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夹缝中求生的美国ESG发展——评“ESG成为美企避讳”_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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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兴业研究

　　吴艳阳，钱立华，鲁政委

　　2024-02-21 12：42

2024年1月9日，《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署名文章：The Latest Dirty Word in Corporate America： ESG，直击美国国内目前面临的ESG争议。此文在海外市场并未引发主流关注，讨论寥寥；但被国内媒体翻译为《美国企业界的一句最新脏话：ESG》并转载后，迅速传遍国内舆论场。

读过原文就会知道，国内不少媒体有曲解文意、断章取义之嫌。原文实则用“Dirty Word”指代“美国公司为避免卷入党争而不敢使用ESG三字母”，更恰当的翻译应为“避讳”而非中文语境下望文生义的“脏话”——这种翻译上的偏差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没有在海外掀起波澜，却在中文舆论场引发轩然大波。原文同时指出，美国企业依然认同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社会责任实践，但为了避免政治旋涡放弃使用ESG缩写，同时又带来了更多的混乱和困惑。

深入分析可以发现：1）美国的反ESG的浪潮本质上是由政治争论掀起的，焦点是对E议题的攻击，ESG是美国党派之争的受害者；2）其实，比首字母缩写更值得关注的是ESG方法论；3）ESG是长期主义，不与短期收益画等号，不等于ESG投资无益于盈利；4）国情差异决定着，美国的反ESG运动的土壤在中国并不存在。

因此，对待海外ESG争议的正确态度是冷静思考东西方政治和舆论生态差异，理性对待中外市场经济理念客观异同，以中国国家战略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抓手，守正笃实、久久为功，避免急功近利的短期主义，防止ESG沦为泛政治化工具。

　　事件：ESG成为美国企业界的Dirty Word——《华尔街日报》

　　2024年1月9日，《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署名文章：The Latest Dirty Word in Corporate America： ESG，直击美国国内目前面临的ESG争议。此文在海外市场并未引发主流关注，讨论寥寥；但被国内媒体翻译为《美国企业界的一句最新脏话：ESG》并转载后，迅速传遍国内舆论场。

　　相比原文在海外的“遇冷”，该文在国内传播过程中，被望文生义甚至借题发挥、夸大其词，不少自媒体聚焦于“脏话”、或使用“ESG已死”、“ESG终结”等标题来吸引流量。但如果通读英文原文就会发现，中文媒体在转载过程中曲解甚至完全背离了原文本意。原文实则用“Dirty Word”代指“避免使用曾经广泛使用的首字母缩略词来表示此类举措（避（党争之）嫌）”（avoid the once widely used acronym for such initiatives）；这里“Dirty Word”更恰当的翻译应为“避讳”而非中文语境下望文生义的“脏话”用意——这种翻译上的偏差也很好解释了为何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没有在海外掀起波澜，却在中文舆论场引发轩然大波。实质上，“Dirty Word”在英文中有两个含义，剑桥词典的权威注解为：一个是“脏话”（a word that is connected with sex and considered offensive by many people），另一个是“忌讳性词语，不受欢迎的字眼”（a word or an expression that refers to something that many people do not approve of）。针对第二个含义，剑桥词典给出了例句：[ For the environmentally aware， “disposable” has become a dirty word．对具有环保意识的人而言，“一次性”已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字眼。] [1]因此，不管中文媒体在转载时是有意还是无意将“Dirty Word”翻译为“脏话”，造成了对原文立场和情感的曲解，也会使得中文读者看完全文后非常困惑；只有翻译为“忌讳、避讳”才能准确地反映美国企业当前的困境和文章前后逻辑。正如报道原文指出，有公司高管对此现象提出疑问：如果不使用ESG，我该怎么称呼它？（“What do you want me to call it？ Few people had a ready answer”，文末附上原文非官方翻译，供读者参考）。

　　抛开翻译上的偏差，事实上避讳或者质疑ESG在美国舆论场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而反观国内舆论场，不少中文媒体报道却失之偏颇：第一，红州不等于美国、美国不等于全球——文中讨论场景和案例无法代表其他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第二，偷换概念。“减少对ESG术语的讨论”和“ESG的衰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一、发达市场ESG争议

