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堂故事

　　-本报记者黄茂军北京报道

　　同仁堂受到社会的尊敬显然不是近几年的事。这间比美国历史还长107年的百年老店，在其334年的历史中一直都在小心呵护着自己的金字招牌，所谓“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堂训，完整地将它的这点诚惶诚恐绵延下来，其济世养生、取利于义的经营理念，不仅体现出中国儒商文化的精髓，也同样暗合现代经济学的文脉。

　　(一)

　　“我们的61家药店供应着全北京近一半的药量。”

　　梅群先生说的是今年4、5月间的同仁堂。在那些日子里，同仁堂一共卖出了抗非典中药300万服，满足了100万余人次的用药需求。

　　“198万服的饮片药方，100多万瓶的代煎液，市场需求量10倍于日常供应量，自4月13日起我们的两条国公酒生产线改成‘抗非典方’代煎液生产线，第一天生产的2万瓶代煎液不到4个小时就被抢购一空，其后这两条生产线每天的供应量达10万瓶……”事隔百日，梅先生说出这一串数字时表情依然不轻松。

　　按说此时的总经理先生应该心情不错。

　　刚刚公布的北京同仁堂集团2003年上半年经营状况显示：尽管非典疫情对同仁堂的业务特别是销售工作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截至今年的6月30日，同仁堂的总销售额达到2.27亿，出口创汇845万美元，实现利润1.32亿，比去年同期增长37.7%……面对这样一份中报，梅群先生承认心感安慰。

　　“我们在对得起社会的同时，也对得起我们的股东。”

　　两个月前，新华社的一则消息援引同仁堂集团宣传部部长金永年先生的话说，抗击非典过程中，同仁堂每卖出一服“抗非典方”就亏损2元钱，仅此一项该企业就报亏600万。“政府发布了限价令，规定每服药只能卖9元；可是药材的采购价格却数倍地疯涨，过去1公斤金银花价格不会超过40元，非典期间却达到300元／公斤的价位。”据说当时不少实力不济的药店纷纷放弃销售“抗非典方”，而同仁堂的决策层却告勉自己的员工说：300年来我们信奉“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企业宗旨，国家有难之际也是我们回报社会之时。

　　可能是为了突显同仁堂在非典时期的贡献，媒体多将报道的兴奋点落在“赔600万回报社会”上，却忽略了“当销售量呈几何数字增长时对同仁堂还意味着什么”这样一个事实？同仁堂的一位高层主管说：我们及时跟进市场的需求，调整产品结构，加大了抗病毒类药品如板蓝根冲剂、清湿解毒丸、清热解毒口服药等的生产量，仅今年前4个月，板蓝根冲剂的生产量就相当于过去两年的总和。

　　有媒体因此评论说，百年老字号是先谋势，再谋利。

　　稍微了解一点同仁堂的历史我们就会知道，类似的行为这不是第一次——看来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其实商家逐利，天经地义，而类似同仁堂这样讲究逐利有道，却并非一般的企业所能做到的，同仁堂的经营理念和商业信誉是建立在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尤其是以“仁”为核心的哲学基础之上的。

　　今年7月号《中国国家地理》的封面是一尊铸于公元1027年的刻有针灸穴位的铜人，金永年先生说：这是我们同仁堂的镇堂之宝。据其介绍，这尊铜人原是同仁堂的创始人乐氏家族的传世珍宝，1669年，同仁堂的肇始之祖乐显扬先生在拟定店名时，正是取“铜人”的谐音定“同仁”二字——实际上“同仁”一词源于《易经》，有无论亲疏远近均一视同仁的和爱思想意蕴其间。

　　从一开始，“同仁”二字就确定了这间企业“济世养生”、“诚实无欺”和“货真价实”等立命安身的行为规范，当这些规范如基因存在于不同时代的同仁堂及其员工中时，这间企业在百姓心目中几乎成为中药的代名词就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了。

　　(二)

　　同仁堂有一味叫“紫雪丹”的药。

　　按史料记载，制造紫雪丹的古配方要求使用“金锅银铲”煎制，对于这一苛刻的要求，多数医家都是睁只眼闭只眼，因为在炮制紫雪丹的过程中就是免了“金锅银铲”这道工序也无人知晓。但同仁堂没有忘记创始人的家训，那就是堂上高悬的“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上世纪初，乐氏家族曾经为制造紫雪丹发动各房将金银首饰拿出来，放入锅内与药同煮，使金银元素在药中发挥作用，确保了古方紫雪丹的制药质量，此事已成流传百年的一段佳话。

