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拉斯·诺斯：回顾已有的研究成果|道格拉斯·诺斯_新浪财经

作者：道格拉斯·诺斯

我们把至今我们对经济变迁过程的理解做一个总结。我们已经理解了多少？为了在这一研究上取得更大的进展，我们还需要知道哪些呢？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关于经济绩效的证据，并且发掘出了促进生产率提高进而改善经济绩效的潜在动力。我们还没有形成一套理论体系，能把前面几章所论述的有关制度变迁的理论整合到对经济变迁过程全面理解的更宽广的背景中。

新古典经济理论能够解释发达国家的市场运行情况，但是没有解释市场和整个经济是如何演化的。要更好地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需要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缺陷。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是无摩擦的，静态的，没有考虑人类的意向性问题。无摩擦意味着市场运行不受“外在”的干扰，交易过程不花费任何资源（交易成本为零）；静态意味着新古典不考虑时间维度；研究人类意向性问题也就是要分析人类制定决策的方式。

考虑时间因素的演化理论受达尔文独辟蹊径的理论的启发，包括凡勃伦和马歇尔在内的经济学家对演化理论很感兴趣，但是仅到近几年来，社会科学界才开始对演化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因为人类心智模型最大的特点是能够作出表示型的再描述，所以我们自然要从演化理论中获取灵感。很多文献都把生物演化概念运用到经济学中。但是，如果我们纠缠于演化生物学及其在人类演化方面的争论，就会偏离我们的主题。我们的研究的确从生物学中受到一定启发，但是我们必须强调生物进化和经济演化的两点不同。第一，生物进化中的变异是沿着孟德尔链通过基因突变和性别重组实现的。针对这一点，经济演化中并没有贴切的类比。[插图]第二，如前面所强调的，生物演化论中的优胜劣汰机制和经济演化中的选择机制不同，不是由经济演化中人们对最终结果的信念来支配的。而且在后者中，参与者的意向性通过他们逐渐形成的制度反映出来，从而决定了经济绩效。

为了弥补新古典理论和演化理论的缺陷，我们必须正视无摩擦经济、时间和人类意向性三个问题。本章接下来的几节将要分析这些问题，我总结了我们对经济变迁过程的已有认识和今后的研究方向。然后我们将把这些问题放到社会变迁总背景中进行分析。

毫无疑问，制度分析十分关注无摩擦经济的问题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本书第5章对这个问题做了很好的总结。制度通过提供激励结构，指导人类的行动从而建立了人类交互作用的结构。但是，理解激励结构需要人们认识到人脑感知外在世界及其运行的方式，这样，制度才能提供激励。不同社会在不同时期会对外在世界的运行方式产生不同理解，因此需要不同的制度来提供相同的激励。我们有必要理解在不同环境中学习发生的方式，及其对信念体系和相应的制度产生的影响。

但是，即使在给定的信念体系中，制度也总是提供不完美的激励体系。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及其实施特征对人类行为的影响程度并不相同。制度分析的关键就是考虑到制度性激励体系的不完美特征，并将其纳入分析框架。只有这样，制度分析才能对政治经济分析做出力所能及的重要贡献。下面的分析以政治制度为例。

坦白地说，我们对政体有很多理解，但是对如何使政体正常运转却知之甚少。我们不知道“什么使政体运行”，同一意义上，我们也不知道经济市场是如何运行的。第5章的交易成本分析着重分析了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的不同，指出了我们研究中的缺陷。是民主提供了经济增长的理想环境，还是集权政体对社会变迁更有益呢？中国台湾和韩国在建立民主政体之前是通过集权政体启动经济增长的，新加坡当时仍然是集权政体，却也获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民主政体受到多重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的牵制，而集权统治者相比之下要自由一些。

显而易见，政府处于两难境地，政府在经济中也是有自身利益的。根据我们之前对政治过程本质的描述，政府有强烈的动机来做出机会主义行为，最大化那些能够参与政府决策过程的人的租金。在某些情况下，这意味着政府是一个“盗贼统治者”（kleptocracy）；在其他情况下，这意味着政府将会顺从对政治具有影响力的集团的利益，与之联盟，使经济活动卡特尔化。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政府才会设计和实施有利于生产活动的一套规则。

