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企业外迁调查：成本上升带来转型之痛

　　□本报记者 汪令来 姚志德

　　去年年底以来，一股以珠三角加工贸易企业为主角的“企业外迁”传闻甚嚣尘上。

　　企业焦虑，专家发问，而政府也在积极地出面应对、澄清。

　　在资源告急、人民币升值、生产成本日益上涨的大背景下，珠三角企业到底有没有外迁？外迁有多严重？他们是“连根拔起”彻底迁出，还是扩张性外迁重新布局生产环节？

　　今天，本报特别推出大型报道《珠三角企业外迁真相调查》，以回答上述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来一路高歌猛进的珠三角制造，眼下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产业涅磐。

　　一方面，是一些鞋企关门、玩具厂歇业、塑料生产线远走他乡；另一方面，是世界500强不断入驻，越来越多的企业研发中心落户……本报记者近三个月来的调查表明，由于企业优胜劣汰加速，珠三角这一“世界工厂”，如今正面临产业转移、升级换代的痛苦转型。

　　企业优胜劣汰明显加速

　　仿佛是一夜之间，珠三角的产业转型成为全国乃至全球舆论的焦点。

　　话题从珠三角的一些企业关闭开始。最引人瞩目的，是东莞一家叫“常登”的鞋厂，鼎盛时期曾有数千名员工，但去年底却关门大吉。亚洲鞋业协会秘书长李鹏介绍，集中在珠三角的五六千家制鞋企业，目前已关闭或面临关闭的，至少有一两成。

　　成本上升被认为是此次“鞋企风波”的主因。东莞一位多年从事制鞋的企业家向记者分析：人工成本较六七年前上升了五成，原材料则上升了两三成，再加上欧盟的“反倾销”，很多企业无力再撑，或关闭，或选择迁往成本较低的湖南、江西。

　　不仅仅是鞋厂关闭。同样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家具、玩具、仪器仪表、塑料、服装等，也相继被爆出搬至内陆省区，甚至远走越南、柬埔寨。香港工业总会预计：珠三角数万港资工厂中，今年将有10%停产，“比率可能是20年来最高的”。

　　多位珠三角研究专家表示，一直存在于珠三角的企业优胜劣汰趋势，去年以来已明显加速。

　　“大量外迁”或言过其实

　　但也有不同的声音。

　　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东莞科创投资研究院院长林江就认为，被传闻关闭的相当一部分企业，只是由于成本上升暂时歇业，走不走，“企业其实仍在观望”。

　　统计数据更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对竞争激烈的珠三角来说，企业的生死存亡早已是一种常态。以东莞为例，1978年以来共批准3.3万家企业，但现仅存1万家，30年间平均每年有700家企业自然淘汰———按东莞市委常委、副市长江凌的说法，2007年东莞关停企业才900多家，“属正常现象”。

　　而广东省外经贸厅在深入珠三角调研后也认为，几个月来一度甚嚣尘上的“企业大量外迁”言过其实。调研显示，2007年广东搬迁外商投资和来料加工企业仅244家，而珠三角目前仅港企就达4.3万家。

　　首次认识到全球化残酷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年年有企业搬迁和关闭，为何此番却掀起如此轩然大波？

　　“珠三角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转型阵痛。”跟踪珠三角经济发展近20年的《经济前沿》主编封小云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在全球化浪潮中一直顺风顺水，但今天却第一次认识到全球化的残酷。

　　30年来，以欧美日及亚洲“四小龙”为雁阵的全球产业转移，至少经历了三波浪潮：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以服装、制鞋、玩具为代表的轻工业；90年代中期之后，以电子信息为代表的IT业；而2000年以后则是重化业。

　　由于区位、土地、劳动力等比较优势，珠三角顺利抓住了前两波产业转移，从而也实现了从桑基鱼塘到轻纺、从轻纺到IT的两次产业升级，由于各项资源的相对充裕，“旧的不去，新的照来”，珠三角几乎没体会到转型的任何痛苦。

　　“但这次转型却大大不同。”封小云分析说，劳动力成本上升，特别是重化产业所亟需的土地资源限制，让珠三角特别是深莞等核心工业区，已不可能再无门槛地接纳外来投资。

　　怎么办？腾笼换鸟。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

　　对作为投资高地的珠三角来说，走了麻雀，能否引来凤凰？对作为“世界工厂”的珠三角企业群来说，大量中小企业外迁，是否会中断产业链？而对这里数以万计的企业来说，如果外迁，几年后是否同样会遇到成本上升的问题？……

　　“在资源告急、人民币升值、新劳动法实施及环境、税收等各项外贸政策从紧的大背景下，所有这些压力、焦灼和选择就会交织在一起。”著名区域问题专家、广东省社科院科研处处长丁力认为，对珠三角和珠三角企业来说，这种叠加效应就构成了眼下的“转型阵痛”。

　　产业升级谋求重新定位

　　但浴火往往是凤凰重生的序曲。

　　记者在珠三角调研时发现，从全省到各地、从政府到企业，在产业升级中谋求重新定位，已渐渐形成同声合唱。

　　“合唱的基调，应该是科研创新和建立自己的品牌。”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副院长郭万达博士说，成功的先例，在珠三角本身就可以找到。

　　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就曾因为成本上升，遭遇第一波劳动密集型企业外迁，工业增加值一度出现负值。阵痛之后，深圳开始崛起华为、中兴、比亚迪和腾讯，而原先的华强北和上步等工业区，也摇身一变为中心商业区。

　　“向产业链上游做研发，向产业链下游做品牌。”丁力分析说，全球化生产，就是一直像候鸟一样，寻找生产成本最低的地区。过去，珠三角曾代表“成本优势”，在顺应全球化浪潮而得益；现在，当我们的成本也上升时，在认识到全球化残酷的同时，更要积累新的竞争优势。

　　转型，已是一种共识。广东省政府和香港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小组。在刚刚举行的全国“两会”期间，省长黄华华指向明确：做好加工贸易企业的转型和升级，首先就是要鼓励企业加大自主创新和科研力度，创造更多的自主品牌。

　　作为加工贸易企业集中区的东莞，当地政府发出“与我们一起转型成长”的呼吁，并从今年开始每年拿出10亿资金，支持企业发展研发和品牌，同时转攻内销市场。

　　事实上，珠三角已开始了这样的悄悄转型。比如跨国公司500强不断入驻，再比如越来越多的企业研发中心落户。有些地区甚至明确表示，要变“招商引资”为“招商引智”。

　　在深圳，号称全球“代工大王”的富士康，也祭出“科技富士康”口号，聘请5000名国际工程师做研发并推出自己的品牌。

　　而一直只有三家上市公司的东莞，由于发展内销市场，目前排队上市的企业达56家。更令人关注的是，2007年东莞企业内销税收首次超过100亿元。东莞市政研室副主任卢汉彪说，“对东莞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

　　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产业升级和转型，曾是日本、韩国和港台地区面临的难题。作为内地产业发展先行一步的珠三角，无可避免的“转型阵痛”，只不过来得更早一些。但更早，也意味着更大的挑战和机遇。

　　人们关注珠三角，人们祝福珠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