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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伍里川
“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对人的激励作用，一般被视作是对人的命运的“解构”：或者是定义，或者是重组，或者是弥补。这句话多年来横扫人世间，莫不因它的人文精神成为赤手空拳者的吊环。
我喜欢这句话，主要针对于它在帮助人改变命运上的纯粹。
相比于梦想，憧憬可能要更具体。就像10月7日《江南时报》所报道的，有人憧憬8日晚观看流星雨，这些人是天文爱好者；有人憧憬到北京看升国旗，这个人是家住南京梅园社区的低保户张启明。
和人的命运相比，憧憬的对象似乎更为触手可及，一张车票，一套设备，你马上可以站在天安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你马上可以与天文中的种种现象实现对话。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憧憬在世俗条件下的被隔阻才更显得伤感，所以患有气管炎等多种疾病的低保户张启明的心跳才更让人难以释怀。
他深爱祖国首都，但我不相信短时间他能从窘境中抽身出来，靠节衣缩食、借贷去求得人生短期目标的实现；他如果有个爱天文的孩子，我也不相信短时间他的孩子能站在8日晚上的天文望远镜前。
这就关乎我们所面对的人性的呼唤——如果每个人的梦想更依赖于个体的努力，那么每个人的憧憬，尤其是每个弱势群体人士短期现实目标的实现，似乎更依赖于社会的帮助。
我不是在帮助张启明吁求一张火车票，因为靠卖水果为生的他原本是憧憬靠自食其力富裕起来之后，或者是儿子有出息之后再去北京，这体现了他的人格魅力。
但是，“忙活一天只挣几元”，不管是出于经济学分析，还是社会学分析，都不能成为正常意义上的实现憧憬的过程。
这个过程应当加速，显然，一个人的憧憬不能全靠一个人的“苦”。应当说，像低保户这类生活困难的人群已经得到了多种帮助。不过，我们只在称呼上，在领取低保金等费用的方式上，看到了一种统一，在他们的生存奋斗上，还是充满了单打独斗、苦苦支撑的悲怆意味。换句话说，我们更多地是教会他们领取一张车票的途径或意义，但是没有教会他们如何从技巧上、能力上和效益上“解构”车票和车票背后的事物。
憧憬成了难以背负的重力，却仍要趔趔趄趄地背负着，并且被赋予各种好听的名义，这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现实。
帮助他们实现憧憬，使天安门真正近在眼前，不再是一个难以企及、需要“子子孙孙无穷尽”的目标，我们要做的还有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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