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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里川
与十大杰出青年评选高歌猛进的态势不同，迷惘的一代颓丧的气息却在社会上时隐时现。这两厢之比，深刻反映出社会教育实现模式化、系统化机制的紧迫性，同时这种比较也“逼迫”出这样的命题——十大杰出青年和我们，和我们身边的一个个为了一句话、一件小事就可以要死要活的青年究竟有多远？“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宗旨——发现青年
人才，树立时代楷模，宣传“杰青”精神，和感召这些青年到底有多远？
随手翻开报纸，10月19日《扬子晚报》：“女孩寻死，累煞民警”、“(一对青年男女)酒后竟然钻车肚”；10月20日《江南时报》：“十七岁少年犯崇拜‘抢劫美女’”……
作为个人沉沦的极端，你当然可以说，十七岁少年犯是一个特例，他不会是某个群体的代表人物。笔者承认这一点，然而，在“进”入他的人生轨迹时，笔者却始终感到了一种发自心底的惊悚：一些青年人，在走向一个深不可测的泥潭时，显得是那么突然、偶然、决然，这暴露了他们在面对人生困境时的极端低能，同时也直指社会教育——包括十大杰出青年评选——在形式上，在具体帮助人身上的平庸和虚幻。
因分手选择自杀，因借酒浇愁钻入车腹，因父亡家贫选择辍学，既而在影视作品“抢劫美女”的“示范”下选择犯罪，并且对犯罪浑然不觉……，在这些青年人身上，你除了看到颓废，看到无知，看到脆弱外，你几乎看不到健康上进，看不到愈挫愈勇，更看不到杰出青年的影子。
面对他们，笔者心寒。十几年前，当笔者以19岁羸弱的身躯步入共和国的坑道，并且第一次进入就遇到塌方，就与死神握手时；当这座坑道已吞噬数名年轻战友的生命；当一群以杰出战友为榜样的青年人在不断的失败中寻求个体品质坚韧的方式时，如果他们知道他们的背后是这样一群迷惘的青年，又该如何安慰自己？
从品质上说，也许那一群“无名的大多数”都具备了杰出青年的软、硬件，但是，他们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几无影响力可言，这也正是对当前十大杰出青年评选面临问题的提示——如果这样的评选不是去主动影响年轻一代，或者接受他们的影响(主要是实行初期投票和评选)，不是以转变某些青年人乖张的个性、厌世的心理为历史性的责任，而是任由年轻一代“自由发挥”，任由他们的故事成为媒体上的惊叹，直至某年某月威胁到“杰出青年”的基础乃至成色，那么又究竟有多大价值呢？又能坚撑多久呢？
对评选和候选人的宣传，当然是一种影响力的保持，但是这种影响力因评选的现有程序安排而减弱——从第四届起，社会公开投票方式被取消了，只有在官方最后揭开30候选人的面纱时，我们才或可评判，但一般来说决不能改变什么结果，只有在10位杰出青年铿锵出炉时，我们才会发出“哦”或者“噢”的一声，其他时候，我们惟有等待，惟有观望，失去了参与感，失去了大部分的话语权，这未尝不是评选活动之失。
这样说，并不是把杰青评选看作是社会教育的代替品和全部价值的转移，而是希图它能在我们的清醒意识下，成为社会教育失地的收复者，成为社会教育举国体系打造的关键一步。十大杰出青年评选动员起相关群体的关注，接下来，它需要动员的就是区别于任何一个单项活动所仅有的影响力的影响力。
“十大杰出青年”评选，不能仅只是个体荣誉的加冕，它的领奖台不能成为曲高和寡的“圣坛”，这一评选应是全社会、全体青年的灵魂洗礼仪式，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即使一名“卖菜郎”，一名失去父亲的贫困学生也自信只要奋斗就有望当选的“我的评选”。
王小波说，我们的社会里，必须有改变物质生活的原动力，这样才能把未来的命脉握在自己的手里。
诚如斯言。笔者更希望把杰青评选本身转变成青年人精神图腾的塑造过程，如此，那些受到物质生活伤害或在物质生活中迷失的青年，才会取得一柄最合适自己的剑斩掉人性的羁绊。
不然，你去问一问街头那些衣服光鲜目光迷离的青年，他们不会告诉你：恨不做杰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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