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速反转，她原来如此冷酷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永舟

编辑 | 吴擎

7月8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拿大知名女作家爱丽丝·门罗的小女儿安德莉亚·罗宾·斯金纳发文爆料，自称曾在9岁的时候，遭到了门罗的第二任丈夫，也就是自己的继父杰拉尔德·弗莱姆林的性侵。

作为亲生母亲的门罗，不仅没有帮助女儿对抗施害者，反而继续留在丈夫身边，并声称这是因为爱情。

安德莉亚曝出此事时，门罗已经离世近两个月了。

消息迅速蔓延全球。短短一个早上，中文互联网社群上，一如既往地开始出现“抵制”。有读者庆幸自己从没读过门罗，有人伤感地感慨作品果然不等于人品。一个“文学洛神”的“塌房”，引起的轰动，堪比她的逝世和获奖。

死亡给一个名作家更添了一层神圣和伟大色彩。仅在一个月前，大家还在怀着至高崇敬的心，缅怀门罗这位成就斐然的短篇小说家。只不过，受到情感伤害的网友，也许比真正阅读过门罗的读者数量要多。

而对于那些认为文学不能与道德脱钩的读者而言，对门罗的讨伐，多少包含对于自身审美信念的失望，以及这种自我否定带来的恼羞成怒。

对文学本身的怀疑来得如此容易。人们频繁使用“巧言令色”这个房思琪叙事式的罪名，来批评剖析一个女作家在文学成就与母职失败之间的戏剧性割裂。脱胎于八卦的窥私欲，则打破了文学与私德之间的边界。甚至一些不知道门罗的人，此时才知道世界上存在这样一位“不称职的”，甚至是“可恶的”母亲，她同时还是一名女作家。

文学艺术家的私德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历来争议不休。从性侵养女的伍迪·艾伦，到虐待妻子的作家奈保尔，再到被曝强奸未成年人的著名法国导演罗曼·波兰斯基。尤其在公私边界愈发模糊的互联网时代，对读者而言，也许知道得太多似乎是一种折磨。老生常谈的“塌房”，作为一种粗暴的断裂机制，不仅斩断了公共领域的审美自由，也将个体的道德标准放置于绞刑架上，被审判和被格式化。

哪怕人们试图回到门罗的作品，从她的女性书写里寻找进入她内心世界的路口，但本质上，也依然是在为自己撕裂的心寻找一个落脚点。甚至一些作家也因为看出了门罗小说里“冷酷的语境”后，表达了哀叹与扼腕。

对此，首先得承认的是：我们能接受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作家不是女性主义者，甚至可能站在“女权”的反面吗？我们能接受一个文学成就耀眼的作家，本性的脆弱和懦弱吗？

在这一宛如小说戏剧般充满张力的故事里，一对母女交织经历的复杂人生，远不仅是善与恶、被害与被告这么简单的关系。

绝望的女儿

我们可以相信安德莉亚口中的母亲爱丽丝·门罗吗？

当然你有理由相信。你有理由相信任何一个作家做出任何事情。或者说：你有理由相信世界上存在这样一个母亲，在女儿和爱情之间选择了后者。也可以相信一个作家，或是任何其他行业的名人，在女儿和爱情之间选择了后者。

最重要的是，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仅仅是一个女人，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如果不是爱丽丝·门罗，而只是一个普通无名的女人，道德审判会更容易进行吗？

若将情境设置在匿名的、符号化的“女性”身上，这个问题的范畴大概率会被拓展。譬如，我们可以严肃地讨论一下，当一个女性成为母亲，世界对她期许的天然的、本能的母爱，是否真的必然超越她对于爱情的渴望？

如果门罗还在世，她也许不会为自己辩解。一个没有保护好女儿的母亲，在女儿受到伤害后，依然没有选择弥补自己的过错，拾起迟到的母职。

1992年，25岁的安德莉亚第一次向门罗坦露了自己被继父性侵的经历。她决定说出来的直接动因，是母亲向她讲述了一个被继父性侵的女孩的故事，并对故事里的女孩表达了同情。门罗问安德莉亚，“她为什么不告诉自己的妈妈呢？”

