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驻华代表：我们早就在反思改革但还不够

　　张春霖，经济学博士。曾获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学奖。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和世界银行东亚地区私营经济发展局的高级企业重组专家。

　　“我们早就在反思改革，但还不够”

　　　　———对话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张春霖

　　本报记者　笑蜀　《中国改革》记者：马国川

　　主要问题是公共治理不健全　　　　　　　　

　　记者：这次争论到底在争些什么？

　　张春霖：整个这场争论从思想内容来说，它的矛头主要指向两个东西，第一个是市场机制，第二个是私人产权。

　　改革二十多年以后，我们国家在社会公平方面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和挑战，部分社会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或缺乏保障，导致社会上存在不满、担忧、焦急的情绪。这些群体以他们喜欢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利益诉求，从他们的利益诉求出发来表达他们对公共政策的期望和主张。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这是一次利益驱动下展开的关于公共政策的讨论。

　　记者：你的判断不无道理。但是不是泛政治化了？

　　张春霖：说当前的这场争论不要把它泛政治化，不要把它理解成谁反思改革谁就是极左，这话在一定的意义上我是赞成的。在什么意义上我赞成？就是刚才讲的，卷入到这个思潮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对现在的社会问题不满，或者有自己利益的诉求。他就是因为孩子上不起学，或看不起病，或是因为下岗了，所以他感觉不好，你非说他极左，这没道理，这不能泛政治化。但从一股质疑或者是否定改革的思潮来讲，它针对的要害就是市场机制和私人产权，那么对面是什么东西？计划经济、国有制一统天下，这是1950年代以来一些重大争论的焦点。

　　最说明问题的是关于

　　富人的财产权不能保护，理由是富人的财产都来路不明、来路不正。这就回到了几百年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财产就是盗窃”，一切的私有财产都是罪恶。以后是不是可以有人说，我一看你这个家伙怎么赚这么多钱？怎么一夜之间暴富了？你肯定是侵吞了国有资产，所以你的财产不能得到保护。这样下去，最后每个人的私人财产都会受到威胁。所以，宪法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里的“公民”并无富人、穷人之别，对公民财产的保护是一体保护。宪法的这个原则，是无可争议的。

　　还有一点，就是私人的财产权能不能和国有的财产权集体的财产权同样得到保护？这背后是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国有产权、集体产权和私人产权能不能放在一个层次上。就我的观点看，从法律的技术层面来讲，平等保护这个观点我是赞成的。从逻辑的层面来讲，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为什么有国家财产？大家都贡献一份就形成了国家财产；为什么有集体财产？大家把自己的财产凑在一起就形成了集体财产。你如果说国家财产要保护，集体财产要保护，私人财产不能保护，那最后是什么呢？最后就是脱离了公民私人利益的国家财产，脱离了集体成员私人利益的集体财产。

　　必须区分“在此之后”和“因此之故”

　　记者：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为什么还有不少人反对市场机制和私人产权？

　　张春霖：对现在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大家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的反应，虽然五花八门，但是大致可以分成若干类，其中一个大类就是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由于引进了私人产权和市场机制，这是现在质疑改革否定改革这个人群主流的思维方式。我觉得这种思维其实很好理解，因为简单的逻辑很容易支持这种观点。为什么归罪于市场机制？因为市场机制的核心是竞争，只要有竞争，就有赢家输家，就有收入差距。为什么归罪于私人产权？假设没有私人产权，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那就没有收入差距了，没有不平等了，一切罪恶都没有了，因为人们再没有动机追求金钱追求财富了。

　　不妨仔细分析一下现在大家关注的那些热点问题，哪些问题是由于引进了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比如说国有资产流失，是不是因为国有企业改制？很多人说是，你要不搞改制它能流失吗？这是人们思维上经常发生的一个误区，哲学上叫做“在此之后”和“因此之故”的区别，人们经常把“在此之后”误认为“因此之故”。比如，政府把一个国有企业卖给一个公民个人，卖的过程中吃亏了，资产流失了，卖得太便宜了。这个事情是因为卖呢，还是因为政府不善于管理它的国有资产？为什么你一卖就要流失呢？有人说了，卖当然要流失了，因为他不是真正的东家，他是个管家，他就是个保姆。那好，这个管家或者保姆靠不住，管理国有资产的时候他不尽心尽职，所以一卖就流失。那不卖就不流失了？不卖的时候这个管家就是好官家，这个保姆就是好保姆了？如果他本来就不忠实于东家，他不卖不照样可以流失吗？

　　所以，这里根本的问题不是卖还是不卖，而是东家管不了管家，国有资产是全国人民的，全国人民没法亲自管，只好聘人来管，但全国人民管不了这些聘的人，所以卖的时候才流失。国有制有很多优越性，但国有制最大的弊端之一就是东家管不了管家。所以，国有资产流失不过是国有制的内在缺陷在改制中的一种暴露而已，并不是因为改制才流失。

