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沃伦·本尼斯那时候

　　意见领袖丨杨斌

　　【导语】近日，沙因教授新著《谦逊领导力》中文版上市，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杨斌教授作为“沙因组织文化与领导力系列”主编，为这套丛书专文做序。在这篇专文中，他提到了2004年发表在《商学院》杂志的旧作《沙因老头》。我向《商学院》杂志的朋友要到了这篇文章，已于6月20日发布。此外，我们也陆续找到了杨斌博士2002-2004年在MIT斯隆管理学院时给杂志撰写的一些专栏文章，谈管理学者，评管理教育，今天读来也多启发，甚至不乏新意。我们选择其中一部分分享出来，与大家共勉！

　　今日分享的是从沃伦·本尼斯的一本著作《极客与怪杰》聊斯隆四、五十年的演化：今昔对照，时代的变迁究竟改变着什么，还有什么没变，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把很多事情看得更透彻，这也是《极客与怪耋》一书的妙处。

　　【斯隆管理游记之八】

　　沃伦·本尼斯那时候

沃伦·本尼斯

　　我在之前的某一期专栏中曾谈过，如果有心翻拣一下你所在组织的老照片，一定能在里头很找到些有趣的发现——台湾企业讲究办“尾牙”，大陆单位如今也都要搞搞“年终联欢”什么的，年复一年，老是为如何出新出彩并赋予意义而发愁，我觉得让“老照片”说话其实是个可以试试的点子。

　　举个例子，我在斯隆学院看到它有张早期毕业生们的合影照，单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觉察，但是，把另外一张照片跟它对照起来看，就发现真有意思。一上一下两张，上面是张室外照，站得错落有致的斯隆学院的硕士项目毕业生们领带西装神气倜傥，一副出去后就要去改变这个世界的模样；下面的照片呢，是张室内照，坐在沙发上或是席地而坐，是标致体面的另一群一一毕业生们家庭生活的另一半。看看我的用词也许你仿佛也已经用脑子看到，上面的那张全都是男性；而下面的这张则全是女性，是他们的“家属”——家属这个词，在如今的中国已经越来越少听到了——不含糊地，下面这张照片的说明中干脆用了“wives of the early class“（早期学生的太太们）的说法。

　　照片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回到斯隆刚刚成立不久，二战结束不久，美国郊区生活开始迅速发展，各个行业都生机无限的年代。1956年，美国白领阶层的人数超过了蓝领人数；1959年，德鲁克在《明天的里程碑》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知识工作者”这个新概念；那段时间，安娜·埃莉诺·罗斯福（这个名字也许比罗斯福夫人更恰当）正在为各种平等权利（也包括女性工作的权利）而努力奔走。斯隆的老照片所呈现的，正是那个时候美国工作场所的真实性别面貌，这种情形其后还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正在读的领导学宗师沃伦·本尼斯的一本新著，也特别提到了这一段，并且揭示了更多的细节。

　　安娜·埃莉诺·罗斯福

　　这本书叫《极客与怪耋》（Geeks& Geezers），是本尼斯与埃森哲咨询公司的一位合伙人托马斯合著的新书，目前算是商业与管理类书籍中的超级热销书，也许可以译介给国内读者。这两位作者如果说有什么共性，还是得说回斯隆，本尼斯在1953年至1967年执教斯隆学院，而托马斯也是在加盟埃森哲之前任教斯隆，并且参与了斯隆LFM（Leaders For Manufacturing）项目的开创。

　　在《极客与怪耋》一书中，本尼斯回顾了他在斯隆教书的时候，业界正处于“大企业与组织人”的阶段。本尼斯那时候，“每一个斯隆学院的学生都是一个已婚的白人男性，35岁左右；班上偶尔也有“少数民族”，指的是加拿大人；并且几乎没有任何学生是来自于创业企业、小公司的。商学院里头的座位上全都坐着大公司的男人们”。

　　一转眼五十年就过去了。情况变化了很多。2002年斯隆的女生已经占到了全部学生的27%。来自美国之外的学生占到了40%，美国国内学生中的少数族裔也占到了18%。斯隆中国合作项目午餐会的时候，前院长瑟罗教授也回忆起原来他所教的学生中，对于整个国际的认识和观念有多么肤浅，而现在，“国际”变成了学生们关心的一个热点，成了他们未来事业的一个新的增长极，就像新世纪的“新大陆”、“西部”，但仍然知之甚少。

　　本尼斯那时候觉得很自然的事情，今天会让大家感到难以想象，这是个历史的进步。在《极客与怪耋》中，所采访的“极客”（年龄在33岁以下的一代新领导者）中，女性占39%，也大大超过了12%一他们所采访的“怪耋”（70岁以上的一代领导者）中的女性比例。

　　不过，也还只是个开始。以MIT为例，说几个插曲——MIT里头，总是不断有人呼吁把校徽中的那代表“心灵”与“力量”的两位男士，改为一男一女——这不是什么打趣说说的较真，今年MIT所发布的五份调查报告中，都详细地披露了对于女性教职员所存在的各种歧视（或者，叫做不公平对待）。报告中特别指出，占所有教员总数18%的女性教授在升职、薪水、以及参加某些重要委员会发表意见时，总会受到带有某种不平等的对待（有时候，作为女性的代表这个角色本身，就意味着是因为女性角色而才有的进入委员会的机会——潜台词是，你并不够格）。很多小场合当中，女性教授还是经常感到了来自无形、不言的氛围中对她们的不欢迎、不公正。还有人认真地在MIT的学生校报上建议说，MIT（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应该改名为Men ‘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今天中国的大学里，跟商、管理相关（也包括很多文科）的院系，女生占比是大大“领先于”北美的。总是听到有人是不喜欢这样的占比的，觉得一定是选拔中功课成绩的因素占得太大，而“女生就会考试”；有的则认为未来女生在上层的成才率（出人头地）的难度很大、数量很少，培养这么多女学生是某种“教育资源的浪费”，“将来她们是不创造多少GDP的”（指的是家庭成员间的劳动与服务不计入GDP）。抛开政治正确的因素，后一种说法，也许对于女性经过良好的大学教育而更多地扮演家庭中的“caring”（照顾性）的角色是一种层次低的、贡献低的、不划算的回报，不仅对个人，也包括对社会。这本身不仅有对caring价值的错误认识，也包括着对教育成果的狭隘看法，我心中很不以为然，以后再展开说。但，女生占比的较大幅度提高却没有转变为教授、科学家、政治家、企业家中女性的占比，这个路径当中，有许多分析要细细地去做，有许多障碍（内心与外在）要层层地打破。

　　今昔对照，时代的变迁究竟改变着什么，还有什么没变，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把很多事情看得更透彻，这也是《极客与怪耋》一书的妙处。

　　附注：文中那本我当时正读的书后来在SARS期间得空翻译，非典之后正式出版，大陆地区最终译名为《极客与怪杰》，而未采用我最初建议的“怪耋”一词；这当中出版社考虑到了很多大众营销因素，但仍让我感到一丝遗憾。

　　(本文作者介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