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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周天勇
中国从1957-1977年实行资源计划配置和生产资料城镇主要国有和农村集体所有的经济体制。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与前苏和东欧等国家瞬时转轨不同的是，中国走了一条渐近转轨的体制改革道路，是一个体制二元转型的国家。此讨论成一专栏，今天发出之二。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不仅在经济结构是一个向现代工业迈进的发展中国家，体制上也是一个后选择逐步由计划方式配置要素和资源的经济体因此，在讨论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发展缓慢和改革开放后发展出现奇迹方面，不仅要观察经济结构的二元转型，还要描述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元计划配置要素和资源体制及其改革开放后向计划和市场的二元转轨。
1． 学习苏联建设一公有二计划的经济体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是经济重建和恢复期。1957到1977年开始学习苏联，建立新的计划和公有经济体制。抑制个人利益和弘扬集体利益；生产资料和宅地及住宅公有、生产资料城镇主要国有，农村为集体所有；资源计划配置；分配按劳动量计算并限制劳动分配差别；这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四位一体的制度模式。新中国成立时，我们的梦想是建设和实现一个没有阶级、人人平等、平均贫富、生产资料公有制、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上逐步扩大按需分配，没有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商品和货币等美好和更加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第一，经济建设发展中，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强调无私奉献与抑制个人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区别与共存、对立与统一，是一对人类社会永衡的话题。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轻个人利益、重集体利益，强调舍小我和为大家，后10年中要求狠斗私字一闪念。在农村中保留自留地到收回自留地，禁止家庭养禽养畜、私自贩卖；在城镇企业中，用精神鼓励代替奖金奖励，用政治号召赶帮超代替能者多劳。从国家经济建设的战略导向看，重工业建设、轻居民生活；工业内部结构中，重视重工业积累，轻视轻工业发展。以城镇企业职工长期低工资和低生活水平，来保持工业建设和生产的低成本；以农村农业产品低价格收购和工业品高价格销售的剪刀差来积累工业发展的资金，并使其与城镇居民的低工资相适应。
第二，形成了城乡国有和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及主要生活资料及其自然资源公有制度。在城镇中，1949年后，国家通过建设156个重大项目，形成了中国新的工业体系，并且其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均为中央级国有；城镇原有的私营工商业和个体工（手工业）商户，通过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有的成为地方国有制企业，有的成为城镇二轻局和街道等管理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城镇职工和其他居民居住的住宅，有的是私宅，有的是公有。城镇和工业及服务业中形成中央各级行业管理部门和地方管理的中央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各类城镇集体企业。
解放战争期间和解放后，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将耕地、山林、草场和宅地平均分配给了农民。1956年走集体经济道路，先是农民土地等生产资料入股进入初级社，又入股集中到高级社，后来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生产资料想集中到人民公社，形成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集体经济。但是，20世纪50和60年代交替三年的饥荒，集体经济绝大多数村庄又退回到了以队为基础的劳动、生产、核算和分配。这时，农村的耕地、草场、牲畜、场院、果园、林地、种子等生产资料为农村集体所有，农民的宅基地归农民使用，但也为集体所有。农村农业领域逐步形成了以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基层单位的集体经济。
资源和要素公有。自然资源中的矿产为国有；森林的一部分为国有，另一部分为集体所有。农村和城郊的土地资源为农民集体所有，城镇土地没有明确但实际上为国有；农村和城镇的宅基地和住宅，是生活资料，集体或者国家所有，居民使用，由集体、单位和城镇社区无偿或低租实物分配。农村的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为集体所有；城镇中的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国有或者集体所有。
第三，以按劳取酬为主的分配制度。新中国成立后，（a）按劳动多样化分配。只有在工农业中的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其他要素投入和商业只是转移价值。因此，分配只是对于农村农业的农民和城镇的职工而言。前者在生产队劳动，劳动付出记为工分，年终以工分进行核算和粮食等实物分配；后者在单位以记录的工作日为准，按月领取货币工资，到粮店和商店去购买计划定价和定量供应的生活用品。
（b）不论是农村还是城镇，农民和城镇居民的宅地和住宅都是无偿或低租实物分配。然而，城镇主要按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论年龄、资历、职务、人口等不同标准分给职工房屋，建房和分房在不同单位之间、单位内部职工之间也不平均；而农村宅地分配，也因生产队土地富裕或者缺乏，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生产队之间分配不均。但是，城镇房屋和农村宅基地短缺，始终是城乡居民生活的一个常态。
（c）资本和土地要素无偿使用或给以低息。公私合营时原资本家的定息被取消，国有企业使用的资金没有利息；农村土地无偿使用，没有地租；向城镇、工业、交通、水利建设转移的土地都是无偿划拨，也没有地租。194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49.7元，1978年为171元，剔除人均消费支出的151元，剩下的20元即便是全部用作储蓄，居民存款也极少，并且利息很低。
2． 计划体制运行与国民经济表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从资源配置方面，逐步建立了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一是生产要素计划投入。城镇国企，劳动力统一招工分配，劳动贡献工资货币分配制；土地计划拨给，住宅对职工和街道居民按照需要和可能的供给进行实物分配；资金由上级统一调配，企业申请报告，上级部门拨付，统收统支。城镇集体企业 使用要素，消费资料按工分分配和居住土地实物分配，物资计划量价供应。农村农业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资源和要素配置方面，耕地生产队统一种植；劳动力统一集体派工和出工，劳动贡献工分实物分配制，宅基地按照人口实物福利分配；化肥、装备、牲畜、场院仓库等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由集体统一采购、建设和使用。