　　记者：既然是东家管不了管家，那为什么不让东家把管家先管起来，管起来了就可以不卖了。

　　张春霖：是可以不卖。我自己也并不主张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卖掉，1999年我就有文章，主张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所有制转型的集中对象应该是那些困难企业，至于优势企业重点是加强公司治理，改善经营，先不要对他伤筋动骨。这主要就是考虑到公共治理不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不健全这样一种特殊历史背景。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最终无非是两种选择，你先说那管家靠得住靠不住，你信得过信不过？你如果说管家信得过，能力什么都没有问题，那好，不管是卖还是不卖，都没有问题。如果你说那管家信不过，卖的时候信不过，他管的时候你就信得过吗？所以，国企改制中的资产流失问题不是一个答案明明白白的问题，似乎只要停下来就解决了。说只要停下来问题就解决了，内行人都知道是一种误导。

　　那为什么低收入阶层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呢？上学是有成本的，看病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谁来付？天上不掉馅饼，你再强调公益性也没用的，最后总得有人埋单，那么谁来埋单？无非是两种人，一是政府，一是个人。我们过去发生的事情就是政府埋得越来越少，个人埋得越来越多。把这个过程叫市场化，这个词用得不当，这不叫市场化。在英文中应该叫privatization　of　financing，就是付费的私人化。

　　为什么会出现付费的私人化趋势？有历史的客观原因，1980年代开始，国家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例直线下降，1995年下降到11%，政府没有能力承担这部分成本，不得不推给个人。但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的财政收入迅速上升，为什么还没有足够的投入投下去？是哪个主流经济学家告诉政府你不要投资于教育，不要投资于公共卫生？还是市场机制就决定了政府不往教育投，不往卫生投？你看看市场经济国家，财政收入当中多大的比例都是投在教育和卫生上！我们的问题实际上是公共治理不健全，就是政府职能没有到位而造成的，把这个事情归罪于市场化未免张冠李戴。

　　记者：把这个事情归罪于市场化，形式上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你刚才讲的只是一个方面。前几年确实有教育市场化、医疗市场化的势头，但那不是民间资本搞的市场化，而是部门搞的市场化，部门把教育、把医疗当成创收渠道了。

　　张春霖：这个问题的确存在。公立学校和公立医院的盈利动机太强，但这本质上不是市场化。1998年以前甚至政府部门都可以开公司赚钱，后来搞“脱钩”才彻底解决。哪个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部门自己可以开公司啊？公立学校和公立医院的强烈盈利动机是类似的问题。公立学校、公立医院的盈利动机强，原因在于盈了利大家可以分，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强的盈利动机。而盈了利大家分，实际是赋予了这些可以分钱的人一种股东的地位，赚得多分得多。这根本不是市场化，这只是公共管理的一种混乱。以为这个玩意儿就是市场经济，就把矛头指向了市场经济，这当然是一种错觉。

　　记者：那么你们所说的市场化，究竟是怎样的市场化？应该怎样界定？

　　张春霖：我甚至不愿用市场化这个词，而是说引入市场机制。市场机制本身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机制，是通过价格的信号，最后通过生产者、消费者对价格信号的反应，主导社会资源的配置。所以中央文件一直讲市场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至于国家财政，一个社会的教育成本、医疗成本有多大比例政府承担，多大比例私人承担，这不是市场机制管得了的问题，这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一个学校，一个医院，它的收入的盈余怎么分配，如果是一个公立的学校，公立的医院，这是公共管理制度的问题；如果是一个私立医院，私立学校，这是医院和学校产权制度的问题。这些不是市场机制的问题，市场机制管不了那么多。

　　政府改革就是最大公约数

　　记者：照你以上的分析，市场机制确实承担了太多原本不属于它的责任。

　　张春霖：真正的问题是公共治理的不健全，应该采取的措施是改革公共治理或者是推进政府的改革。结果你回避真正的问题，把矛头转向市场化，似乎市场机制太多了，私人产权太多了，所以要往回收。这样一来，把整个改革方向误导了，这才是最严重的后果，所以这个名词是一定要辩清楚的。

　　记者：但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这个板子总该打到市场的屁股上吧？

　　张春霖：把收入差距归罪于市场机制，这个道理好像稍微充分一些，为什么？因为市场机制天生的竞争性，必然拉大差距。但是除了这一条之外，再往下说，那就不一定了，比如说中国现在的收入差距太大，基尼系数很高，原因是什么？大量的数据回归以后发现，城乡差距大概可以解释三分之一的收入差距，但城乡差距是市场机制和私人产权导致的吗？城乡差距首先是一个历史遗产，如果说到人为的制度因素，户口制度则是导致城乡差距的一个关键因素。户口制度是为什么设立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取消户口制度？是因为搞了市场经济才有户口制度，才不能取消户口制度？还是恰好相反？