前面几章强调了人们对外在环境理解的不完美性、由此形成的主观信念体系以及政体的交易成本。与经济市场相比，政治市场具有内在的低效率。“无效率”在这里意味着正式和非正式制度非常不完全地体现其中暗含的激励结构。的确，如果我们想要解释为什么有些政体，例如美国，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运行得相对成功，我们就必须关注和正式规则一同起作用的非正式约束发挥的关键作用。那些把行为假设纳入分析之中的正式的政体模型面临着根本性的两难选择：一个（参与者是理性的、自利的）政体足够强大，能够制定并实施博弈的经济规则；同时也能够使各个集团（使用麦迪逊巧妙的措辞）利用政体，以牺牲全民福利为代价来追逐它们自身的狭隘利益。改善政治秩序的关键在于参与者必须做出可置信承诺。麦迪逊的有关政府之间相互制衡的策略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部分方法，除此之外，非正式约束也能够引导参与者重新决策，从而会产生更为恰当的结果。

要提高制度作为激励结构的预测能力，需要对不同环境中的制度绩效做更详细的经验研究。我们在研究制度在不同环境中的绩效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在我们得出有关制度的一般性结论之前，仍然需要做更多的实证研究。

时间涉及经验和学习的相互作用；学习过程对人类预期施加了约束，因而对动态变迁理论也施加了约束。事实上，这种理论必须使人类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足够简化，以至于这种理论的有用性十分有限。这并不是说以学习和模仿为基础的演化博弈理论不能成为分析问题的一个有用工具。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forthcoming a）不仅运用博弈论很好地分析了均衡状态，而且很好地探究了这些均衡状态的稳定性，试图提供一个分析从一个均衡状态过渡到另一个均衡状态过程的视角。但是人类预期仍然具有局限性，因为受到两个基本限制：（1）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将来会学习到什么，这会影响我们将来的行动；（2）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非各态历经的世界。

这些限制和我们获得的那些能够提高我们解决非各态历经世界给我们带来的问题的概率的知识并不冲突。我们的任务是解释历史上及当前演化的各种信念体系，不同的信念体系会对结构、组织和社会的经济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重点在于分析心智和外在环境的相互作用。个人在社会中会经历何种类型的学习呢？时间在这个框架中不仅体现了现在的经验，而且也体现了过去几代人以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经验累积。“文化构成了人脑的使用方式；我们从现有的有关人脑可塑性的知识中可以推断出，这些对人脑的使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极富可塑性的人脑中枢神经系统究竟是如何组织的，也就是认知结构”（Donald，1991， 14）。学习过程是一个增量性的过程，受到一个社会文化的影响，文化决定着可认识到的报酬。如第4章所述，学习过程是既定的信念体系过滤信息的方式的函数，这些信息是从经验中获得的；也是个人和社会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经验的函数。当演化的信念体系创造出了一个“良好的”人造结构，能够处理个人和社会面临的新奇经历，也能够很好地解决新的两难问题时，经济发展就能成功。当新奇经历从信念体系的人造结构中被剔除掉，个人和社会缺少心智和人造结构的“基石”来解决新奇问题时，经济发展就会失败。如果我们想要研究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经济绩效的差异，想要解释当今世界不同国家的经济绩效的差异，我们就必须从这个问题着眼。对人造结构的研究越深入，我们就越有可能成功地解决新奇问题。这也就是适应性效率的含义；创建必需的人造结构是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

III

经济学家的理性选择模型包括人类意向性问题，在特定背景下构建人类行为模型也是有价值的。但是，正如第3章和第4章所述，理性选择模型没能很好地处理人类行为问题，而即使在市场分析领域也必须处理好这个问题。布赖恩·阿瑟很好地概括了这些问题的性质：“经济人，无论是银行、消费者、企业还是投资者，都会不断调整他们的市场策略、购买决策、价格和预期来适应由这些行为一起创造的新环境。但与离子仅以相同的方式对它们局部的磁场做出反应不同，经济元素（经济人）会考虑自己的行动对结果的影响，从而策略性地根据预期做出反应”（Arthur，1992，108）。这是在自然科学中不曾碰到的问题，给经济学增加了一重困难。在圣菲研究所，阿瑟等人的研究方向是复杂理论，这种理论“并不是标准经济理论的附属，而是更一般的非均衡理论”（同上）。这种理论运用高深的数学并且以非线性动态理论为基础。我们现在仍然无法对这种理论的价值做出评价。

