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55岁生日还有半个月的徽商集团原董事长,曾被称为“擎起新徽商大旗”的蔡文龙日前正被安徽巢湖市检察院立案调查并提起公诉。蔡文龙被以四宗罪提起公诉。包括涉嫌贪污1400余万元、受贿300余万元、挪用公款2300万元以及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并造成3.35多亿元损失。 [全文] [评论] [最新报道] >>查看全部财经人物志
安徽检察院就蔡文龙案提起公诉
   蔡文龙在任徽商集团董事长期间,于2001年初,擅自决定徽商集团大规模投资证券市场,参与股票炒作。在随后的股票炒作中,蔡文龙未经董事会批准,又擅自决定增加资金投入和解除同邦公司提供质押的“江苏索普”股票,导致徽商集团此次委托理财最终亏损1.553亿元。
     自2001年起,蔡文龙未经主管部门和董事会批准,擅自决定徽商集团大规模投资期货交易,在徽商集团内部调用大量资金先后在安徽、上海、云南等多家期货经纪公司进行铜、大豆、豆粕等期货交易。截至2006年底,徽商集团累计亏损1.799亿元。 [全文]
安徽省徽商集团简介

  2002年7月,徽商集团与原安徽商务厅所属12家企业合并重组,成为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中第一个由政府推动组建的既经营生产资料又经营生活资料的大型流通企业集团。
     徽商集团目前经营的品种主要有钢材、化工、煤炭、机电产品、农资产品、食品、百货、家电、房地产等,营业网点遍布上海、天津、武汉、深圳、西安、郑州等大中城市和安徽省内50多个市县,商品采购和销售覆盖香港、日本、沙特、韩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智利、阿根廷、南非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徽商集团2005年销售总额达到200亿元,利税总额2.8亿元。

蔡文龙其人

    蔡文龙曾被称为“新徽商代表人物”。
    于1996年担任安徽省属安兴联合总公司董事长,1998年开始担任安徽省物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安徽省物资局)董事长、党组书记。2000年6月,安徽省物资集团更名为安徽省徽商集团有限公司。2002年7月,徽商集团与原安徽省商务厅所属12家企业合并重组。2007年1月,蔡文龙从徽商集团董事长调任安徽省商务厅副厅长,分管市场运行调节、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

策划:古井腐败窝案

      在古井腐败窝案的核心人物身上,传奇色彩与悲剧色彩并存,也折射出国企高管在国有财产监护者和商人追逐利益的“双重角色”下,晚节难保,同时凸显出从“国企掌门人”沦为“监守自盗者”过程中的主观党性淡薄和客观监督机制的缺位。 [全文][策划]

小调查

1、徽商集团蔡文龙挪用公款炒股炒期货亏3.35亿,你认为主管部门是否有监管漏洞?

