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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仍然大体上是上篇文章所说过作为一个组织的“经济”，而不是作为一种纯粹的自发秩序的市场。
政府专业官员及学界专家们确实普遍承认，中国经济当前的市场化水平约在60%左右。外人也乐观称为“新兴市场”。但从结构上看，远没有这么乐观。专家们都同意一点：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市场化程度，显著低于一般商品与服务领域的市场化程度。三大要
素基本上仍然是由权力分配的，而不是通过平等的交易配置的。政府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说明原来的经济增长方式存在问题，是不可持续的；而这种增长方式的问题，恰恰就出在政府对要素市场的控制上。
计划经济的“优势”
笔者自接触经济学起，即服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Austrian Economics)。在上个世纪20年代，某些主流经济学家依据一般均衡理论而论证计划经济的可能性，比如奥斯卡·兰格；路德维希·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两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却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计划经济的不可能性。在这场有名的论战中，米塞斯的主要理由是计划体系缺乏价格信号；哈耶克则将其深化为知识问题。就是说，计划当局不可能将分散在个人那里的知识全面收集起来，因而，根本无从制定精确的计划。为了避免市场内在的不稳定而实行计划体制，必然导致更大程度的混乱与波动。
当然，计划经济在有些国家运行了一段时间，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保罗·萨缪尔森在他的著名教科书中甚至曾经反复预言，苏联经济将会超过美国。
秘密可能在于，计划经济并不是对市场的一种模拟，而当初争论计划经济学的两方面的经济学家，都持有这样的假设。相反，计划经济完全实行了另外一套逻辑。政府完全控制所有的资源和要素，并通过复杂的控制体系让每个人、所有要素都服从于政治意志所确定的目标。这套控制体系让计划经济具有某些出人意料的“优势”。
不妨来计算一下计划经济的优势与劣势。首先，按照哈耶克的范式，从知识的角度看，就这套体系内部而言，计划体制确实无法克服知识上的难题。计划当局不可能掌握分散在个人那里的信息。但是，实行计划体制的国家都是后发国家，因而，它又具有知识上的“后发优势”。也就是说，它可以借用外部现成的发现成果，不管是在产品、技术还是在企业组织形态方面。人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词“填补国内空白”，所说的就是后发优势。国外市场主体已经进行了探索，发现了有效率的产品、服务、技术和企业组织形态。国有企业和计划部门照搬过来，就可以指导经济向哪个方向发展。假如少了这些外部知识，计划部门只能变成盲人骑瞎马。
计划经济还有另一个优势。由于面临委托-代理困境，国有企业的效率确实是低下的。但国有企业的要素投入成本却是低廉的。因为，计划部门可以通过权力，系统地、全面地抑制土地、资本、劳动力的价格，使其长期保持在非常低廉的水平下。事实上，由于刺激不断衰减，资本与技术补充乏力，国有企业的效率也呈现递减趋势。因而，计划部门倾向于冻结价格，使之实际上趋向下跌。可以说，抑制要素价格是计划体制正常运转的要件。
所以，在所有计划经济国家，要素的官方价格都严重偏离国际市场水平，也偏离供需所确定的价格水平。因而，国有企业所获得的剩余，不是来自于创新，不是源于知识的增加值，而是来自于资源本身，源于官方价格相对于国际市场价格或正常供需所确定的价格之间的那个价差。因而，计划经济的基本模式就是，不断地投资，不断地投入廉价的资源。
知识上的后发优势，加上人为抑制的要素价格，让计划经济可以在一定时间内维持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实际上并不创造财富，而是利用权力获取资源租金。
“计划心态”
今天的中国，当然不再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了。但是，人们现在呼吁放弃的那种经济增长方式，就与计划经济具有类似的品质。原因在于，“计划心态”似乎弥漫于整个社会。一度政府曾将发展经济视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最终也最有效的办法。
当然，政府确实拥有发展经济的手段。要素仍然大体上由政府控制。政府可以通过国有银行体系和行政控制手段，人为地长期维持低利率。1990年代中期以来利率水平一直很低。而依据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人为地将利率抑制在“自然利率”之下，必然导致全社会生产过程拉长，资源向中间投资品的生产环节转移，用于生产最终消费品的资源则趋于萎缩。
土地和劳动力的价格也被人为抑制。地方政府对土地拥有几乎绝对的权力。大量商业用地是以政府征地或拆迁的形式进行的。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对有些企业甚至承诺免费供应土地。
现有的户籍制度则压低了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价格。在沿海工业地区，工人基本上是外来人口，由于户籍制度限制，他们无从参与本地公共生活，其财政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出于群体的自私，在这些工人主张自己的利益而与雇主发生冲突的时候，服务于本地民众的政府，通常不向作为外来人口的工人提供行政与司法救济。这种权利匮乏，导致工人丧失与雇主讨价还价的能力，使其工资丧失上涨动力，其工作条件也无从得到改善。
要素价格低廉，必然诱发投资狂热，因为，只要投资，就凭空获得了一笔租金。要素价格之所以低廉，不是因为土地、资本、劳动力供应过剩，而主要是因为，各级政府掌握了相关交易条件，有时人为抑制了价格。
因此，199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经济增长方式基本上就是行政主导、投资驱动。一些地方政府借助于对要素的控制，抑制要素价格，从而诱发高水平的投资，支撑GDP的高速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支点就是政府对市场要素的控制与根深蒂固的计划精神。
与纯粹计划体制不同的地方在于，市场活动主体不仅限于国有企业，效率更高的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也可以利用这些廉价的要素，政府也鼓励这些企业成长，因而，GDP增长速度可以比传统计划经济时代更高。也因此，对于这个增长业绩，人们实在难以作出绝对的好或坏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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