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锐评”妇女解放和婚姻关系

转自：前线理论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谈论家庭建设时多次申明“男女平等、夫妻和睦”的价值立场。

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追问“我是谁”的问题，对“我”的寻找成为她们用一生去追问和求解的命题。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恩格斯从当时的历史发展条件出发，对妇女解放及婚姻关系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历史性的梳理和“锐评”。

“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力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

在该文中，恩格斯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视角，系统地整理了妇女身份演变的历史过程。恩格斯认为，从家庭的起源和发展看来，人类经历了三种主要的婚姻形式，即群婚制、对偶制和专偶制。这三种婚姻形式大体上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群婚制与蒙昧时代相适应，对偶制与野蛮时代相适应，专偶制与文明时代相适应。

在生产力较低的蒙昧时代，人类实行的是群婚制，“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形成了以母亲为中心的血缘家庭，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家庭关系和继承权主要通过母亲来确定。然而，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剩余劳动产品的出现为私有制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私有制的产生使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从母系氏族向父权家庭转变。

于是，婚姻形式逐渐从群婚制演变为对偶制。恩格斯指出，对偶制家庭的特征是“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共同生活”。由于畜牧业和金属加工等生产活动的进一步发展，男性逐渐掌握了更多的生产资料和财富，这使得男性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逐步建立。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财产的增加，男性为了确保财产能够传给自己的亲生子女，需要明确子女的生父身份，这促成了以一夫一妻制为特征的专偶制。在专偶制家庭中，妇女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她们从家庭的共同生产者变成了男性的附属品，主要负责家务和生育，而失去了在社会生产中的独立地位，“这种关系现在已不能由双方任意解除了。这时通例只有丈夫可以解除婚姻关系，赶走他的妻子”。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写下这样一段带给众多女性主义者以启示的话语：“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在现代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统治的独特性质，以及确立双方的真正社会平等的必要性和方法，只有当双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时候，才会充分表现出来。”

恩格斯认为，现代工业的发展使妇女能够更多参与到社会生产中，这为妇女解放提供了可能。恩格斯强调，妇女的解放不仅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推动社会向更高级形态发展的动力，妇女在推动社会变革和家庭形式演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恩格斯的展望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私有制的消亡，“专偶制不仅不会灭亡，而且最后对于男子也将成为现实”。婚姻将基于相互爱慕和自愿选择，而不是出于经济利益或社会地位，婚姻关系变得更加自由和平等，这种家庭形式将更加注重个人的情感需求和社会的共同责任，并最终成为满足成员情感需求和相互支持的社会基本单位，从而为社会的平等和团结奠定基础。

当今中国，亿万妇女平等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平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主人翁地位更加彰显，半边天力量充分释放，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与日俱增。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谈论家庭建设时多次申明“男女平等、夫妻和睦”的价值立场，既强调要发挥妇女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又强调“男性也不能当甩手掌柜，要同妻子分担养老育幼等家庭责任，共担家务劳动”，突显了新时代家庭建设的平等互助原则。

作者：刘涵，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陈文旭，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前线客户端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责任编辑：张卓

网络编辑：崔天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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