨论国际货币体系过程中，他（小川）的观点是非常有分量的。” 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成员向《财经》记者表示。

　　小川在任期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时点是人民币加入SDR。2015年11月30日（北京时间12月1日凌晨1点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人民币满足了可广泛使用的标准，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

　　人民币加入SDR之后，SDR货币篮子相应扩大至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五种货币，比重分别为41.73%、30.93%、10.92%、8.33%和8.09%。

　　有关人民币入篮，周小川在去年末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表示，他本人更愿意从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角度，以宏观视角系统地对此进行阐述和解析。（详细报道请参见《财经》2017年第24期“专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人民币入篮SDR：对外开放进程的历史性进展”）。

　　上述银行行长表示，在小川行长任职期间，中国监管机构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有所提升，中国的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全球的影响力也在逐渐提高；此外，小川对国际货币、经济架构以及国际货币政策的准确了解也很有意义。

　　小川任央行行长期间，还有一件国际人事任命不得不提。

　　2011年7月，朱民在被任命为IMF副总裁，成为这一（IMF）具有七十多年历史的国际组织中，第一个进入管理层的中国人。

　　根据朱民后期采访回忆，当时任命这个事情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中国争取国际金融组织管理层背后，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话语权的博弈。而当时日本表示要继任，不愿让出副总裁名额。

　　当朱民自己都觉得通往IMF的大门即将关闭的时候，“小川行长当时就敏锐地察觉到，新兴经济向上发展的‘大势’不容忽视，‘事情还没有做完’是小川行长在关键时刻做出的判断。”朱民回忆说。

　　当时，小川的判断逻辑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中国首次对全世界经济增长新增部分的贡献超过50%。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正在悄然移向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

　　数月的沟通和博弈之后，IMF认同，中国加入IMF管理层是世界大势所需。朱民成为IMF总裁特别顾问。一年后，IMF迎来了首位中国籍的高管，朱民担任IMF副总裁。

　　朱民任职到期后，由央行副行长张涛担任IMF副总裁

　　学术立身

　　金融圈对小川的评价还有一个词语“专家、学者”，呈现在众人面前的小川有着浓厚的文化气息。和小川有正面接触的资深经济学家向《财经》记者表示，他个人的作风很不错，没有一点官僚气，和学者能够做很好的沟通，大家对他也很尊敬。

　　博士出身的小川非常尊重学者的建议，在他看来，经济学家（学者）是联系政策和市场的桥梁。

　　周小川曾表示，货币政策决策实际运用的模型是多变量、动态的，各变量及其滞后的变量间有复杂的交互关系。但多数人的思维方式和教科书描述传统通常是单变量的、语言型逻辑。因此央行在沟通中一直面临着两难：如果沟通过于简单，虽能保证公众理解，却无法反映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如果沟通过于技术、复杂，则只有少数经济学家和市场人士能理解。这种两难是每个央行在沟通过程中都面临的。

　　中国在经历了去年8•11汇改以来的市场波动后，全球都对中国央行的沟通提出了新的期待和要求。

　　周小川曾表示，中国央行的做法是强调对专家层的沟通，以维护信息传递尽可能准确，并通过专家向广大公众做分析、解释工作；同时，央行也会向公众提供简化版的沟通。

　　小川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留学美国。“小川行长的英语水平很好，出行很少带翻译，我们司局级随从就更不好意思带翻译了。”央行某司局级领导曾向《财经》记者坦言。

　　海外的留学经历使得小川非常看重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人才，2002年末上任央行行长之后，小川便开始注重吸纳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人才。

　　一批和小川有同样留学英美经历、熟悉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人开始受到重用。例如，2003年，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易纲被从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提升为货币政策司司长，2004年7月又被提升为行长助理，3年后升任副行长兼外管局局长，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

　　2004年5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张新，留美经济学博士李波和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国际金融学博士张涛，分别出任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副局长、条法司副司长和研究局副局长，三人目前已分别升任外管局副局长、货币政策司司长和IMF副总裁。

　　“小川在任期间，人行整体素质的提高，他（小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人行工作人员整个体系在中国各个部门中当属相当高，这也得到世界范围的认可。”上述经济学家坦言。

　　拥有开放的国际化视野的小川，比较愿意接受新事物。在其任职期间，中国央行很多研究成果都比较前瞻。以法定数字货币为例，在他的推动下，央行自2014年就成立了专门的数字货币研究团队，研究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已经在全球先行先试，区块链专利更是排名前列。

　　小川曾发表过数篇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文章，还曾两次获得孙志方经济学奖。国际上，也曾屡获殊荣。2009年，小川成为《外交政策》选出本年度100名思想者的第9名；2011年，《欧洲货币》授予小川年度全球最佳央行行长；2012年，在《彭博市场》评选全球金融50大最具影响力人物中，周小川榜上有名。