　　在手工作坊时代，药品全靠手工生产，如果少了一味药材或拿错了一味药，多一分少一厘，有不洁之物掉进炼药锅里，或者操作上少了一道工序，或者没有严格按规定程序去做，患者服用时也不可能有所察觉……俗话说：丸散膏丹，神仙难辨。

　　同仁堂是怎样确保药品质量的呢？

　　“靠同仁堂人的天职，靠同仁堂人的责任感。”

　　一位同仁堂的老职工回忆说，同仁堂炒炙药材，规定操作人员必须时刻守候在锅边，细心观察火候，不时翻动药料……有一次他装料入锅后暂时离开了一会儿，被老师傅发现，老师傅大发雷霆：“象你这么干，非砸了同仁堂的牌子不可。”从此以后的几十年里，这位老员工再也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在生产药品和保证质量之间的各个环节上，由传统而生的同仁堂天职像一双巨大的无形之手，不仅约束着员工们凭天良干活，认真、一丝不苟，而且培养了同仁堂人良好的职业素质。

　　在这间百年老店，我们可以从很多细微处感觉到它对历史传承的重视，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它都确切无疑的是一家拥有上市公司的现代企业，从其员工的言谈举止间，那份对自己企业昨天的尊敬，真的很让外面的参观者感动。

　　走进任何一家同仁堂药店，我们都能注意到同仁堂抓方的柜台有里外两层：调剂员在里层柜台里边抓药，等着拿药的顾客在外层柜台等候，两层柜台中间，是富有经验的老药师进行复核，这些老药师从里层柜台上拿过已抓好的药，与药方逐一核对，确认无误后才将药包好，放到外层柜台上交给顾客——这种一张方倒两遍手的做法，据说很好地避免了因抓错药而产生的事故。

　　(三)

　　乐显扬先生对医药与社会的关系显然有自己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可以养生、可以济世者，惟医药为最”，所以同仁堂创办伊始，就有了自己的制药原则：“古方无不效之理，因修合未工，品位不正，故不能应症耳。”意思就是不是先人留给后人的药方不对，而是今人在炮制药剂的过程中下料不够精益求精——这种在原材料和炮制工艺上的讲究、甚至苛求，应该是同仁堂声誉鹊起300余年的磐石之基。

　　中医历来讲究药材的来路，所谓“道地药材”是指特定的地域所产的药材具有独特的药效，比如一般的中国百姓都知道的长白山的人参、宁夏的枸杞、四川的黄连等等，这其实就是药材中的名牌。从古到今，但凡正规的中药店，都会派人到特定的地区去采购药材，同仁堂也不例外。

　　但这种“不例外”正遭遇前所未有的麻烦。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同仁堂集团董事长殷顺海先生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中承认：目前中药行业面临着一定的困境，首先就是那些不可再生的中药资源严重匮乏。

　　此前有媒体披露说：近年来，道地药材的野生资源在大量无度的采集下正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有的已经濒临枯竭，《中国植物红皮书》收载濒危植物388种，其中77种是较为典型的中药材，而其中一种名为降香黄檀的植物现仅存两株母树。与此同时，随着环保意识的加强与提高，动物源性药材的来源也日益减少，比如虎骨、麝香等，国家已明文禁止药品企业使用这两种药材。

　　这还不是全部。曾经有一段时间，由中国出口的中药在海外市场败走麦城，因为产品中农药残留和重金属含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超标——这和目前中国很多地方环境污染有关，大量工业废气、废水和废渣的超标排放，使养植中药材的土壤发生本质性的恶化；那些有矿物质成分的中成药，曾经引发过海外媒体“含有朱砂和雄黄的中药有毒”的报道，而在一丸传统的牛黄清心丸中，的确存在铜、汞、铅、砷、锡、锑、铬、镉8种重金属。

