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供应链的成长性与局限性

　　越南供应链的成长性与局限性

　　作者：王泠一

　　6月13日，世界银行在越南首都河内正式发布今年《越南宏观经济更新报告》指出，越南工业生产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同比增长10.4%；商品零售和消费服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2.6%、环比增长4.2%。其他国际组织也对今年越南经济的表现肯定有加，如亚洲开发银行预测2022年越南经济增长率为6.5%，2023年达6.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全球经济增长率下调至3.6%的同时，却相信越南经济将强劲增长，2023年有望达到7.2%。越南智库和主流媒体顿感欢欣鼓舞，一致认为这些数字及预测充分展现了越南国内消费需求的强劲复苏。由于今年前五个月，越南出口贸易额超过了同阶段的中国深圳特区，因此还有国际智库的研究人员断言，越南将在未来数年内替代中国沿海，成为全球供应链重要角色。这一观点引发了中国国内经济界的关注，笔者认为有必要就此做些分析。

　　新兴经济体的成长性

　　毫无疑问，越南是近年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优等生。本世纪以来，越南以果断的对外开放姿态积极吸引外资、拓展对外贸易渠道，并取得了一批硕果，如对华经贸关系的突飞猛进就是最显著的亮点。中国海关统计显示：2021年中越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为2302亿美元，按美元计价同比增长19.7%，按人民币计价则同比增长12%。中国继续成为越南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市场；越南也保持着中国在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按国别统计继美国、日本、韩国、德国和澳大利亚之后，中国在全球的第六大贸易伙伴。

　　越南官方认为，中国市场对于维护越南经济增长水平和供应链的成长性意义重大。其中，越南对华出口金额最多的是手机和零部件，在2021年成为首批对华出口达“百亿美元”级的商品。与此同时，还有多种商品按越方口径实现了“十亿美元”级别的对华出口，特别是果蔬、橡胶、大米、咖啡、木薯甚至茶叶，都达到了这一层级。今年前五个月仍然势头不减，中国市场巨大的消费能力并没因深圳、上海等重要城市疫情干扰而出现对越进口萎缩。

　　值得关注的另一个亮点是越南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额：在2021年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为1110亿美元，较上年增加了210亿美元；美国继续保持着越南第二大贸易伙伴地位。其中，越南对美出口达960亿美元、同比增长24%；越南自美国进口150亿美元，其进口额超过10亿美元的商品有两种，即电脑、电子产品和零件。美国市场订单对越南供应链的成长也起到了积极的拉动作用，分析显示，越南对美出口额超10亿美元的商品种类多达13个，其中机械设备、纺织品服装和电子零件这三类商品出口额合计超过了100亿美元。今年前五个月，美国继续保持越南第一出口市场地位；越南对其出口467亿美元。

　　对于越南来说，能同时和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保持着旺盛的贸易往来，无疑是种难得的战略机遇。在东盟成员中，越南也是自由贸易最积极的代表，共参加了15个多边自由贸易的协定。同时，由于越南经济体量和实际的发展中经济初级水平状态，美国以及日本、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发达国家，尚没有将越南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因此给予了越南双边贸易上的优惠。目前，只有韩国经济界感受到了越南制造业崛起的压力，认为越南制造的工艺水平和抢占美国市场的爆发力，已经逼近韩国制造并有可能在2030年达到比肩状态。

　　越南经济的成就，甚至引发了上月达沃斯论坛国际经济学家们的关注。普遍的积极评价是：越南政府采取了贸易振兴国策，并坚持出口导向，对相关主要贸易伙伴市场进行了精确的研判和针对性布局；尤其是在涉外法规认知、涉外行业发展、涉外贸易纠纷的处置方面，越南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发挥了对企业的积极指导作用，如很少出现越南企业被外国政府制裁或实施行业性禁令的案例。在主打出口产品的标准化方面，越南相关行业协会几乎是全盘接受国际标准；尤其是在电子产品及其零部件工艺上，不断地消化海外新条款。