但是，我们并不仅仅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人类行为问题。事实上，我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不同环境中，尤其是在以人格化交换为特征的市场中，心智和外在环境相互作用的方式。为什么要强调人格化交换呢？因为人类行为的内在特征是人类在狩猎与采集社会环境中经过数百万年相互交往形成的，具备了基因遗传特征，这成为了探索人类行为的出发点。第4章简要提到一群人类学家研究了不同文化环境中人类行为的特征，涵盖了原始社会到相对“发达的”社会。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以人格化的交换为特征的社会（这些社会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自然环境）以什么类型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组织为特征？当人类试图过渡到那些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人文环境的社会时，各种组织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人格化交换从本质上讲会将经济活动范围限制在熟人圈里，需进行重复的面对面的交易。非人格化交换需要大量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这就“破坏了”原始社会数百万年演化而成的内在遗传特征。成功的市场交易和政治民主都需要我们能处理这些问题。

我们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把现有理论的局限性考虑在内，对经济变迁过程做出更好的解释。这就必须处理在以前讨论中提到的种种问题。

人类的基因特征提供了心智的初始结构；心智和文化遗产、个人经验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学习。学习这三种来源（基因、文化遗产和经验）的相互作用还未得到很好的研究。例如，演化心理学家认为，人类心智经由数百万年的狩猎与采集经验影响，已被程式化，它适应当今非常不同的世界的灵活性是有限的；而斯蒂芬·J·古尔德（Stephen J. Gould）却认为人类心智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如果演化心理学家是正确的，那么评判我们构建的基因-文化模型的标准就是能否较好地解释基于特定目的的基因特征的本质，及其对我们理解不同文化的影响。另外，人类能否成功适应人类环境突变引起的新奇问题日趋成为一个较难解决的问题。很显然，人类对“非理性”解释的迷恋，例如宗教、迷信和原教旨主义信条等，都可能是由心智的某些内在特征引起的，进而产生相应的信念。更好地理解这些信念产生的动力是更好地理解引导社会变迁的选择的一个关键部分。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是像古典认知科学家们认为的那样，心智具有内在逻辑性，像计算机一样运行，还是像联系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心智以模式为基础做出推理行为。如果前者是正确的，那么人工智能（AI）研究者的工作大大地改进了我们对推理和学习过程的理解。联系主义者的观点却迥然不同：按照模式为基础进行推理，对新奇问题和学习的理解就会大大不同。如果学习过程是以模式为基础而不是以符号为基础，那么人们面对和解决新奇问题的能力就会不同。

哈耶克关于文化演化的理论所提出的集体学习由知识、工具、态度、价值观和制度等的代际间不断积累而形成，不合适的行为方式会被演化过程所淘汰。它们经受住了缓慢的不断试错的演化过程的考验，从而存续下来。社会的文化就是由这种演化过程而产生的，是过滤出来的过去经验的具体体现，这些经验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人一辈子能够积累的知识。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基本观点，他认为劳动分工并非简单地指人类能力的更有效利用，而是人类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因此，以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知识增加与不断增强的专业化、劳动分工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因为劳动分工使得知识也具有专业性，不同类型的知识以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知识协调需要比价格体系更复杂的体系来保证知识在解决人类问题时的有效性。这就意味着当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时，制度结构在分散知识的整合程度和可供解决问题方面起关键作用。知识问题，引用哈耶克的话，“就是要找到这样一个方法：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散布在社会成员之中的知识，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们发现和开发新事物的能力”（Hayek，1979，190）。