　　2002年9月，同仁堂集团宣布其麾下的两家上市公司分别在吉林、河北、山西、湖北、山东、浙江和安徽建立了七大中药材种植基地。同仁堂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同仁堂建立自己的药材基地的初衷和近期目标，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原料药的品质。据了解，同仁堂的七大基地全部建立在远离生活区和工业污染源的地方，在种植的过程中，严格控制农药的使用，这不仅保证了同仁堂自产药品的质量，而且将来还可以大量出口。

　　另外，有知情人士透露，同仁堂将在北京昌平建立养鹿基地。专家说，麝和鹿同属鹿科动物，生活习性相近，养鹿成功能保证原来用麝香的传统药能持续生产下去。

　　可以看出来，同仁堂在努力保证自己产品的原材料道地的同时，也在承担一个现代企业对环境保护应负的责任，用梅群总经理的话说，就是“不愿成为破坏环境的罪人……不然我们得不到社会真正的尊敬。”梅先生介绍说，除了建立药材种植基地，寻找麝香、虎骨、犀角、甘草等传统中药的替代品之外，同仁堂正在组织科研力量，利用分子生物技术从矿物药物中找出真正发挥药效的成分，去除重金属，以消除海外市场对含有重金属成分药物的疑虑。

　　现在的问题是，采取以上举措后是否能够保证药材的道地性呢？

　　梅先生强调说：道地药材是在长期的生产和用药实践中形成的，但是并非一成不变，环境条件和人为施加的影响至关重要，比如三七，原产广西，但人们在云南种植之后发现质量更佳，云南因此成为三七新的道地产区——所以中药的道地性其实反映的是中药的优良品种和适宜生长的环境。

　　中药先贤们之所以那么强调药材的道地性，重要原因是受时代的局限，对一些药性原理只有感性的认识，难有理性分析，他们只能通过对产地的严格规定来保障药效；而今天我们的认识手段足以支持我们找出药材中真正发挥药效的成分，过于强调道地性，倒是一种食古不化了。

　　(四)

　　刘海若的不幸使同仁堂在海外的知名度更加大噪。

　　前段时间有媒体披露，凤凰卫视女主播刘海若女士在服用了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后逐渐恢复大脑意识，使得同仁堂在本来就对中药极为信赖的海外华人中美誉如潮，不少人都通过各种途径了解或购买同仁堂的药，据说，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台湾市面上的安宫牛黄丸被抢购一空，目前该药在台湾的黑市价格已经炒到了一丸要新台币1000元以上。在海外，“同仁堂就是中药，中药就是同仁堂”是一种毫不夸张的说法，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药商，梦寐以求的就是能借同仁堂的招牌开拓市场。

　　去年8月30日，同仁堂在海外开办的第10家分店在吉隆坡开业，当时出席剪彩仪式的梅群先生致辞说：同仁堂的海外发展战略是“站稳亚洲，迈向欧洲，开辟大洋洲”——这基本上是一张中国中医药在海外被认知与认同的路线图。

　　据统计，香港约有60%的人使用中医药进行保健与治疗，市面上出售的中药材约2000种，其中90%是从内地输入，中成药有3300种，其中75%由内地输入，年输入中药总金额近2亿美元；新加坡每年从中国进口中药材约2万吨，价值超过7000万美元；马来西亚每年进口中药材0.8万吨，价值约3000万美元；泰国每年约需价值5000万美元的中药材；在日本，汉方药已经纳入其医疗保险体系，约有70%的日本医生开汉方药，其境内现有汉方药厂20余家，可生产903个品种的中成药，年销售额约15亿美元，与此同时，它还每年从中国进口1.26亿美元的中药；韩国现有中药厂80个，估计可生产10亿美元以上的中成药，而且，这个国家每年要从中国进口5000万美元的中药。

　　德国是使用植物药最多的欧共体国家，草药年销售额在30亿美元的水平，每年从中国进口2600万美元的中药；法国也将植物药纳入医疗保险体系，年销售额约16亿美元，占欧共体总销售额的29%；在英国，仅伦敦市就有近1000家中药店，店内都有中医师坐堂应诊，该国每年从中国进口中药约1050万美元；美国《预防》杂志最近的调查结果显示，大约有6000万的美国人服用过中药，现在全美有各种中药店和含中药的保健品店12000多家，年销售额20多亿美元。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当前，全世界60多亿的人口中，大约有80%的人使用了天然医药。有人因此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传统医药得以全面复兴与发展的时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身为中国中药生产、销售龙头企业的同仁堂没有一点图谋是不可能的。