　　所以，越南作为东亚地区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其成长性还将得以相应水平的维持。作为中国山水相连的邻国和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以及“一带一路”沿线的代表国家，越南经济和其供应链的成长性，是值得中国经济界和中国智库关注的。世界银行预测显示：2022年越南外贸额将达到7000亿美元大关并再创新高。IMF则乐观预测：2022年越南经济总量将超过4000亿美元，人均GDP将超过4100美元。这就意味着按目前国际通行标准，越南从2023年开始将会从中低收入国家跨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越南供应链的局限性

　　笔者清晰地记得一件往事：1998年10月，当时的越南总理潘文凯访华并预定同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进行双边贸易洽谈。这年9月中越双方智库进行了必要的交流，其中一个当时需要解放思想的议题就是2000年即新世纪头一年双边贸易额应该达到一个怎样的水平。越方相当积极、主动，提出的目标是20亿美元。笔者所参加的研究就是能否达到这个水平，因为当年已经18亿美元（含边贸）规模了，但还是有专家认为缺乏进一步拓展的动力。后来，朱总理等欣然接受了越方提出的目标。而事实上，2000年中越双边经贸额逼近30亿美元，此后每年都超出预计。

　　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作为一个典型的、后发的新兴经济体，越南供应链还存在着明确的局限性，或者说在未来一段时间如2030年之前暂时克服不了。从智库观察角度来分析：越南宏观经济面存在着三大明显的短板，制约着其供应链在全球范围内发挥进一步能量，换言之，这意味着越南供应链目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区域性而非全球性的。

　　首先，支撑越南经济尤其是制造业产能的电力供应总体上处于短缺状态。

　　从遵循环保和经济发展相平衡的战略出发，越南也以高度的责任感在控制原煤发电总量，尽管越南是煤炭资源丰富的国度。去年，越南风能和太阳能等新能源占其总发电量比重已经超过了15%；今年头五个月也是同比例，其中70%来自太阳能、30%来自风能。可是在炎热季节，越南电力供应往往会出现短缺；尤其是在北方制造业集中区域，还需要向邻国老挝和中国云南采购电力。如今出口旺盛、各工业开发区产能已经全方位复苏，但预计7月就会遭遇限电的措施。越南一度恢复过油气发电但也遇到原料瓶颈，即俄乌冲突爆发一百多天后国际原油价格和天然气价格飙升，用以发电必进入巨额亏损境地。

　　其次，和全球供应链大国中国相比，越南国内铁路运输系统对其供应链的支持能力是有限的。

　　越南国家地形南北狭长，国土呈现南北两头略宽、中部狭长的哑铃状；一南一北两个三角洲平原成为越南的主要人口集中地和经济重心地域。长期以来，越南智库就经年呼吁铁路建设已经全面落后于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甚至全国大部分铁路里程仍然是在近代殖民时期由法国人主持兴建的，建设新的南北铁路以及高铁是国家使命。笔者曾专题考察过越南铁路运能，越南铁路始建于1881年，目前总里程已达2700多公里，但其中2200多公里都是单线的窄轨铁路，包括被称为供应链生命线的南北铁路干线。由于缺乏维护和更新换代，以及相关投资不足，铁路在物流中越来越边缘化；铁路货运和客运，在其国内总运量的比重已经低于20%。通行时间显得特别漫长，如北南两个经济中心城市——河内到胡志明之间的火车单程旅行时间仍需要29个小时，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

