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朗 |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的重要学术价值|历史_新浪财经

转自：党的文献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编年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下简称《编年史》），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发展、壮大并取得辉煌胜利的历程，反映了党的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时，仅从深化中共党史研究乃至中国现代史研究而言，其学术价值也是非常突出的。

第一，叙事翔实，大幅度拓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内容。一是，这部书共计29卷、900多万字，着重记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对外关系、党的建设等各方面的重要活动，是迄今为止内容最丰富、体量最庞大、最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编年体党史基本著作。翔实的历史内容和系统的历史过程，是《编年史》的一个重要亮点和鲜明特点。二是，《编年史》按年设卷、每月成章、逐日记述，以编年体为主、辅之以纪事本末体的架构和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的写法，在全方位地展现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大事要事、主要线索的同时，保存了丰富的历史细节，见人见事，许多细节具体而生动。特别是将党的许多重大活动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展现得非常清楚，有助于读者和研究者对相关史实作全面了解和系统把握，增强历史感悟。

第二，史料丰厚，以权威、最新、综合见长。这部书在史料方面，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以第一手和权威史料为基础。《编年史》主要依据《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及党的其他重要历史文献；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选集、文集、年谱、传记；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党领导下的其他抗日武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战史资料等，史料非常扎实。二是，确保使用的资料为最新版本。如《毛泽东年谱》使用的是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周恩来年谱》使用的是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刘少奇年谱》使用的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朱德年谱》使用的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等也是最新版本。另外，还有2024年5月出版的《习仲勋年谱》。这些都体现了党史研究和文献编辑的最新成果。三是，综合汇集了各方面的史料。《编年史》将党的某一决策和活动的提出、实施和演进等过程中，中共中央和各地的党政军群组织的互动、相关方面的讨论等史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做了比较集中的整理和记述，非常便利读者对相关过程作整体全面的了解。立足于史料，以丰厚的史料充分地反映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相关史实，是本部书的又一个突出且鲜明的特点，它彰显了《编年史》深厚的历史维度和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捧读它，犹如品赏学术盛宴，特别“解渴”。

第三，背景清晰，对党的活动的反映立体感强。《编年史》依据编写体例，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活动放在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照顾到当时党所面临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形势，历史现场感强烈。如此具体的历史场景的展现，有助于更深刻地感悟党在当时具体条件下的决策和活动，从而更贴近本原地去观察和认识相关历史，更准确地把握和辨析相关历史，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获取历史智慧和精神力量。历史活动总是依据一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进行的，认识历史必须把握历史背景，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编年史》在这方面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第四，学术规范，确保史学研究的严谨性和可信度。《编年史》的编写严格遵循了学术规范。除了前述的编写时大量运用第一手史料和吸纳最新资料外，《编年史》还注意吸收近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坚持论从史出，对相关历史做画龙点睛的评价；采用了“孤证不立”的编写原则；重大事件有2种以上说法的，进行考证，对不同说法用学术注释加以说明；记载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大活动，都明确标注出处；等等。以上这些方面，都彰显了《编年史》的学术规范性。

作为900多万字的鸿篇巨制，《编年史》有很多特点，而以上几点尤为突出地反映了其重要学术价值。《编年史》比较全面、系统、立体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学术性、可读性、生动性，是一部研读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重要史籍。相信它的出版，将助益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的深化，推动中共党史学习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李东朗，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