　　梅群先生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提到了机遇和挑战。

　　中国加入WTO后，经济全球化给同仁堂拓宽了发展空间，世界各地对植物药的需求，提供了潜在的消费群体。当今世界医学观念日益更新，医学思潮趋向回归自然，人们基于对化学药品毒副作用的认识和保健养生的渴望，纷纷青睐于天然药物、天然保健品和传统药物、传统疗法，中药资源及同仁堂因此将获得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

　　申奥成功为同仁堂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商机，北京市政府已将生物工程和医药作为支柱产业，为同仁堂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持和外部环境；已经初步建立的现代企业机制为同仁堂提供了依法治企的法律保证；同仁堂已经在消费者中树立了良好的诚信形象，其文化受到社会的认可与尊敬；商业网点的迅速建立，海内外销售网络的逐步形成，使同仁堂的销售能力得以进一步加强。

　　至于挑战有三：一是中国加入WTO加剧了市场的竞争，国内同类企业进行优势整合打造大集团，国外企业依靠高科技的优势生产近似中药的植物药；二是投资主体多元化尚未形成，“一股独大”的状况急需改变；三是实现中药现代化，特别是目前中药产品的科技含量问题急需解决，有资料显示，中药现代水平的低下已成为中药进入国际市场的主要制约因素。

　　同仁堂大事记

　　1669年(清康熙八年)，乐显扬创办同仁堂药室。

　　1702年，乐凤鸣将药铺迁至前门大栅栏路南。

　　1706年，乐凤鸣完成了《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一书，该书序言明确提出“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不敢减物力”的训条，成为历代同仁堂人的制药原则。

　　1723年(清雍正元年)，由皇帝钦定同仁堂供奉清宫御药房用药，独办官药，历经八代皇帝，达188年之久。

　　1948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接任同仁堂经理。

　　1954年，同仁堂率先实行了公私合营。

　　1955年，同仁堂经理乐松生在中南海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同年被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并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历任全国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

　　1956年，乐松生经理代表北京工商界在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递交北京市私营企业全面实行公私合营的喜报。

　　1957年，同仁堂中药提炼厂正式成立，开创中药西制的先河。

　　1979年，同仁堂厂、店、牌号得以恢复。

　　1985年，北京市政府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同仁堂成立315周年庆祝大会。

　　1989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认定“同仁堂”为驰名商标，受到国家特别保护，“同仁堂”商标还是中国第一个申请马德里国际注册的商标，大陆第一个在台湾申请注册的商标。

　　1991年，同仁堂制药厂晋升为国家一级企业。

　　1992年，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组建成立。

　　1997年，国务院确定20家大型企业集团为现代化企业制度试点单位，同仁堂作为全国惟一一家中医药企业名列其中。

　　1997年，由集团公司六家绩优企业组建成立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7月，同仁堂股票在上证所上市。

　　1997年，集团公司所属企业八条主要生产线通过澳大利亚GPA认证，为同仁堂产品进一步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1999年，同仁堂发展委员会成立。委员会的宗旨是：立足全国、面向世界、着眼未来，提高同仁堂产品的科技含量，为同仁堂在21世纪的腾飞提供拥有知识产权的“重磅产品”。

　　2000年，同仁堂大厦落成。

　　2000年，成立了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同年10月在香港创业板上市，实现了国内首家A股分拆成功上市。

　　2001年，北京同仁堂崇文中医医院揭牌，标志着同仁堂在实现中医中药有机结合方面，正在进行有益探索。

　　2001年，由北京市政府授权的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揭牌。这标志着同仁堂实现了规范化的公司制的转变，也是体制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如今，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境内外两个上市公司、海内外80多家分店、十几条符合国家GMP标准的生产线、总资产近50亿元的企业。近年来，同仁堂充分发挥品牌优势，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改革创新，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均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长。2002年各项指标再创历史最好水平，销售收入达到40亿元，实现利润超过2亿元，出口创汇一千四百多万美元，企业实现了良性循环。

　　2002年，同仁堂集团被国家工业经济联合会和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推荐为最具冲击世界名牌的16家企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