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泽奇
在人们讨论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布劳-邓肯模型。1967年，布劳(Peter M. Blau)和邓肯(Oliver D. Duncan)合作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美国人的职业结构》(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在这本书中，两位出色的社会学家讨论了社会成员是如何获得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在分析中他们使用了个人的教育、成就动机、父亲的
收入和教育背景等变量，认为主要是这些变量影响了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换句话说，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地位获得取决于两类因素，即家庭环境和个人的努力。
另一个与之相关的、讨论社会结构的重要视角就是直接考察社会资源的分配机制。赖特(Erick O. Wright)在1994年出版的《询问不平等》(Interrogating Inequality)一书中提出，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取决于绝对资源和相对资源的分配状态和分配过程绝对资源如有形资产相对资源如社会地位和权力。运用这两组变量的交叉，赖特建构了四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四种类型都将不平等归结为社会资源分配的基本关系，这就是剥夺-被剥夺关系。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稍有差异的是，在这些新马克思学术理论中，剥夺-被剥夺关系不仅限于劳力的买卖，也包括其它社会资源，任何资源分配关系都可以用剥夺-被剥夺关系来进行解释。简单地说，社会成员的地位获得取决于社会资源分配本身，而与社会成员没有什么关系。
两种视角虽然分别着眼于与社会结构相关的不同维度，而且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美国社会乃至西方社会的结构机制，但是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却都有重要的缺陷。我在拙作《中国大陆社会分层状况的变化》中曾经指出，在西方社会学家讨论社会分层的时候，他们有三个重要的隐含前提条件，即所有的社会结构变动都是建立在法理统治、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对他们而言，这三个条件是常量，不是变量。他们首先假定了这三个条件不变，然后才来探讨其他因素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布劳-邓肯模型和赖特模型能够较好地解释西方社会的结构机制。
与之相反，在近代中国，这三个在西方人看来是常量的条件恰恰是变量，因此，在讨论中国社会结构的时候，如果我们直接采用他们的模型，我们就会夸大一些要素如个人努力的作用，同时也会忽视一些重要的变量如意识形态。因此，我认为，在讨论近百年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宏观社会形态转型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根据我的研究，我甚至认为，社会形态转型对结构变化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任何变量，体制变迁既是社会结构变化的主导变量、也是社会成员获得社会地位的主导变量。
制度变迁影响中国社会分层
作为一个简约的例子，我们可以对近50年的中国社会变迁做一个扫描。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社会，社会的整体结构保持着传统农业社会的格局，社会成员的地位获得因为战争和现代教育制度的引入虽然有所变化，但在总体上变化不大。
1949～1978年，宏观制度(如作为制度的意识形态，还有资源分配制度)的变化对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进行了全面重构，在这个过程中，也彻底地改变了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途径。以后者为例，首先，教育制度曾经是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重要通道，而教育制度的变革使得社会成员对接受教育与地位获得的既得关系失去了预期；其次，职业流动曾经也是社会成员向上流动进而改变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路径，资源分配制度的变化使得职业流动基本上被意识形态所包围，社会成员失去了几乎所有自由职业流动的路径；还有，个人的先赋社会地位对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性也因为意识形态的介入而变得没有预期。
对于这种状况的解释，布劳-邓肯模型和赖特模型显然都是无能为力的。
同样是因为宏观制度的变化，1980年前后，曾经不敢想象的农家子女进入了大学，甚至进入了社会的上层，社会结构因为流动机会和路径的多样化而波动起来，但没有人能够对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具有预期，因为这样的机会和路径因为制度的变化本身变得很不稳定。20年后的今天，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因为基础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农村经济制度的变化，一些原本可以上学的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大学的门槛对农村和城镇成为了变量，给予他们的机会是反而变少了。
因此，如果我们要试图解释今天出现的各种社会分层现象，譬如新兴知识阶层、中产阶层、城市贫困阶层、农村新富阶层等等我们感到新鲜的社会结构现象，我认为不能直接诉诸于成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理论，而需要从中国的现实中寻找解释。同时我也认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社会结构，是一个仍然处于剧烈变动中的结构，因为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不是平等竞争的后果，而是制度变动所制造的各种机会的后果。因此，与其从社会结构本身寻找结构变动的因素，不如从结构之外探索结构变迁的因素。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2002年12月30日 21世纪经济报道第4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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