二是产品结构和数量计划生产。每年工农业产品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由国家计划确定。上年国家计划委员会确定总的粮食、钢、煤炭、电力、棉布、盐、机床、塑料、自行车、缝纫机等产量计划，向不同的行业主管部门下达；各行业按照计委下达的计划，采购物资，组织生产。计划生产必然为定量供应、统一采购、统一销售和凭票凭本凭指标购买。与之适应，建立物资、粮食、商业、能源等采购、储备、供应、批发、销售等系统。
三是产品和要素价格计划确定，许多是无偿使用。其一，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价格由国家计划委员会价格司确定。如工业品价格，一般是由投入成本加计划利润来确定价格。但粮食价格，由计算职工工资水平和城镇居民相关消费物价水平而确定。其二，投入要素，土地和资金没有价格，劳动力长期低工资。土地没有价格，无偿使用；建设资金、流动资金和更新改造资金没有利息，使用企业不用支付成本；只有劳动力，低工资以适应多就业、低效率和低产出。
供求信息扭曲。由于计划生产和统购统销，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么生产，决策来自纵向的计划指令，而不是实际居民和社会横向的需求信息。一种产品，在社会需要方面短缺还是形成库存和积压，与企业无关。企业没有计划以外的生产自主权。
价格信息扭曲。产品、要素和资源有关的价格，有的如消费品是计划确定，有的如土地、房屋和资金等没有价格。因此，产品的价格不反映其短缺和过剩，价格对企业生产多少没有刺激作用。劳动力投入多少，也与企业的经营效益无关。由于土地和资金要素争取多少，不用付费，没有成本，则能够多用就用多，但需要通过层层审批。因而需要用地的企业可能得不到，而不需要用那么多地的企业，其要来过多的土地则造成闲置浪费。
激励扭曲，没有竞争。由于工资计划确定，没有奖金，许多不实行计件制，作为劳动者多劳不能多得，少劳也不少得。工作创新认真，产品质量提高和稳定，也不多得利益；工作守旧并不创新，产品质量差和不稳定，也不会受到经济惩罚。因此，出工不出力，消极怠工现象非常普遍。企业也是，产品质量高，成本消耗低，利润水平高，技术进步快，企业得不到利益留成，长期不提高职工工资；而产品质量差，成本消耗高，多年经营亏损，工艺技术落后的企业，职工平均的低收入也不受影响，如此种种，比比皆是。
3． 经济增长不佳和人民生活数据
对此，我们下面用一系列数据来说明计划配置要素和资源经济体制带来的经济后果。在这一模式形成初时，因为集中资源、快速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需要，增长速度较快；随后就发生效率低下、经济效益不高、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人均GDP世界排位持续后移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初，由于“左”的思潮干扰经济建设，使我们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在世界各国的位次不断后移，而且与许多国家发展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从经济学解释，上述资源和要素一元计划配置体制，与东亚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资源和要素市场配置体制同期获得的经济奇迹相比，给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带来非常多的混乱和巨大的损失，在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下，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低（见图1）。
1950-1956年期间，中国平均GDP增长12.16%，1957-1977年平均DGP增长为4.63%。
图1 1950-1977中国GDP增长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
1948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GDP的比例为7%，人均GDP排世界各国第40位，1978年下降为5.0%（如果按照实际汇率，大约为1%）；1978年人均GDP水平按当时官方高估的汇率计算，也只有224.9美元（如果按照市场汇率，估计为50美元左右），排倒数第2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2/3。
从人民生活水平看，1976年全国农村每个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只有63.3元，农村人均口粮比1957年减少4斤；1977年全国有1.4亿人平均口粮在300斤以下，处于半饥饿状态；1978年全国居民的粮食和食油消费量比1949年分别低18斤和0.2斤；当年全国有139万个生产队（占总数的29.5%）人均收入在50元以下。1978年全国有2.5亿绝对贫困人口。当年，失业的城镇青年2000万人，实际城镇失业率高达19%左右。居民食品消费占总其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城乡分别高达56.66%和67.71%。
1980年时，城乡居民家庭的耐用消费品，主要是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每百户的拥有率也只有5.5%、11.2%、15.7%、14.9%；黑白电视机的每百户拥有率也仅为1.6%；家庭电话非常少，即使按当时的公用电话计算，每百户普及率只有0.64部；而洗衣机还很少有，家庭轿车普及率几乎为零。居住方面，1978年时，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6平方米，农村居民每户人均居住面积仅为8.1平方米。
据世界权威的经济增长学家麦迪森按购买力平价方式的研究计算，1952年到1978年中国GDP的实际平均增长率只有4.7%。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发展和生活水平，大多数发展和生活指标排在世界国家和地区170位以外，处于联合国有关部门和世界银行等组织划定的贫困线之下。
1． 周天勇：《三十年前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改革开放》，《学习时报》2008年9月1日。
2． 苏星：《新中国经济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99。
3． 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计算所得。
4． 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 张锐：《70年来中国民间财富管理变迁全景》，《当代金融家》2020年第6期。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责任编辑：李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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