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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里川
在“11·28”陈家山矿难中，悲痛袭击着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在悲痛的人群中，矿工家属无疑是最无助的，这不仅是因为矿难发生后，矿上对家属互相推诿，没有任何解释和抚慰，而且因为相当多的家庭一夜之间失去了全部的男人：吴华霞的老伴孟安良和儿子一齐被困井下，噩耗传来，她只能和6岁的孙女在棚屋内哭泣；在矿区宿舍二号楼203室，一群人
在为一家四口悲号，遇难的是孙家三兄弟和他们的妹夫……(11月30日《南京日报》)
尽管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我们仍能轻易发现，在陈家山煤矿，或者是更多的矿山，“全家皆矿工”是一种并不特别的现象———当然，当灾难袭来，它的毁灭性更大，后果更难以收拾。
灾难中的矿工们，有的父子、兄弟一齐与尘世告别了，那些孤儿寡母怎么办？在重建家园的挣扎中，头发花白的吴华霞和6岁的孙女，凭什么要忍受比之一般家庭更令人绝望的痛苦？
献了自己献子孙，这话说的是奉献精神。可是反过来看，如果奉献的结果是一个家庭几乎没有重建的希望，我们能够心安理得吗？我们难道不该反思造成“全家皆矿工”现象的社会环境吗？这几天，在各报章刊登的多幅照片中，有一幅表现的是几名少年男子恐惧和悲哀的神情，他们失去了父亲，等待他们的命运会不会是子从父业，继续走向深山中的矿井？
过去，我们有着儿子“顶”父亲职的制度。现在，在不少地区，依然有着一种特别的抚恤精神：如果逝者(特别是英雄人物)的家属同意(或者是自愿申请)，儿女走上父亲的岗位，不仅会得到优先批准，而且也是要受到大力宣传的。
在过去矿工队伍的建设中，我们能够发现类似制度和精神的痕迹。在一个贫穷到几乎只有挖矿才能养活全家的地方，这一制度和精神无疑救助了无数贫困者，乃至在巨大的危险面前，有不少矿工仍选择自愿下井。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矿工毕竟不同于任何一项“正常”职业，这项职业的高风险使矿工本身理应成为受保护人群，而不是受青睐人群。从现在开始，我们应当从制度上区分照顾矿工家属就业和帮助一个家庭避险的关系。即便抛开这一切不谈，在我们至今都无力控制矿难的现实面前，那种不分亲疏，把父子、兄弟安排在同一个班组的做法，究竟还有多少人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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