　　美国是目前面临ESG争议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无论是2022年马斯克因特斯拉ESG评级较低而炮轰标普和背后的ESG理念，还是今年1月21日美国最大石油供应商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对ESG投资者的诉讼，都表明美国境内存在着激烈的ESG纷争。事实上，美国公司不堪舆论争议而对ESG“避讳”的现象近年屡见报端，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2022年全球第一大资管贝莱德（BlackRock）迫于德克萨斯、佛罗里达等美国红州共和党人压力放弃使用ESG转而重新捡起“可持续”一词，全球第二大资管先锋集团（Vanguard）迫于美国共和党压力而退出全球最大的气候投资联盟“净零排放资产管理人倡议”（The Net Zero Asset Managers initiative， NZAM）[2]。

　　回顾近年美国国内的反ESG运动声浪，最主要的反对力量来自化石燃料和高碳排行业。由于上述产业多位于传统红州，属于美国共和党绝对票仓，因此在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纷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特别是特朗普执政期间，ESG/气候变化就站在了美国舆论的风口浪尖，承受着来自美国保守媒体和官僚体系的口诛笔伐。

　　反观欧洲，虽然ESG被一些人揶揄为“有良心的资本主义”，但欧洲的ESG争议主要源自严格的欧盟反漂绿立法，打击的是投资端和消费端以“ESG、碳中和”为名的误导消费者甚至市场欺诈行为，自然导致了欧盟境内原先诸多冠以“ESG”名称的泛ESG产品规模的缩水。但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欧盟严格立法的最终目的是推动ESG的有序发展——切莫与美国ESG发展的泛政治化混为一谈。

　　总体来看，发达市场对ESG的争议可概括为两大类：一是“产品漂绿论”，即认为立法与监管的不足导致ESG沦为品牌公关工具，企业表现良莠不齐乃至误导消费者；二是“投资有害论”，即认为ESG（策略）对投资回报无益甚至会误导投资、有损回报等。目前，欧洲ESG之争主要是第一种，而美国ESG之争主要是第二种。

　　二、美国ESG发展的泛政治化

　　2.1 ESG是美国党派之争的受害者

　　ESG沦为美国党派之争的工具，早已不是什么秘密[5]。事实上，美共和党派一直试图通过一系列立法以阻止ESG发展：截至2023年，美国有15个州已经通过并实施“反ESG”法案，旨在限制投资和商业决策中使用ESG因素。可以发现，“反ESG”法案立法州分布与共和党控制选区高度一致。

　　实际上，除美国外的主要发达市场（欧洲、加拿大、澳新、日本）的ESG资产规模并无缩水。根据GSIA统计，2022年加拿大、日本、大洋洲、欧洲的ESG投资规模从2020年的18.2万亿美元增长到21.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0%；四个市场的ESG投资规模已占资产管理总规模的37.9%。欧盟推行《可持续金融信息披露条例》（SFDR）后，欧盟的反漂绿行动曾使得2020年欧洲市场的相关资产规模从2018年的14万亿跌至12万亿，但2022年欧洲市场ESG规模已止跌回升至14万亿。这说明欧洲市场已顺利渡过SFDR规则适应阶段，成功控制了“漂绿”的法律和声誉风险 [6]，再次印证了欧盟约束ESG市场行为的主要目的是打击不合理的“漂绿”行为，这与美国泛政治化的反ESG运动有本质上的区别。