　　收入差距的另一个因素是教育。大量的统计数据证明，多上一年学可以给你带来相应的收入增长———这叫教育的“明瑟收益率”———这个收益率现在正变得越来越高，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劳动力市场对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给予的回报越来越高了，也说明教育的差距带来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了。那么教育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为什么教育机会不均等？教育机会不均等不是市场机制的问题，市场机制天生就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解决这样的问题要靠政府的财政政策手段。

　　所以，根本的问题都是在公共治理这一点，在政府改革这一点，或者说这一边的改革没有跟上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问题的根源非常清楚，邓小平1980年代就讲，政治体制改革搞不好，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好。但是多少年来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经济体制改革走在前面，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说没有进步，但是跟在后头。实际上现在的公共治理和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已经不相适应，所以它不能消除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像人的免疫系统，白血球不够了，所以有些细菌没能消灭掉，你就生病了，就是这个道理。不能说生病是因为吃了五谷杂粮，五谷杂粮就是带细菌的，你得看白血球为什么少了，你得看你的免疫系统为什么起不了作用，不能怪你吃东西多了。现在有些思潮误导人们退回去，但你现在退得回去吗？根本退不回去了！

　　所以这时必须毫不动摇。五中全会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一个简单的市场化的问题，它要求的是一系列的制度配套，包括政府职能转变。转变政府职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环节，关系改革全局的关键环节。

　　那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推进改革的着力点在哪？五中全会讲得清清楚楚，第一项要推进的改革就是政府改革。中央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抓得很准。有的学者担心改革共识破裂。我看改革共识现在至少还没有破裂。绝大多数人是赞成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改革共识就在这儿，现在要紧的是照着这个共识走下去，赶紧落实，而不是犹犹豫豫地考虑我们要不要回去。

　　记者：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还有最大公约数，政府改革就是最大公约数。

　　张春霖：这些问题，搞改革的人早就认识到了。可以说在这场争论之前，中央已经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都是解决问题的思路。包括近几年对公共卫生大规模的投入，对义务教育大规模的投入，对社会保障的投入。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1998年是600亿元，2005年是多少？是6倍！3600亿元！有些措施已经出台，还有一些新措施正在陆续出台，中央领导层已经在全力解决问题。

　　　主流经济学家需要反思

　　记者：有人说你们没有把反思改革的旗帜拿到自己手里，是一个教训。现在你们也应该反思改革。

　　张春霖：这话有一定道理，但要打折扣，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些主张改革的人，哪个人没有反思改革？哪个人什么时候说过现在是莺歌燕舞形势一派大好没有任何问题呀？这些经济学家每一次的论文、著作、讲话，出的各种主意，都针对当时存在的各种问题，那不就是反思吗？难道非得反思到否定改革的程度才是“反思”？

　　但的确，我们过去反思得不够。经过了这样一场大辩论，我觉得看到了很多过去没有看到的东西，或者想到很多过去没有想到的东西。

　　就主要的问题而言，经济学家这次最应该反思的，就是大家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恐怕过去认识得不够清楚。至少是我感觉有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是喜欢用一种太极图式的思维方式，怎么推进市场机制？政府往后退；怎么推进私人产权？国家往后退。国退民进。政府收缩它的权力，市场经济就起作用了。

　　太极图式的思维方式直到现在，在很多改革比较落后的领域仍然是有效的，比如土地市场。但这种思维方式也有缺陷，它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市场经济要想有效地发挥作用，或者说市场机制负面的影响要想得到控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改革。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和市场不是互相替代的，而是互补的。政府甚至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一个基础性条件，这一点我们过去认识得不是很清楚。

　　第二条，我们经济学家对市场失灵和私人产权的局限性缺乏充分的认识。这当然有历史的原因。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经历过一个从无到有，一点一点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对市场机制失灵的地方，认识得不很清楚，说到市场失灵这个词大家都知道。但对于很多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在教育、在医疗卫生方面，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局限性，认识不够、强调不够。不仅对市场机制，对私人产权的局限性我们也认识不充分。比如在国企改革中，有很多人相信只要改成了私人产权，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但事实上私人产权要想产生效率，中间还有一个环节就是公司治理，如果没有健全的公司治理，转制以后仍然可以一塌糊涂。

　　第三条，刚才讲到市场失灵指的是市场机制、私人产权的作用发挥到最优状态的时候仍然存在着缺陷，但事实上，我们现在的市场机制和私人产权都不健全，都在一个初期阶段，这个初期阶段还有在经济学理论上没有说明白的一些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我们也认识得不多。

　　具体的问题要反思起来就很多了。所以说主流经济学家应该反思，这是对的。但是首先要说主流经济学家早就在反思，不能说没有反思，不能说只有反对改革才算反思改革，只是说我们反思得不够，而且经过这场辩论以后，有很多更值得反思的地方。这次辩论还有很多正面效果，可能其中之一就是公众参与，谁都可以在网上发帖子品评改革，这也该算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