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犯罪＂裁定公布孟晚舟引渡战役继续_新浪财经

　　双重犯罪”裁决初步评判

　　——孟晚舟引渡博弈关键回合的法理解析

　　来源：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满运龙

　　2020年5月27日，周三，英属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女法官海瑟·霍尔姆斯在当地时间上午10点开庭，就当事人双方当前争议的焦点问题——美国的引渡请求是否满足“双重犯罪”标准——做出裁定，11时，裁定向外界公布：引渡请求达到“双重犯罪”标准。引渡进程迎来自2018 年底启动以来的第一个转折点：辩方该回合落败，不得不在孟晚舟继续被羁押的条件下进行下一步的抗辩。

　　接着笔者上周日（24号）的事前观察框架，这儿就法院裁决做一初步评判。

　　裁决是引渡司法审查的有机组成部分，评判裁决之前，有必要先简要论述司法审查的性质和标准。

　　一引渡司法审查的性质

　　就整体引渡程序看，现阶段处于夹在两个行政程序的司法审查期。引渡本身是行政部门根据国际条约实施的行政行为，加拿大司法部主导整个过程。然而，由于引渡涉及对个人人身自由的限制和强行递解，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英美普通法国家，基于普通法传统，凡由国家机关实施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措施（比如传讯、逮捕），必须由司法机关审查，签发“搜捕状”（warrant）。这一传统可以追溯至英国中世纪，13世纪的《大宪章》禁止国王不经正当司法程序随意抓捕臣民并定罪，此后经制定法和法院判例不断发展，成为英美法系国家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在不同司法区，分别有大同小异的程序规定，包括写入《美国宪法》的“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被刑事羁押者请求法院审查警方羁押，获取自由），均源于此。源于刑事追诉领域的司法审查，后来随着司法权力的不断扩张，逐渐扩大到刑事追诉领域之外的行政行为，并且在美国建国后的19世纪初进一步扩大到法院对立法机关行为的审查。人们熟知的“马伯利诉马迪逊案”（1803）正式确立了法院对立法、行政行为的违宪审查，把法院推到与行政、立法真正平起平坐的地位。

　　对于引渡的司法审查，本质上是这一传统在引渡领域的体现。由行政部门主导的引渡，在司法审查阶段，变成了一个与刑事程序类似的官司。这里说“类似”，不是相同，因为除了两者都围绕一个“刑事指控”展开之外，其他方面都大相径庭。首先，引渡司法审查没有“被告”，只有一位被外国政府根据条约要求引渡的所谓“逃犯”，但该人不是引渡司法审查的对象，换句话说，法院不是审判“逃犯”是否有罪（审判只有在引渡之后，由引渡请求国的法院进行），而是审查引渡请求是否满足法定条件；第二，主导引渡的行政部门（在加拿大是司法部）代表外国政府参加司法程序，负有证明引渡请求满足法定要求的责任，其相对方（辩方）虽然不是被告，但有权参与，说服法官引渡请求没有满足法定要求。最后，审理法官主持审查程序时，遵守专门的司法程序，不适用于常规民事或刑事审判的程序法、证据法等，比常规民事或刑事审判法官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在加拿大，规制引渡司法审查的主要法律是《引渡法》。鉴于引渡司法审查的有限目的（决定引渡请求是否满足法定要求），审查程序上对证据的要求远低于常规审判。检方需要向法庭提交案件档案（Record of the Case），包括检方掌握的主要证据。1999年以前，《引渡法》要求所有证据必须由提供方宣誓（法律后果是承担伪证责任），并且根据加拿大法律证据具有可采性。之后，《引渡法》修订，只要求证据由请求国官员认证（不承担伪证责任），说明证据会在日后的审判中使用，并满足请求国当地法律刑事起诉要求，或根据请求国当地法律收集，即可满足司法审查要求。

　　引渡司法审查中，辩方进行证据辩护的范围十分有限，无权要求检方披露所有证据，也无法利用证据法规定的各种排除规则，申请证据排除（比如，一般可被排除的传闻证据，不适用排除，可以使用），或者提出己方证据，对检方指控进行证伪。

　　二引渡司法审查的标准

　　引渡司法审查的独特性质的有限目的，也决定了审查法官进行司法审查适用的标准。

　　司法程序中，在不同阶段，有各种不同的标准，适用于参与各方的诉讼行为。当事人双方根据法律规定，在不同类型的诉讼中分别承担对于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比如，英美法国家在刑事诉讼领域，由检方承担案件事实证明责任，而且需要达到很高的标准，比如在美国称作“确信无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接近于完全确认）标准，远高于民事诉讼中一般由原告承担的“优势证据”（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高于50%）标准。

　　就法官来说，审查当事人的司法请求，或者是上诉法院审查下级法院的判决，也适用不同的标准。这些标准从低到高，松严有别。掌握具体案件法院对有关事项的审查标准，并据此制定诉讼策略，是诉讼律师的基本功课。

　　具体到引渡司法审查，根据加拿大《引渡法》和判例法，法官适用的标准，是假定引渡请求国对被引渡人的指控为真实，判断检方是否提出了“初步证据”（prima facie evidence）支持指控？

　　“初步证据”是一个较低的标准，只要求检方能够提供证据，该证据无须经过审查法院辨认是否真实、可信；法官“假定”在证据成立的情况下，检方的指控能否自圆其说，表明可能有指控的犯罪发生，就应该判定检方的引渡请求通过司法审查。根据判例法，审查法官不能因为“自己认为”指控证据不足，或“在将来的审判中可能败诉”，就拒绝通过审查。

　　规定较低审查标准的理由，一是因为审查不是审判，目的是确认检方指控是否可以初步成立，不是判定被引渡人是否犯罪，其后果不过是将被引渡人交给请求国的司法机关审判，在很大程度上与刑事追诉开始阶段警察向法院申请“搜捕状”类似，顶多是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允许检方立案侦查；第二，是效率因素，如果审查法院适用更高标准，势必要求法院对证据进行实质审查，允许当事双方就证据和事实展开对抗式辩论；如此，司法审查就变成审判，旷日持久，使本来就费时费力的引渡变得遥遥无期。

　　同时，审查法官在对具体问题上适用的标准，经常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特别是在过去判例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上，如果双方立场各有千秋，伯仲之间，答案并非黑白分明的时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会空间更大一些。本案目前审查的“双重犯罪“问题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三本案裁决简评

　　刚刚得到消息，高等法院裁决发布，霍尔姆斯法官认定“双重犯罪”存在。

　　待认定书发布之后，再对内容进行详尽分析。裁定书的一句核心内容是，“美国伊朗禁令，作为审查指控的行为的背景，可以在双重犯罪分析中发挥适当作用。”看来，法官在伊朗禁令的作用问题上，基本接受了检方的立场。

　　这一结果基本印证了周日分析的趋势。

　　就作出裁定的霍尔姆斯法官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然而完全可以驾驭的任务。霍尔姆斯法官从事法律职业40余年，早期在检察部门任检察官，2011年以后任法官，目前担任高等法院副首席法官（Associate Chief Justice）（高等法院共有92位法官，其中一位首席法官（Chief Justice），一位副首席法官）。职业经验十分丰富，特别熟悉刑事司法，曾经处理过多起颇具争议、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从阅历、专业能力角度，完全胜任本案司法审查重任。

　　辩方可以就裁定向省上诉法院提出专门上诉，同时在高等法院就其他辩护理由展开辩护。

　　引渡司法审查继续。遗憾的是，孟晚舟目前无法获得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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