摘录至安德莉亚写给母亲门罗的信，其中坦露了自己被继父性侵的经历

安德莉亚认为，母亲是可能会对这种事情产生同情和愤怒的。于是，她写了一封信给门罗。可让她没想到的是，即便在继父承认对自己性侵的事实后，门罗也只是“表现得仿佛得知了丈夫的不忠”，这是安德莉亚最担心的结果。

在得知女儿的遭遇后，门罗短暂地离开了弗雷姆林。也许她有过本能的愤怒，但最终，她还是选择了丈夫与爱情。门罗甚至觉得，女儿与丈夫一起给自己带来了屈辱。

安德莉亚在指控中表达了对母亲的不解与深深失望：“她坚信我和继父对她隐瞒这件事是为了羞辱她。她还向我讲述继父与其他孩子之间的‘友情’，并强调她自己感受到了背叛。她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和身为受害者的亲生骨肉说话吗？”

试代入女儿的立场，母亲的沉默所带来的失望必然是剧烈的、难以承受的。自己在遭受了那样的伤害之后，唯一可能提供庇佑的母亲，竟与施害者站在一边，在自己的伤口上狠狠踩了一脚。门罗对现实中的女儿的感情，不如她对待虚拟人物的感情。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对女儿是，对读者是，或者甚至对身为母亲的门罗，也是。

“她（门罗）认为，如果我要她否定自己的需求，为了孩子作出牺牲，并向男人索要补偿。这就是一种厌女文化带来的谬误。”

孩提时的安德莉亚（最右）

多年后，我们不能完全以今天女性主义的尺度去理解门罗口中的“厌女”，英国作家琼·史密斯在《厌女症》一书中，将厌女症解释为一种“对女性化、女性倾向以及一切与女性相关的事物和意义的厌恶，并把妇女，尤其是妇女的性，当作死亡与痛苦，而不是当作生命和快乐的象征”。

按照类似观念，门罗用厌女文化弱化丈夫的犯罪事实，明显陷入了逻辑上的混沌。她将“出轨”与“性犯罪”放在了同等道德价值的天平上进行比较，忘掉了或是根本不知道、不愿意想起二者有着性质上的根本不同。她认为，自己不该为丈夫的过错买单，因为那是“厌女”的表现。

在那个年代，对性犯罪的指控更为隐秘与私人，女儿的倾诉是极具勇气的，她感受到的痛苦与绝望，在不被母亲理解甚至被母亲曲解之后，变得更为深重、刺痛，痛感穿越岁月，足以被今天的人感受到。

1994年，就在门罗漠视女儿的控诉两年后，前者写了一篇中篇小说《破坏分子》，多年后被收录在短篇集《公开的秘密》里。小说关于两个女性的感情，但文中提到了一段女孩被继父性侵的情节。但一个在精神上扮演“母亲”的成年女性，却对此选择视而不见。

我们很难评价这篇小说与安德莉亚的讲述是否存在任何内在的勾连，就像当初对待那件事的态度一样，门罗的内心世界也许并未完全袒露在文字里。我们能读到的是，仅在这一篇小说中，她为一个热衷破坏的女性，建立了一份精神崩坏的童年因由。但更多的情感描写，放在了女人之间的躲闪和回避关系之上。

爱丽丝·门罗

追溯一个人的反常规行为，谈论“一个不称职的母亲”，甚至是一个“糟糕的母亲”，我们应当先了解她是如何理解一件事，如何理解自己的生命的。

发现真实的人与想象中的差距，在今天被称为“祛魅”。在对一个“女作家”祛魅之前，首先发生的，是一个女儿对母亲的祛魅，然后，是读者对一个“伟大作家”的祛魅。

脆弱的母亲

文艺作品里，母爱的神圣性，往往建立在某种生理决定论之上。当一个女人成为母亲，她身上的其他女性特质，便被认为应当本能让位于母性。她所有的人性魅力，包括性魅力，甚至也该来源于此。

不是没有人对母爱的天然性和本能性质疑。可类似张爱玲所经历和描摹的那种反常规母女关系，无论在道德接受还是审美接受上，都更多被世人默认为少数、异端甚至畸变。从审美和道德上，人们都更能接受一个无能的父亲，母亲则被认为应当为生命的传递承担更多责任。