　　2.2 比首字母缩写更值得关注的是方法论

　　即使ESG在美国面临泛政治化的压力，但再怎么“反ESG”也无法否定“企业的社会责任”——事实上，美国化石燃料巨头们反ESG的底气，正来自于背后的当地就业和税收贡献等S端利益捆绑。如果深入剖析美国的反ESG运动，会发现很多矛头指向的实质是E议题而非种族、人权、社区、员工等S核心议题，更遑论G早已成为美国监管的重要一环；即使E议题争议，更多也是指向气候变化，而非环境污染等议题。美国在经历了平权、言论自由、清洁空气和清洁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等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后，诸如种族平等、棕地治理等已成为美国的“政治正确”甚至“政治红线”。因此，美国的反ESG运动始终无法撼动美国ESG发展的根基，大多还是只能站在“弱势群体保护（如煤矿工人）、言论自由”等角度来旗帜鲜明地反对ESG，究其本质就在于ESG的三大支柱和理念本身和美国主流社会价值观一致，正如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将ESG从标题中剔除，但为了表现公司治理方面的成就，又不得不“旧瓶装新酒”重新捡起“企业责任”等术语；以及全球金融机构开始不再唯净零论，而是在S视角下更全面地看待气候转型（Climate Transition）的影响和应对——这也是ESG三支柱设计科学性的内在要求，即不能为了单一目标顾此失彼。

　　另一个和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类似的例子是，2022年Alex Edmans在Financial Management上发表了一篇题为The End of ESG的论文[7] 。如果前两年有中文媒体望文生义，直接翻译为《ESG的终结》并转载，估计也会引发一波中文舆情。但这篇文章并非讲述ESG的终结；相反，作者表达的核心观点是：随着ESG是影响公司长期财务价值十分重要的因素而受到公认，ESG将演变为主流实践，未来我们也不再需要一个专门的术语来研究概括这些传统上的非财务因素——即对ESG的理解逐渐从非财务走向预财务及至最终成为财务报表的一部分。这有点类似于东方哲学里的大道至简、大音希声。因此，如果缺乏对西方媒体报道风格和作者春秋笔法的理解，望文生义，很容易产生很多似是而非、南辕北辙的理解。

　　事实上，ESG概念和理论脱胎于“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概念，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2015年联合国制定了17个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成熟。SDGs致力于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问题，范围广、挑战大，目标是推动各国政府层面行动，但经济层面很多内容属于政府责任，超出了企业和个人能力范畴。也因此，在面向企业实践和投资实践时，基于公司治理、融入环境与社会议题的ESG投资与披露框架，就成了企业与投资人理解和实践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工具，也与企业传统财务披露和基本面投资有很好的内容与指标关联，帮助企业和投资机构在面对多如牛毛的可持续概念如“社会责任”、“责任投资”、“绿色”等的时候，既避免了可持续概念泛化带来的理解壁垒，也促进了企业和机构的实操与对外交流，真正意义上促进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企业和投资机构层面的实践落地。特别是ISSB标准的发布，使得全球有了共同的企业层面ESG披露交流的共同语言，极大降低了管理成本和交流成本。反之，当前美国企业为了规避政治旋涡，面对保守媒体的ESG污名化，选择放弃使用ESG三个字母，实质又回到可持续概念泛化、框架模糊的老问题，企业对外披露的用语、内容又变得五花八门。我们有理由推测，假如美国两党之争长期延续，未来攻击矛头若转向可持续披露、净零、社会责任等，企业是不是又要放弃使用越来越多的可持续词汇？这也是华尔街日报的灵魂发问：不用ESG，那用什么？

　　正因为ESG存在认知门槛和东西方价值观差异，特别是中国内地市场并未完成充分的市场教育，导致很多时候社会大众并未意识到ESG不等于绿色低碳，也不是片面地强调企业要做慈善。真正的ESG强调公司治理（G）的重要性，将E、S嵌入公司治理。因此，特斯拉不能因为生产新能源汽车，就成为ESG优等生；埃克森美孚也不能因为石油化工行业的出身，就天然地备受质疑 [8]。摆在台面上的是ESG评级结果的偏差，其背后却是方法学缺陷导致的。以中国石油公司为例，MSCI、路孚特、中诚信三家机构（2024年）的评级结果相差甚远：根据MSCI评估，中国石油评级（B）处于行业末尾28%，而路孚特评分结果（60.2）处于行业前24.7%，中诚信的评级结果（A+）更是高居行业前4.7%。同一公司不同评级机构ESG评级结果存在巨大分歧，背后体现的是ESG方法论的差异，其中重要原因包括评级间的议题、指标和权重存在差异，这是由评级机构对不同行业的ESG影响理解不同导致的。

