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讨论，从“大众”司机“单飞”之时，就已经开始。

　　2005年，首批“单飞”的“大众”司机们拿到了法院的民事调解书。大家聚餐，以示庆祝。代表们印好了一份调查表格，每十张订成一本，发到每张桌上，让每个人打勾：如果主管部门不允许完全个体运营，以后是希望托管，还是希望另组公司或者成立股份制公司？

　　你希望怎样？这个问题，被提到每一个司机的面前。调查结果，大部分司机(300名左右)同意接受托管。

　　事实上，在大众公司无法继续经营之后，客运管理处的想法是：将原“大众”旗下的几百部出租车，并入其他公司。但这一方向遭到了司机们的抵制。

　　而成立全员参股的股份制公司，是“大众”司机代表林华蔚提出的。“每辆车算一股，大家每月交纳的钱都集中起来，我们自己收购新的出租车。以当时的出租车价格，如果这么办的话，现在我们每个人的股权都值半辆车了。唉，机会已经过去了……”从大众“单飞”至今，郑州市出租车平均升值已近10万元。

　　全员参股搞不起来的原因，司机代表们心知肚明。事实上，当初脱离公司时热火朝天提出的计划，基本上都没实现。“选不出法定代表人。选代表来帮大家办事，那可以；要选个老板出来，就不行了。你也是司机，我也是司机，凭什么你坐上去，每月多拿1500元？这种想法每个人心头多多少少都有。现在要是外面派一个人进来，也许还镇得住；内部产生，不可能。”

　　司机中更加普遍的想法，是自己成立公司。有一次私下聊起时，银河公司司机代表老丁忍不住说：“兄弟，这个事情(自办公司)你就弄不成！”他用当地的一句俗语来说说明其中的道理：“谁变蝎子谁蜇人。”

　　大部分出租车平静地运行在城市的街道上。在“7·30事件”及客运管理处“55号文件”和“59号文件”之后，司机们的不满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安抚。“大众”司机们是普遍被羡慕的对象，但若提到自己干公司，更多的司机无奈地笑笑：“没人挑头儿”。

　　“可以的话，什么组织我们也不想要，就想自己开自己的车、自己赚自己的钱，真真正正地‘个体’一把。”一位年轻的司机说。

　　托管实施后，“大众”司机们安静下来。长达数年的诉讼，耗得他们心神俱疲，他们急于上路挣钱，关于“何去何从”的讨论，不再热烈。“五百司机中的三百多位，都觉得我们已经比其他司机好很多了。”一位司机代表说。原“大众”司机“单飞”后，其他公司给出了一万元钱的奖励吸引政策，在诉讼过程中，便有八十余部出租车转投其他公司。两年来，其他公司宁愿付出更高的价格、不断收进原“大众”出租车，又有几十辆车转投别家。

　　托管两年，现在的托管部账面上积累起几万元资金。不时有司机提出：“咱把那点钱分了吧……”

　　自己的组织？

　　“弄好了你是功臣，弄不好你就是千古罪人。”

　　2007年6月，司机代表赵建国将《给出租车行业领导的一封信》提交客运管理处，明确提出的三点建议之一，便是“建立有效的出租车司机协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