依照鲁迅的意思，一个女人身上天然具备“女儿性”和“母性”，所谓“妻性”则是被逼出来的。我们大胆理解，在门罗那里，对“恶魔丈夫”的依恋，或许并非出于“妻性”，反而是出于一种“女儿性”。

由是，我们可以尝试猜测，门罗对丈夫的依恋，构成了她生命里重要的能量来源，就像文学和情欲本身，是一种不可推卸而又常常让她陷入困境的存在。

1972年，门罗与第一任丈夫持续二十年的婚姻结束。四年后，她嫁给了地质学家杰拉尔德·弗雷姆林，也就是这次被安德莉亚指控的继父。这段婚姻一直延续到2013年4月弗雷姆林去世，这一年，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杰拉尔德·弗雷姆林

在当年的诺贝尔文学主旨演讲里，门罗说：“我从来不知道‘女权主义’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不过我的确是个女权主义者。”

可就在一年前，门罗在接受《纽约客》采访时坦言：“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作家，但我当然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我看问题从不站在强烈的女性角度。我确实认为，作为男人真的很难。”

也许我们得承认门罗的脆弱，或者说，懦弱——她是一个对女性经验有着极敏锐感知的写作者，可她并非一个称职的母亲，也不是我们今天想要的女性主义文学偶像。

门罗发表处女作《快乐影子之舞》的时候，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加拿大女权运动的高峰，主旨是对摆脱男性主导秩序的强调与诉求。不过，那时候，门罗已经37岁了。她已经早早经历了婚姻与生育，成为了一个母亲。

作家本人的身世，以及她的书写主体，在百年后构成了一种割裂的误读：门罗应当很难避免受到环境潮流的影响，可她身上的“母亲”身份，又是在更为传统、陈旧的语境下建立起来的。在《雅加达》一文中，她描述到一个女人成为母亲的过程：“这一系列事情之后进程便不再那么一清二楚了，很难断定你会在何时到达何地。”

爱丽丝·门罗的作品

如今，文学界有个趋势，凡以女性故事为题材写作的女性作家，都有很大概率被冠以“女性主义”甚至是“女权”之冠。这里面有不少媒体的“功劳”，但更多的是某种无意识流行文化的集体渲染。

但回看门罗笔下那些细致入微的女性故事描写，其实都从未以一种女权或女性主义的话语存在。女主人公们生存的环境里，父权制像工业时代的浓雾一样无声无形地笼罩，但门罗从未试图以抗争者姿态去挑破和宣战。她只是冷静而克制地，润物无声地，去还原那些女性主体隐秘的爱与恨、脆弱与欲望。

在那部最出名的《逃离》里，家庭主妇和家养的山羊一样，离家出走后又折返，二者都无法在父权社会/自然界独自生存；《我母亲的梦》里的女主人公吉尔热爱小提琴，却没有彻底追求事业，放弃婚姻和孩子；《幸福过了头》里的索菲娅对数学理想心怀抱负，可同时她也对自身所处的现实环境有着清晰认知，有理想，却没有幻想。

这些女主人公，从家庭妇女到单身年轻女性，从知识分子到农妇，她们无一不深陷某种理想与现实的割裂和挣扎之中，在自己内心与外部环境共同组成的撕扯和无力里。她们大多曾试图“逃离”，却在现实的种种阻滞下不得不折返。

《逃离》里的女主人公，在发现丈夫没有将自己心爱的山羊带回家后，本该震惊和愤怒，因为丈夫明知道她对小羊的依恋。但她仍然选择了逃避，忽略真相，“她像是肺里什么地方扎进去了一根致命的针，浅一些呼吸时可能不感到疼。可是每当她需要深深吸进去一口气时，她便能觉出那根针依然存在。”

爱丽丝·门罗的作品《逃离》

这不是直接对父权社会的反思和抨击，而是门罗代入了真实情感经验的，对她们的沮丧和困顿，做出了润物细无声的描写。

因此，门罗对她笔下的女性付以深度的同情和怜悯，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反而是生理衔接的女儿，成了她不敢直面的，想要“逃离”的人生之困。

“沉默仍在继续”

安德莉亚——那个可怜而勇敢的指控者——出生于1966年，她如今快已六十岁了，是足以当我们的母辈甚至是祖辈的年龄。我们或可以说，她是一个有了充分生命经验和生命智慧的女性。过去的事对她产生的影响，必然不可能是在今天才生效，而是贯穿大半生，忍受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伤痛和阴影。