没有
不好说

2、你怎么看徽商集团的发展前景?
看好
不看好
不好说

 徽商原董事长投机陷囹圄
蔡文龙挪用公款炒股炒期货亏3.35亿
  离55岁生日还有半个月的徽商集团原董事长,曾被称为“擎起新徽商大旗”的蔡文龙日前正被安徽巢湖市检察院立案调查并提起公诉。
     蔡文龙被以四宗罪提起公诉。包括涉嫌贪污1400余万元、受贿300余万元、挪用公款2300万元以及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并造成3.35多亿元损失。
     指控称,在经营、管理国有财产中,蔡文龙违反规定,擅自决定投入巨资炒作股票和期货,造成3.35多亿元的巨额亏损。
      自2001年起,蔡文龙未经主管部门和董事会批准,擅自决定徽商集团大规模投资期货交易,在徽商集团内部调用大量资金先后在安徽、上海、云南等多家期货经纪公司进行铜、大豆、豆粕等期货交易。截至2006年底,徽商集团累计亏损1.799亿元。 [全文]
徽商集团原董事长蔡文龙被控四宗罪
   安徽徽商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蔡文龙因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总金额折合人民币4000多万元,滥用职权造成3.35亿余元的巨额亏损,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日前被巢湖市检察院以涉嫌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指控,蔡文龙在担任安徽世益经营开发公司总经理、安徽安兴联合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安徽省物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徽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欺骗、截留、将其个人投资损失转嫁给国有公司等手段,单独或伙同他人非法侵吞公款人民币1419万余元;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255.5万元人民币、3.6万美元、2.4万英镑、港币2万元及价值人民币1.75万元的翡翠挂件一枚;单独或与他人共同挪用公款共计2300万元进行营利活动。 [全文]
蔡文龙从“国企业掌门人”沦为“监守自盗者”
  国企掌门人的倒下,近年来在安徽的一些大型国企中时有发生,王效金并非个例。已经被判死缓的安徽双轮集团原董事长刘俊卿、即将被移送法院起诉的安徽省徽商集团原董事长蔡文龙等国企掌门人均属此类。
    国企高管到了中老年,党性信念动摇,角色意识模糊,是促使其从“国企掌权人”堕落为“监守自盗者”的主观原因。在客观上,国有企业原有体制和相关监督机制不健全,没有充分协调好企业高管人员的“双重角色”问题,即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社会责任、政治责任与商人追逐利益、实现自身价值的矛盾无法调和。 [全文]
 新徽商代表昨日辉煌 今朝晚节不保
蔡文龙曾经辉煌 打造大型流通企业集团
   蔡文龙曾被业内称为“新徽商代表人物”。他从大队书记开始平步青云,1996年担任安徽省属安兴联合总公司董事长,1998年开始担任安徽省物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安徽省物资局)董事长、党组书记。2000年6月,安徽省物资集团更名为安徽省徽商集团有限公司。2002年7月,徽商集团与原安徽省商务厅所属12家企业合并重组,成为全国各省份中第一个由政府推动组建的既经营生产资料又经营生活资料的大型流通企业集团。
     作为新“徽商”代表人物的蔡文龙,也曾有过辉煌的商业成就。十年前国内各地方物资系统纷纷衰落之际,蔡文龙接手的安徽省物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净亏2400多万元,14家直属企业资不抵债,2000年重组为徽商集团的当年赢利已有5000万元。且蔡文龙在探索现代物流模式中于2003年创立“准期货”的安徽钢材中心批发市场,成为日后遍地开花的钢材中远期电子交易市场的样板。 [全文]
沦陷从炒股炒期货开始
  蔡文龙在任徽商集团董事长期间,于2001年初,擅自决定徽商集团大规模投资证券市场,参与股票炒作。在随后的股票炒作中,蔡文龙未经董事会批准,又擅自决定增加资金投入和解除同邦公司提供质押的“江苏索普”股票,导致徽商集团此次委托理财最终亏损1.553亿元。
     自2001年起,蔡文龙未经主管部门和董事会批准,擅自决定徽商集团大规模投资期货交易,在徽商集团内部调用大量资金先后在安徽、上海、云南等多家期货经纪公司进行铜、大豆、豆粕等期货交易。截至2006年底,徽商集团累计亏损1.799亿元。[全文]
移花接木“转嫁”债务
  2001年4月,徽商集团基金管理处副处长周小莹根据时任徽商集团董事长蔡文龙的要求,为蔡在原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宿州路证券营业部以“段庆义”的名义开设了一个股票交易账户。开户后,蔡先后向该账户投入资金20.9余万元,并由周小莹向该营业部透支50万元,陆续购买“江苏索普”股票33900股,后亏损的26余万元,蔡文龙利用职务之便将亏损转嫁给了徽商集团。
    2004年初,蔡文龙决定由徽商集团下属的华物期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交易账户供徽商集团炒作期铜。2004年4月,蔡文龙决定其个人跟着集团公司大盘炒作期铜。至2005年3月,亏损严重,蔡决定全部平仓,共计亏损836.9余万元,其后蔡文龙将亏损的全部转嫁给了徽商集团。
与“安徽最大贪污案”千丝万缕
  被媒体誉为“安徽最大贪污案”的原安徽省安兴联合总公司副总经理、安徽安兴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秀英涉嫌贪污、挪用公款、受贿案开审。记者从对张秀英的指控中可以看出,张秀英无论是挪用公款还是贪污公款,均与原来的上司蔡文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96年1月,蔡文龙调任安兴联合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后不久,安徽世益经营开发公司交并给安兴联合总公司管理。在资产清理交接中,海南世益经营开发公司法人代表张秀英私自隐瞒截留了海南世益公司的一块土地,尚未变更权属…[全文]
 国企监管失灵触目惊心
国企老总挥霍优质资产
   多年来我国已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完备的现代企业制度,但江西“建材案”、古井贡窝案等表明,在权力和利益面前,这些规章制度随时面临失效危险。
   决策、制衡机构形同虚设,企业在按“家长制”运作。企业干部职工说“一切得看杨石根脸色行事”。触目惊心的江西“建材案”,暴露了杨石根等人极度膨胀的个人贪欲。但这样一个涉案金额高、范围广、人员多的涉嫌犯罪团伙能在光天化日下长期泛滥,更暴露出一些地方国企监管制度和机构失灵。
   公司上市后,虽然搭起了法人治理框架,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等一个不缺;作为国有控股企业,党委、纪检、审计、法务等机构也一应俱全。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些决策、制衡机构形同虚设,企业仍在按“家长制”运作。 [全文]
国资委出台新规 望强力监管奏效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对某些央企炒股现象表示担忧,称将对这一现象严格监管。
    “有的央企炒股,赢利是个人的,亏损就是公司的。”对于某些央企炒股的现象,李荣融很不满意。他认为,股市离开真实价值后的虚高现象就是泡沫现象,而这个泡沫被挤破后,炒股的央企会受损,对于普通的股民也是巨大的损失。
    李荣融透露,为防范这些风险,目前国资委已经和证监会对于央企炒股的监控进行过沟通,会对这类现象作严格监管。
    李荣融要求各企业真正做到经营者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不断完善企业内部竞争和激励约束机制。李荣融表示,现在的国企改革是把职工赶进了市场,“而领导在岸上看”。但领导和职工必须有一样的激励约束,不能只要求职工进市场,国企领导“也得下水”,也要能进能出。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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