　　再次，连接远洋跨国海运的港口吞吐能力虽然有所进步，但整体跟不上旺盛的外贸需求。

　　有国际物流专家指出，越南今年头五个月的出口额一度超过深圳，缘于深圳4月疫情防控让口岸贸易交割“打了个盹”；如果未来的越南经济总量要接近目前深圳的水平，其港口现有的吞吐能力就支撑不了。据越南海事局统计，2021年越南全国的港口吞吐量为2500万标准箱；中国深圳同期完成的吞吐量为287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8.4%，并继续名列全球第四大港口的位置。而极为关键的是：深圳港全年国际班轮航线达到302条即比2020年底增加了61条；且全年累计增开了728条加班货轮。越南无一港口拥有类似深圳港的实力，就是在2021年表现抢眼的胡志明港和海防港；其吞吐量也刚刚分别突破600万和1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均为8%。如果没有大手笔投入，这两港运能将遇瓶颈。

　　命运共同体的相容性

　　今年一季度，越南经济增速为5.03%，这在全球经济难以全面振作的背景下，显得难能可贵。不过，在越南投资多年的外资企业，包括中资企业在内，则普遍感受到了用工成本上涨；而劳动者希望自己福利能得到和经济增长相匹配的改善。6月12日，越南总理范明政通过线上和线下结合的互动方式，直接对话制造业工人代表，他还宣布，从7月1日即今年下半年起提高全国最低工资。他的这个决定，自然得到了工会组织一片赞赏。

　　同时，在越外企尤其是西方投资企业觉得经营压力明显增加，认为将转移到出口商品保价中。如越南制造已经承担了耐克运动鞋51%和苹果手机10%的全球生产量，但美方投资者仍然反对很有限的涨薪，声称将不利于其商品对美市场的销售。笔者认为当下劳动力价格已进入上升通道，如澳大利亚和俄罗斯6月1日开始都涨薪10%；美国国内通胀严峻已逼近9%，并且形成了对越南、韩国等新兴国家市场的通胀外延。此番越南政府只是要求涨薪幅度为6%，而且工会方面强调劳方权益需要在复工复产的艰苦环境下得到保障、何况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三年间就没有提高过最低工资水平。笔者接触的中资企业经营者们持理解态度，认为从企业可持续发展和命运共同体角度应有所增长，何况越南物价也在涨。

　　河内和胡志明市的开发区集中着规模化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越南出口创汇的主力和区域性供应链基地。这种格局类似于30年前中国的深圳特区，连工资水平的设计都是相当的。如在其工业开发区，熟练工的最低月工资不过是从442万越南盾（约合1326元人民币），上调至下半年开始的468万越南盾（约合1404元人民币）。而今年6月，河内菜市场的猪肉和鸡肉价格按人民币汇率计算，已分别为每公斤40元和50元；在越中资企业原先是按惯例兴办食堂的，但当地越南员工和深圳劳动力最大的区别则是就地务工而非千里之外而来，即生活保障主要依托家庭供应。这就意味着如果不相应地提高员工的最低月工资水平，一旦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劳动力也就大规模流失了。所以，中资企业基本上对最低月工资幅度上调持包容的姿态，比美资企业的主管们要积极得多。何况，越南制造业成品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供需矛盾是极大的缓冲；从持续增长的市场巨额利润中拿出极低比例来微调员工最低月工资，是在越美企的必修课。

　　未来一个阶段的越南发展格局，必将进入经济增长应与社会发展相对平衡的态势；否则其区域性商品供应链的稳定是难以维系的，也是对其国民收入增长的制约。所以，越南政府基于当下面临的实际挑战，也提出了今年下半年需要完成的发展型任务目标。从智库角度来观察：这些目标如果得以顺利地推进，则必然有助于巩固越南供应链成长性。如越南政府并非一味要求外企涨工资，自身也是谋求积极作为的。特别是在提高劳动力素质上明确要求：“提高教育培训质量，结合促进科学研究、技术应用和创新开发人力资源。加快实施教学培训的数字化转型，完善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技能教学组织形式。力争职工受训比例达到三分之二，而获得高等学历、证书的一线劳动者比例超过四分之一。”这是值得期待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国家自觉行动，越南制造业将长时期停留在低水平加工而受制于人。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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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