　　我们必须承认，现有ESG方法论还远未完善，但这不能武断定论ESG理念存在问题，只能说方法论尚有进步空间。本质上，欧洲关于ESG的争议暴露出的也是方法论的问题，而美国大规模的反ESG运动却存在先有立场再找论据的嫌疑。“饱受争议”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是一个理念成熟和规范的必经之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才是关键。因此，单纯抨击ESG三个字母或者回避使用这三个字母本身对于解决问题没有意义，还有避重就轻的嫌疑——正如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指出一样，如果不使用ESG，我们该怎么称呼它？

　　2.3 不与短期收益画等号，不等于ESG投资无益于收益

　　ESG本身包含“时间”这一要素，ESG投资包含对未来风险的判断和管理。作为一种长期主义理念，企业很难在短期内看到明显变化。发达市场针对企业财务绩效与ESG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企业财务绩效与ESG绩效存在非线性关系。一些实证结果显示两者呈U型关系，表明在较长的时间周期下，ESG绩效与财务绩效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如下图表所示 [9]。进一步拆解发现，相比E和S得分，治理（G）得分和财务绩效之间的U型关系最为显著，证实了ESG导向的治理改善带来了公司长期财务绩效改善。总体来看，ESG投资是一种长期价值投资，只有在ESG绩效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后，财务绩效才会取得显著回报。

　　ESG投资方法短期没有带来预期的财务效应，应该优化方法、考虑时间周期影响，而非简单抨击ESG理念。正如The End of ESG中提到的“如果将ESG视为与其他影响长期收益的因素具有同等地位，围绕ESG的争议就变得毫无必要了”。

　　三、总结

　　美国国内的ESG争议源于沉疴已久的党派之争，背后是美国特有的政治生态。美国在传统能源和气候变化议题上的摇摆态度、在平权议题上的进退失据也与中国存在天壤之别，这些都是我们在观察和剖析美国ESG发展的过程中所不能忽视的。也因此ESG传入中国市场后，“本土化”渐成各方共识——这在此前国资委发布的央企ESG指标体系和证监会最新发布的ESG披露征求意见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ESG虽然是一个舶来品，但其核心价值与我国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发展与劳动生产力的观点，以及现阶段我国倡导的高质量发展理念高度一致。可以看到，国情差异决定着，美国的反ESG运动的土壤在中国并不存在。因此，在本土市场ESG理论构建期，对待海外ESG争议的正确态度是冷静思考东西方政治和舆论生态差异，理性对待中外市场经济理念客观异同，在借鉴海外ESG实践经验的过程中有所扬弃；在本土市场ESG实践过程中，需深刻认识到ESG是一组长期价值驱动的因素，以中国国家战略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抓手，守正笃实、久久为功，要避免急功近利的短期主义，从而防止ESG沦为泛政治化工具。

　　总之，没有必要被类似于“ESG已成为脏话、ESG已死”的言论煽动情绪，或因噎废食，放弃ESG发展。在面对不同声音时，应该多一份冷静。同时，ESG业内人士更要保持理性和反思——ESG在国内已发展数年，“十年窗下无人问，一朝报道天下知”，曲高和寡并不利于市场发展，投资者教育和大众普及也刻不容缓。厘清ESG概念、摒弃主观臆测深挖实证、扎根本土耐心探索符合我国国情和战略目标的ESG理论体系和实践策略，是所有本土ESG从业人员的应有之义。

　　附录：

　　The Latest Dirty Word in Corporate America： ESG [10]

　　美国企业界最新避讳：ESG

　　许多公司不再使用这三个字母： E-S-G。多年来，投资者的反弹、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的政治压力和法律威胁，一些商业领袖现在正有意识地努力避免曾经广泛使用的首字母缩写。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许多首席执行官现在采用了新的方法。包括可口可乐在内的一些公司正在重塑公司报告和委员会的品牌，将ESG剥离。顾问们正在指导高管们用其他方式来描述他们的努力，提出像“负责任的企业”这样的新术语。与此同时，在华尔街，随着投资者兴趣的消退，一些公司正在关闭一度很受欢迎的ESG基金。信息传递的转变反映了一个现实：“ESG很复杂，”达里尔·布鲁斯特说。他曾是卡夫食品和纳贝斯克的高管，现在是企业目标的首席执行官。这是一家由200多家公司关注社会影响的非营利组织。

