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丨周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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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1957-1977年实行资源计划配置和生产资料城镇主要国有和农村集体所有的经济体制。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与前苏和东欧等国家瞬时转轨不同的是，中国走了一条渐近转轨的体制改革道路。因此，资源配置的计划行政与市场机制二元特长周期并存，同时农业农村向工商业城市继续在推进，中国是一个结构和体制双二元转型的国家。此讨论成一专栏，今天发出之一。
周天勇
1978年前中国开始了其独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行。改革开放后，中国因渐进转轨而存在着计划与市场二元并存的时期，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在继续推进。因此，中国既是有二元结构转型特征的发展中国家，又呈现为体制和结构双二元并存和转型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人口和经济规模最大的双二元转型经济体。
1．工业化：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
我们先来看战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构转型理论，以及中国工业化超前和城市化滞后及其计划国有体制下外源式的发展模式。经济学家刘易斯研究了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传统单一农业的落后经济，由于工业化的推进发展到二元结构的发展中经济，并随着工业部门的逐渐壮大，二元结构经济逐渐过渡到稳定增长的一元的工业化发达经济。刘易斯把经济发展问题归结为工农业两大部门之间的关系问题，系统地分析了二元结构消长和变动的过程。他的杰出贡献使他在1979年度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刘易斯认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已经由传统的单一农业经济发展演变为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并存的二元结构经济，这种二元结构经济有下列特征。
第一，经济中存在着两个部门：传统的占优势地位的农业部门和现代的发达的工业部门。农业部门有众多的人口，农业里有较多的劳动力，以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为主；工业部门有先进的大机器和流水生产线，有不同生产企业间的分工协作，有强大的石油和电力等生产动力，还有近现代燃油车和道路组合的运输系统。
第二，农业部门是以传统的自给自足型农业为主体的产业，大量使用的是土地等非再生性资源，其规模不可能随着人口增长而持续扩大。因此，持续增长的人口对农业部门形成不可逆转的巨大压力，并造成整个经济收益递减的趋势。另外，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基本上建立在传统的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变化缓慢，远不足以抵消人口增长对有限资源的压力造成的收益递减趋势。
第三，工业部门是以现代工业为主体的产业部门，大量使用厂房、设备等资源，其规模随着生产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不断扩大，其速度可以远远超过人口的增长，从而就业人口拥有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源并与之相互作用。另外，工业部门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且技术革新的速度较快，因而工业部门的人均产出高于传统的农业部门，从而引起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
第四，在传统的农业部门中，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即劳动供给弹性是无穷大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都存在大量可供利用的劳动力。由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其后果一是在仅能维持生存的农业部门，实际工资率是不变的，不会上升。二是超过实际需求的劳动，其边际生产力等于零。
第五，农业部门的工资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无关，而是由维持生存的“制度工资”原则决定的，因而工资始终高于农业劳动边际生产力。而在现代工业部门，工资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有关。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对劳动的需求量。但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供给对工资变化反应的弹性无穷大，除非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否则工业部门的工资并不随着劳动需求的增长而相应增长。
刘易斯模型的中心含义是，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引起了工业部门的扩张，工业部门的扩张引起工业部门劳动就业需求量的扩大，从而吸引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劳动力转移后，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力与土地的比率发生了变化，不断地消除过剩的劳动力，而现代工业部门则得到了它为增加产出所需要的额外劳动力。因此，对于不发达经济体来说，通过建立和扩大以现代工业为主体的现代工业部门，将不发达部门经济内部处于隐性失业状态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使之与土地等非再生性资源脱离，转而与现代工业部门中的资源相结合，这样，当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将整个经济内的过剩劳动吸纳尽净时，工业化将使收益递增取代可能的收益递减趋势，整个经济就转变为稳定增长的发达经济，二元结构也就转化为工业部门占主导地位的一元结构。这一结构转型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所有的剩余农业劳动力被吸收到工业部门为止，由于农业部门不再存在剩余劳动力，农业劳动对工业的工资变动并不完全具有弹性了，工业部门要想扩大生产，增雇工人，就必须与农业部门展开竞争，以提高实际工资吸引工人到工业部门就业。由于工业部门的增加以及实际工资趋于上涨，农业商业化也必然开始了。