一个被继父性侵的女性，在花甲之年才选择讲出幼年的伤痛，必然也不会是为了复仇和维权。而且，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安德莉亚顾及了私情。哪怕她也许不会承认，自己内心深处有着一份恻隐，不愿让母亲身陷身败名裂的泥淖里，不想让她感受那种情感上的痛苦。

这也许是一份体恤，也许只是漫长的忧郁。我们不得而知。总之，在这对母女跨越数十年的拉锯里，我们看见绝望和愤怒，也看见无奈和脆弱。

据安德莉亚所说，在她大概十几岁时，弗雷姆林才停止骚扰她，因为“失去了兴趣”。但那时，安德莉亚已经患上了暴食症、失眠症和偏头疼，并不得不退出多伦多大学的国际发展项目。

2002年，安德莉亚主动切断了与家庭的关系。她向门罗表示，绝不会允许弗雷姆林接近自己的孩子。三年后，读到门罗在《纽约时报》采访里仍对这段婚姻持积极态度后，安德莉亚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精神压力，将她和弗雷姆林的来往信件交给了警方。

安德莉亚曾表示永远无法与母亲和解

在信件里，弗雷姆林甚至指责安德莉亚是“破坏家庭的人”，他将事情描述为继女“为了性冒险而闯入他的卧室”。

警方立案后，80岁的弗雷姆林对猥亵安德莉亚一事供认不讳，并被判处两年缓刑。两年后，在那之后，门罗一直陪伴着弗雷姆林，直到他2013年去世。即使在弗雷姆林去世后，“沉默仍在继续”。

二十年后的今天，安德莉亚在文中说，“我再也不想看到任何采访、传记或事件与发生在我身上的现实背离，也不希望看到母亲在面对真相时，却选择留在虐待我的人身边并保护他这个事实。”

发生在这对母女之间的恩怨和仇恨，并不必然通往“一个作家的塌房”，更不能通向“文学的幻灭”。相反，那些走进人心的文学家，无不关心人在世界上的根本状态。而人的复杂性，既是他们依赖的重要创作素材，也是他们保持对世界敏锐感知与察觉的养料。

只不过，他们观察人和成为人的角度，未必与现代社会我们期待的道德法则相一致。

安德莉亚与她的兄弟姐妹们

第一次成为母亲的萧红，刚生下孩子就毫无留恋地将其送人。第二次生下萧军的儿子，她依然选择送人。那孩子没几天就夭折了。萧红对好友白朗漠然道：“孩子死了”。

结合萧红的悲剧人生，世人对她的指摘算是很薄弱的。不过，与其追问母爱是否真的是天生的，不如承认，类似亲子之爱、婚姻忠诚、家庭责任这些东西，是被道德文明构建出来的。但艺术天然关于人性深处最本能和原始的形态，比如欲望、热情、懦弱。

婚姻家庭生活臭名远扬的列夫·托尔斯泰，将婚姻视为自身痛苦的重要根源。他对婚姻和人性，尤其是女性的理解，从理智上就是有失偏颇的。这间接导致了他抛妻弃子的行为，在百年后被世人视为道德败坏。

对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作出神圣评价，却粗暴地将作家本人的滥情和不负责任，视为二元论里的道德堕落。这不仅是社会化的需求，也是戏剧审美的需求。不过，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本身就是进入文学与艺术的阻碍。

我们也很难粗暴地得出“伟大的作家更爱抽象的人”的结论，因为那些作家无不是在具体的人和事里，熔炼出对复杂的人的建构能力。多年后，我们将它称之为“文学”，并且一厢情愿地相信着它包含的诚实浓度。

或许不得不承认的是，那些在私德领域充满争议的大作家，的确更擅长处理抽象世界里的人伦与情感。而他们在现实中的爱情、婚姻与家庭，也许恰恰是充满着混乱和悲剧。

要承认这一点，不仅是对二元关系上的“读者”“粉丝”作出要求，更是每个具体的个人作出要求。我们看待自我存在的方式，看待我们生活的世界的方式，都密切影响着我们究竟是否能理解、接受一个复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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