　　将问责制纳入商业决策的运动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大约20年前，在联合国使用之后，ESG一词获得了发展势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努力引起了分裂——一些州政府官员嘲笑为“唤醒了资本主义”，也批评其他人过于关注衡量和披露要求。许多首席执行官强调，他们将继续遵循多年前做出的可持续发展承诺——即使他们不再经常公开谈论这些承诺。咨询公司Teneo去年12月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约8%的首席执行官正在增加他们的ESG项目；其余的人会坚持下去，但经常会改变他们的处理方式。许多领导人正在更仔细地审查所披露的信息，希望避免监管审查或政治批评。顾问们告诉CEO们要更准确，要设定可以实现的目标，而不是崇高的声明。建议尽可能少说。“我们已经看到了ESG领域的首席执行官们进行了大量的重组和调整。不仅是他们说的话，还有他们说的地方，以及描述，”布拉德·卡普说。

　　巴黎保险公司AXA的首席执行官托马斯·布伯尔去年在美国会见一家资产管理公司、一家化肥制造商和一家科技公司的领导人时，高管们表达了谨慎。“我用了ESG缩写，人们告诉我不要用这个词，”布伯尔说。“我说，‘你想让我怎么称呼它？’”很少有人能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布伯尔说，环境努力和其他目标的重要性不应被低估。“我们需要从意图转向行动，”他说。

　　在2022年迪士尼和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发生争执后，ESG变得更加政治化。这为其他十多名州政府官员对ESG努力的广泛尖锐评论以及一些资产管理公司的回调打开了大门。晨星的数据显示，2023年前9个月，投资者从ESG基金中撤出了超过140亿美元。贝莱德的拉里·芬克（贝莱德CEO，译者著）在2023年给投资者写了一封信，但没有明确提到ESG，此前一些州在2022年因该公司强调ESG而撤资。去年11月，道富银行宣布了一项新的投票政策，目标投资者可能不愿如此强调ESG。去年，考虑到ESG在其代理审查过程中产生的潜在影响，富达取消了相关措辞。

　　FactSet的分析显示，在财报电话会议上，2021年之前提到ESG的次数在稳步上升，此后一直在下降。在2021年第四季度，标准普尔500指数中有155家公司提到了ESG的举措；到2023年第二季度，这一比例已降至61次。企业面临的额外挑战是，ESG的某些维度，特别是社会目标，可能难以量化。企业多元化项目通常是ESG议程的一部分，在最高法院就平权行动和法律挑战做出裁决后，它们将面临新的审查。

　　高管和他们的顾问表示，公司仍然更致力于ESG的“E”，希望应对气候变化。一些首席执行官说，环境因素对他们的业务至关重要，这也是许多人前往迪拜参加联合国COP28大会的气候会议。气候变化也很可能成为下周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的一个关键主题。Flex的首席执行官雷瓦蒂·阿德瓦蒂说，该制造商在全球拥有130家工厂，他们是否需要以可持续的方式运营并不会是一个问题。她说：“我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可持续发展报告，或者我们专注于ESG，就有了一群新投资者。”“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想专注于减少水，减少电力，所有这些事情。所以我不认为这是，嘿，这是今天出现的趋势，明天就会开始了。”领导人正在做的一些改变是微妙的。在可口可乐公司，该公司于2022年发布了一份“商业&ESG”报告；2023年，它以“商业和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形式发布。这家饮料巨头还将董事会委员会更名。对ESG最激烈的批评者表示，他们欢迎少讨论它。德克萨斯州司法部长肯·帕克斯顿意识到，这将使他们面临更大的法律风险，并耗费他们的客户。”他反对ESG的政策。

　　如何称呼这种努力现在仍存在争议。布鲁斯特的非营利组织首席执行官建议领导人用明确的语言讨论倡议，解释减少用水的努力，或者使用“我们的人民”或“我们的自然资源”等术语。布鲁斯特说，他希望更多的领导人采用“负责任的企业”一词。“你可以成为反ESG的人，”布鲁斯特说，“但我们很难做到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