最后一点需要斟酌。如第2章所述，不确定性会随着知识的增加而降低。但是这是什么类型的知识呢？是人们掌握了这种类型的知识能够更熟练地发挥他的专业特长呢？还是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知识能够提高人们应付复杂外在世界的能力呢？显然，精确性和多样性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权衡。经济人拥有知识的多样性程度越高，他或者她越能够应付复杂的环境，即伴随着专业化而来的变化，但是经济人拥有知识的精确程度越高，他或者她在既定的环境中就越能降低不确定性。此外，专业化导致了一类特殊的交易成本——确定那些与个人专业化知识不同的产品和服务的（度量和绩效）特征。在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我们通过成熟的制度、组织结构“解决”这个问题，宽泛地说，是通过人造结构提供了担保、抵押，以及必需的非正式结构，有效地大范围地确定产品和服务的性质。然而，这种人造结构不是自发产生的。事实上，经济发展需要复杂的制度结构和符号存储系统以低交易成本来整合关于当今复杂世界的分散知识；知识整合的成败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

值得强调的是，社会以参与者的信念为基础。布赖恩·洛斯拜清楚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经济模型的构建必须首先考虑逻辑关系，不论是建模过程中还是把“经济人”定义为理性行为者时，都要优先考虑逻辑关系。但是逻辑推理仅仅决定了人类行为的很小一部分；甚至在逻辑关系起作用时，还要依赖于作为其前提的知识基础，而仅有一小部分知识基础是遵循逻辑关系的。因为演化经济学被誉为严密逻辑思维的产物，所以可能存在一种危险，即夸大有意识的理性逻辑结构在经济进程中的作用，而忽视演化力量的作用，即使在那些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中也是如此。关于如何得到合意结果的知识的增加是经济演化过程中的核心问题。（Brain Loasby，1999）

第3章讨论的“理论文化”（theoreticculture）的发展是经济演化的关键。

演化生成的制度结构决定了策略性参与者的特征，也决定了他们有效做出选择的方式。第5章讨论的支撑框架对这个问题作了简要总结。由此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的推论。社会决定的决策规则在确定谁的选择重要和如何重要的问题上起关键作用。人类构建决策过程的方式决定着谁的信念是重要的。从正式制度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尽管这方面的文献很多，并且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我们仍然对这个问题的动态特征缺乏了解。

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非正式约束的演化方式。这和正式规则的变化有什么关系呢？它们是如何演化的呢？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识的，即是人类有意设计的，在多大程度上是增量性的、自发的？改变非正式约束如何影响整个文化变迁呢？关于非正式约束的不断增加的文献开始探寻这些问题。显然，非正式约束是构建人类相互作用的制度框架时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有些可能是人与人之间无意识的协调行为的结果。习俗可能是偶然发现的，然后通过模仿得以传播。很多非正式约束是对正式规则的补充、扩展和修订。还有一些，例如世仇，显然是负和博弈，我们不深入探讨它们存续的原因。

我们关注的问题是非正式约束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尤其是非正式约束变化的原因。非正式约束直接影响交易成本。诚实、正直、可信的规范降低了交易成本。当今流行的社会资本（由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提出）这一概念就反映了各种规范和价值观对各种类型市场上的交易所起的良好作用。格雷夫对文化价值观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进行了最系统的研究（1994a和即将发表的一篇文章），他比较了11世纪和12世纪热那亚商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马格里布商人所带来的不同经济绩效。他发现二者组织结构存在系统性差异，并将之归结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信念的差异。伊斯兰世界的商人形成了集团内社会交流网络以进行集体行动。然而，这种网络只在相对较小的同质的种族群体中是有效的，而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和种族群体多样性的增加，这种网络不可能仅限于人格化交换。相反，热那亚商人形成了双边实施机制，这就需要正式法律组织和政治组织来监督并实施合约——一条允许并导致复杂交易的制度和组织路径。

