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的经验与启示(2)

　　2004年9月，中央召开十六届四中全会，这是研究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会议。在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关于“两个趋向”的论断，就是“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研究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中央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这实际上是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提高到现阶段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在200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说，我为什么要在四中全会上讲趋向？因为从总体上看，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2005年，中央召开了十六届五中全会。十六届五中全会是关于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的会议。在这次会上，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社会主义新农村本身不是一个新的提法，五十年前就提了。但是每一次的内涵和目标、要求都不一样。这次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要求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定地推进新农村建设。

　　2006年秋天，中央召开了十六届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讨论构建和谐社会的，在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目标和任务中，将逐步扭转城乡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重要内容。这些目标实现了，最终受益的主要是农民，也就是进一步加快推进城乡统筹的步伐。

　　所以，回顾十六大以来，每一年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都在不断深化，每一年都在不断提出符合时代的新要求、符合农民愿望的新的理论成果。

　　到了十七大召开的时候，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统筹城乡，建设新农村，十七大讲了三句话。一是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什么叫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如何去走？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的。二是形成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的经济格局。这是很宏伟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落实第三句话，就是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这不能停留在口头上，也不能等财政有所节余的时候才去做，而是应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形成一个切切实实的重视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机制。

　　三、适应城乡统筹发展的农村新的政策体系正在形成

　　正是由于十六大以来党对“三农”工作的认识不断深化，并不断推出新的理论成果，这六年来，我们在农业政策方面也不断地推出了新的举措。

　　第一个新的大政策是全面取消农业税。2003年以前，体制上留给我们的重要财富是农村税费改革。十六大以后，新一届政府继续向前推进，从过去的“减轻、稳定、规范”转向了取消农业税。稳定就是说农业税还是有的，只不过是减少，从过去一千二三百亿减少到六七百亿左右。但是到了2003年，根据当时情况和农业、农村发展的要求以及国家的财力状况，开始转向取消农业税。2004年提出了最终取消农业税的目标，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在五年内实现这一目标，结果到2006年就全部取消了，最终只用了三年，这样农民总体上获益1350亿元。这是继承上一届政府还没有完成的改革，继续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