　　金融圈的人都喜欢称呼他为小川，这个名字似如一个金融时代的代表。从2002年到2017年，小川带领央行走过了15个春夏秋冬。

　　2017年两会，小川身穿一件棕色风衣从媒体围堵的通道走过，记者们高喊“小川行长说两句”，他笑着用手指朝记者摆了两个数字，一个是1，一个是0，组合个10字，意思是告诉媒体记者3月10日是新闻发布会。

　　幽默的手势似乎已经成为小川的专利，配上他一如既往的笑容给媒体留下很深的印象。随后在发布会上因戴了一块耐克运动表而被广大媒体关注，并被称为时尚运动达人。

　　小川也因身手非常敏捷，被媒体称为“最难追的部长”，不过，每一次与媒体相遇都没有官架子；每一次面对媒体提问，都是淡定、波澜不惊的面容，对很多媒体记者而言，他也是一位亲和、睿智的学者。

　　监管“分业”15年

　　小川出任央行行长第二年，银监会从央行分离出来。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形成了“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局面，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各管一块。三会管业务为主，而央行除管部分业务外，主要负责宏观调控和整体金融稳定。

　　分业监管格局会导致两种情况：第一，监管重叠，比如银行涉及证券业务（包括基金托管、债券承销、资产证券化等），要接受两个部门监管，需要两者充分协调；第二，监管真空，部分新式金融，处于完全没有人管的地步。某些混业而来的交叉业务，则需要两个监管主体的协调，经常协调不当，产生监管盲区。

　　2015年“股灾”之后，领导层、监管层开始反思分业监管格局存在的弊端；另一方面，央行协同“三会”开始在相关领域协同作战，加强穿透式监管。

　　2016年4月，全国范围内启动有关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专项整治，由央行牵头、十余个部委参与起草的相关文件得到国务院批复并引发了一场力度空前的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令前几年勃然兴起、亦乱象丛生的互联网金融业态发生了较大的变局，经过2016年到2017年的整治，互联网金融已经进入较为平稳、规范的状态。

　　此外，银行投资产品的不透明，使评估系统性杠杆率难以进行，为了降低经济的整体杠杆率，2017年1月央行已将理财产品纳入其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同时，在去年年初，央行又统筹了大资管统一监管文件草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在分业监管下，央行一方面要负责货币政策制定，另一方面又要监管，承担了较多的责任和义务。”上述经济学家表示。

　　此外，在小川任职15年间还有一个问题一直被市场提及，2002年小川出任央行行长，人民币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18.32万亿元，今年 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72.08万亿元，十五年间，货币供应量增加到接近原来的十倍。

　　因广义货币的快速增长，小川还有一个名字“人民币先生”。

　　对此，上述货币政策权威专家表示，中国央行并不具有国外央行那种层面的货币政策独立性，而要考虑方方面面的要求。

　　“另一方面，货币发行速度过去十多年是高是低，还有很多争议，这个问题还很难做出最后的结论，因为实际还没有完结，很多后果还看不清楚，难以判断。”上述专家补充说。

　　但无论如何，近几年通货膨胀控制的比较好，传统的货币政策各种衡量指标比较平稳，从这两点看，不能简单说货币超发；但是，另一方面，资产泡沫又是比较严重的，货币发行和资产泡沫之间的关联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小川几次三番示警经济过热，在众人大醉之前及时撤走酒杯，在他努力下，央行获得一定独立性，顶住巨大放水压力。”上述司局级人士说道。

　　2018年两会记者发布会上，小川针对中国的债务问题表示，债务增长较快的情况现在已经平稳下来，所以已经进入了稳杠杆的阶段，甚至说我们广义货币的增长已经低于名义GDP的增长，也就表明，在总量上进入了稳杠杆和逐步调降杠杆的阶段。

　　在小川任职央行行长期间，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一直都是探讨的热点话题。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采取多目标制，既包含价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等四大目标，也包含金融改革和开放、发展金融市场这两个动态目标。

　　一个实行单一目标制的央行是相对容易实现独立的。但如果一个央行是多目标的，可能就更难以超脱政治现实的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多目标就需要与其他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较多地协调、共事；另一方面，央行承担的宏观审慎和金融监管等职能，在权责上本身就比较敏感。

　　“任何人都在时代潮流中做自己的事情，发挥自己应有的贡献，经济都并非一直高速，也有一些回旋的地方，何况处在经济中的货币当局。”上述商业银行行长说。

　　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近些年来的货币政策拿捏之难，是显而易见的，虽有一些问题，但总体平稳，小川功不可没。

　　小川的下属则说：“长者之风，将长久为央行人怀念！”

责任编辑：孙剑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