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记者问林老板，有没有考虑走出低端化生存，增加企业的研发能力，推出高端产品时，林老板有点无奈地笑着说：“现在我们还没有这个能力，我们要走这一步，但事前要规划好，也许过几年我们会加大独立研发并向高端靠拢。”

　　但现在的问题是，林老板自己也不知道，到那时，自己的企业是否还活着。

　　转移？还是没人挽留的告别？

　　战略转移也好，产业升级也好，是否是市场行为主要是看靠价格调节还是行政调节，但事实上，这两种手段在广东是分不清的。

　　1987年，熊永其来到深圳创办金属制品公司，一开始只有60人的规模，到后来最高峰的时候，他的宏利达金属制品厂规模达到了8000人。

　　“以前我们在深圳做生意，按规定要缴纳17%的税，但一般最后优惠下来只需要交5%—8%，现在不行了，得交12%。”与东莞很多依靠出口的金属制品厂一样，国内外的用工环境和政策波动让宏利达的利润逐年稀薄。最终熊永其决定将工作迁移到自己的祖籍所在地——云浮市下辖的县级市罗定。

　　2003年，熊永其与罗定正式签订落户合同，并于2004年开始投产。企业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进入大规模投产阶段。按照熊永其的估计，今年的出口额将超过2000万美元。目前罗定工厂员工数大约3000人左右，熊永其表示，他计划2年内将企业员工数增加到2万人左右。

　　从2003年开始，宏利达一点点往云浮搬迁。搬迁最大的困难就是员工的安置问题。很多工人并不愿意随宏利达搬迁到地处山区的罗定市，自愿接受遣散。但很多工人在1987年公司创办时就入厂工作，要遣散这批人需要一大笔费用，而且随着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这种遣散的补偿费用越来越高。

　　“我们很多员工在工厂都待满了10年时间，他们的工资都在2000元以上，收入过万元的中高层管理者大有人在。”熊永其说，“如果政府要求我们赔偿20个月的工资，那我们很多老员工将获得20万元的遣散费，普通员工也得4万元。”

　　被迫无奈的熊永其甚至想到过与其他企业一样，抢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大量遣散员工。但一个现实问题又摆在面前——突然性的大量裁工将造成生产脱节，而且在宏利达罗定工厂培养起大量熟练工人之前，熊永其必须继续依靠深圳工厂的开工来维持公司运作所需的资金。

　　“我们将一条流水线搬到云浮，各种成本加起来要10多万元，而光盖一个厂房就需要1亿元左右。我算过了，等全部投资完成，大概需要5亿元。”熊永其说。

　　熊永其表示，自己选择落户罗定的理由很简单。一方面，自己祖籍罗定，人际关系比较好沟通；另一方面，深圳的客商太多，政府在服务上“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在罗定，很小的事情都能够获得政府的帮助。这让在深圳“受气”的熊永其感到很欣慰。

　　“我的感觉是，深圳市政府对我们这类企业的态度是要走就走，从来没有过什么挽留。我们的工厂在深圳松岗镇是个不小的企业了，政府尚且这样对我们，更别说比我们小的工厂了。”熊永其说，深圳的整个投资环境对于加工贸易型企业来说已经越来越不利，这是他决定“内撤”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