2．城市化：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型
二元结构转型从另一视角看，是人口和生产力集中化和城市化。那么，为什么人口、劳动力、资本、技术、工厂、商业和市场等，会在地理上集聚在一起呢？城市化有着不可抗拒的内在经济机制及其动力。
首先，城市中的分工使生产专业化和规模化，而其便利的协作降低交易费用。从城与乡的关系来看，城是工商业和农业分工的地理形式；就城内部来看，居民、劳动者、商人、技术发明者等集中在一起，便于他们分工和协作；因而城也是经济上大大降低分工和协作费用的空间形式，这是城市特有聚集经济的内容之一。农业和游牧业是用地较多的产业，因此，在地理上看，是一种分散的经济。而工商业则是用地较少的产业，从空间上看，为了节约土地和便于协作，是一种需要集中的经济。分工必须要有协作，没有协作，也不可能产生分工。但是，协作是有成本的，有协作的信息、交通运输、谈判等成本。只有分工者在地理上集中，才能大大降低这些成本。比如，集中在一个城里，制衣厂才能最快地找到布匹、纺线、纽扣等原料，找到熟练工人。即使一个地点与另一个地点之间，两个城市间的分工协作，也要比两个农村与农村间的分工协作，或者一个城市与一个农村的分工协作，成本低得多。在城市中的分工协作中会节省大量的信息寻找、运输和谈判费用，时间效率也大为提高。这就是人口、劳动力、工厂和服务者们在地理上集中在一起的经济原因。
其次，生产和服务规模化。只有人口、工厂和商业的集中，一些需求才能聚焦起来，进而使生产和服务规模化，这使得提供产品和服务者的固定和分摊成本大大降低，生产和服务量高于最低盈亏点规模，并且规模越来越大，使生产和服务者获得规模扩大带来的收益。这是城市聚集经济的第二个内容，也是城起源的重要原因之一。分工的形式是专业的生产和服务，人口聚集后形成的规模化需求，也即人口、作坊和店铺等在地理上集中的城的形式，是专业化生产和服务的一个前提条件；而规模化生产和服务又吸收了更多的人口、工厂和商业到城里来，进一步使分工和专业化获得更大规模的需求，城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并且，随着人口、作坊和店铺的越来越多。新的规模化的需求不断出现，从而出现新的分工和行业；需求和生产及服务，互为条件，互相推动，互相作用，使城的规模越来越大。比如，在一个很小的村庄里，酒店这种专门的行业是无法生存的，因为它面对的社会需求几乎为零；而在一个城里，节日、婚娶、送丧、祝寿、升迁、中举、迎来、送往、朋聚、旅客等，对酒店的需求规模足够使酒店业获得利润，这样酒店这种分工的行业才能生产和发展起来。酒店、作坊、店铺等就这样因追求规模化需求而趋于集中，逐步地在地理上形成城这样一种空间形式。
最后，形成外部经济。人口、工厂、商业等在地理上的集中，形成外部经济效应，而居民、作坊和店铺追求这种外部经济，又不断地使其在地理上集中，在空间上形成城，并使其不断地扩大。从供排水、道路、信息、购物等活动来看，工商业集中在城中，更容易获得这方面的服务和供给；而在分散的农村中，不可能提供便利的供排水、宽敞的道路，也不可能有充分的信息，并且购物也极不方便。城中的这些基础设施，也可能是城中公共机构（如城的管理部门）提供的，或者是私人建设的，然而，城中的所有居民和其他工商业者虽然没有投资和支付成本，却都分享了这些基础设施和服务，这就是集中给他们带来的外部经济。一些手工业者、作坊主、店铺老板等，发现在城中比在农村更容易和更多地得到这种不需要自己支付成本的外部经济，使得他们在地理上集中，形成城，并使其规模逐步扩大。
因此，狭义的有关城的空间聚集经济，可以看成是集中后分工协作费用的节省——规模生产和规模服务的收益递增，以及人口、工厂和商业集中后形成的外部经济。人类社会和经济活动的聚集经济，是城起源的重要推动力。
1949—1978年的中国，从经济发展方面看，上述二元结构转型及其缓慢，到改革开放初时仍然是一个典型落后的农村农业国家。这一阶段中，实行居民粮食城镇定量和农村年终实物分配，居住在农村实行宅基地无偿分配和城镇单位街道房屋象征性租金分配；从1958年起对城镇之间的人口流动实行严格的户籍管制，劳动和工作固定在城镇国有和集体单位以及农村集体生产队中，城镇人口还向农村逆流动；国民经济在各个方面实行了计划管理，生产和居住资料公有，产品和要素价格扭曲或者根本就没有价格。因此，市场供求、产品和要素价格没有起到调节人口顺利市民化、劳动力农业就业比率正常下降、农业增加值比率与农业就业比率合理化等方面的作用。
3．工业化超前与城市化滞后 · 外源推动与内源不足
计划体制阻碍了二元结构的转型。到改革开放前建立了一定的工业体系，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52年的49.5%上升到1978年的72.3%，农业从1952的50.5%下降到了27.7%。但是，从人口和劳动力就业结构看，1949年人口城市化水平为10.64%，1952年农业就业劳动力占总就业规模比重为83.54%；到1978年时，人口城市化水平只有17.92%，每年只上升0.24个百分点；劳动力农业就业比例也还高达70.53%，每年只下降0.43个百分点，这造成了工业化超前和城市滞后的严重扭曲。
而从上而下的计划体制和工业化的国有大项目方式，使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不是内源式发展。即工业化方面，不是农民开始进行积累，不是从农业农村社会农民参与的传统作坊到近代小工厂，不是传统大中工厂再到现代化的工厂；城市化方面，不是以大村庄到小集镇，不是继续从小集镇到小城镇，不是小城镇再集中到小城市，不是从散点的集镇、城镇到特大、大中小和城镇这样的城市圈和城市链体系的人口和生产力地理变化。大部分地区没有经过费孝通先生调研时的乡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发展阶段。中国大部分地区除了浙江等地外，走了一种外源式的发展模式：即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体制下，建设项目外生到一个地区形成自成独立的工业，以国有企业生产需要的人口形成城市，甚至工厂许多员工来自于外地，与当地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向工业城市经济社会关系不密切。农民几乎没有参与，当地产业与外源植入式的工业没有产业联系。结果，造成巨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差距。
1． 周天勇：《新发展经济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2． 即盈亏临界点规模，在这盈亏规模点以下，生产和服务不能有效地摊销一些固定成本，在此以上则每单位所含的各种分摊成本越来越小，使生产和服务的规模收益递增。
3． 周天勇：《城市及其体系起源和演进的经济学描述》，《财经问题研究》2003年第7期。
4． 杨小凯在他的新兴城市化理论中描述了分工演进与城市起源的关系，他看到了城的出现，会节省农业与工商业之间的交易费用（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但是，他没有揭示的是，城的出现最深层次的原因是，除了节省城乡分工的协作费用外，城更大程度上能大大下降在城内各种分工的协作费用。并且，城的起源，并不是单纯源于农业和工商业的分工，而还源于保护财产安全的成本、城内协作费用降低、集中后的规模收益递增，以及集中后获得的外部经济。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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