是什么引起规范的变化呢？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1993）比较了意大利不同地区的经济绩效，他认为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社会资本的显著差异来源于八个世纪之前北部被不同类型的等级制控制，而南部却能自由解决问题。第5章提到的普拉图和速水佑次郎的研究认为，规范的发展来自先前的物理环境和政治结构。以非洲为例，再分配规范是在具有低人口密度和丰富土地资源的物理环境中产生的。因为土地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的发展中作用不大，有关土地的私人财产权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因此，在乡村社区中，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社会阶层制没有形成，在人口众多、土地较少的亚洲也是一样。“在这些社会中，压制那些试图从经济上解放自己的人们的规则往往根植于对世界超理性的神奇理解中。在自由发挥奇思妙想的情况下，信念体系把超自然的、神话了的人物纳入进来，人们认为他们能负责供给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人类的努力和最终实现的生产被看作是不相关的，没有因果关系”（1998，408）。在这样的结构中，成功是靠运气，而好运气的收益不应仅限于胜利者。而且“有一种担忧，即如果能够自由选择，那些获得高收入的人就会试图逃避他们应负的责任，而且会在互相保险机制中背叛其他人（因为他们通过积累剩余的收入能够有效地实现自我保险）”。这种结构中的再分配规范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税收，是为了控制“获取地位的竞争”。如第4章所述，这种关于规范起源的观点和人类学家对文化多样性的系统性的研究结论是矛盾的；但是，它反映了一个一般性的问题：从解决物理环境问题而建立的信念体系转换到解决人文环境问题的信念体系是很困难的。

经济绩效最终是由一般经济规则及其实施特征和每一个市场——要素、产品或者政治市场——上的特定制度结构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时点上，每一个市场的激励结构和其他市场的都不同，会随着它的实施特征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在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中普遍存在一个偏见，即无政府干预是一个特定市场有良好经济绩效的充分条件，所以我们有必要强调任一市场的绩效是制度（正式规则——包括政府制定的——非正式规范及其实施特征）施加的约束集合的函数，制度决定着那个市场的激励结构。如第5章对制度变迁的讨论，如果激励有利于盗版，那么盗版就会盛行。任何一个怀疑这一点的经济学家只需要考察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各种要素和产品市场就可以看出，从制度框架中产生的激励结构是起决定性作用的。2001年到2002年美国大型公司不正当行为猖獗，正是由于制度框架的演化改变了相对价格，才为这种不正当行为提供了激励。

随着技术、相对价格和其他外部约束的变化，相应市场的绩效也发生变化，制度并不一定会自动调整来保持市场的效率。关键问题是认识到有效的市场需要低的构建市场的交易成本，并且不同类型的市场交易成本不同，同一市场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成本。要实现必要的变迁，我们就会面临路径依赖施加的困境。

路径依赖是一个历史事实，是研究历史的最持久、最重要的问题。从根本上改变路径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这表明了，通过学习过程，我们今天的制度限定了未来选择。由现有制度矩阵产生的组织是依靠现有制度矩阵得以生存和获得福利的，因此会努力阻止任何会给它们福利带来负效应的变化。决定制度矩阵的信念体系也会阻止激进的变革。关于路径依赖的前沿性研究正在对路径依赖的各种来源进行经验分析，从而使我们能够精确地了解路径依赖的含义。

西方经济维持了长足进步使得人们普遍相信经济增长是系统内生的，然而在一千万年前经济增长只是偶然出现，甚至是没有发生过的。既然世界上很多国家还没有实现经济增长或者最近才实现了增长，所以经济增长内生于系统这一命题还值得怀疑。值得强调的是，15年或20年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就能证明经济增长内生于系统。拉丁美洲的经济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停滞-增长过程。适应性效率——描述美国和西欧的那种类型的效率——需要一套能够迅速适应冲击、扰动和普遍不确定性——这是每一个社会的历史特征——的制度体系。这种灵活的制度是以非正式约束所形成的信念为基础的。尽管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会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必须声明，我们不知道如何在短期内创造这些条件。在西方世界，这是几个世纪制度变迁的结果。

作为本章的小结，我们把前面几章提到的问题综合起来讨论：我们所讲的经济变迁是什么含义？它和第5章论述的制度变迁的源泉有什么关系？通过这一章，我们对经济变迁过程有什么新的理解？

经济变迁是指人类拥有的物质财富的变化。从广义上讲不仅可量化为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的变化，市场活动带来的人类财富的变化，而且可量化为非市场经济活动所反映的人类财富的变化——这个方面虽不能精确地度量，但却很重要。

知识存量的增加是增进人类福利的基本决定性因素。如果仅仅关注这一点我们的研究就十分简单了；而实际上是知识、制度和人口因素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才构成了经济变迁过程。

制度变迁是人类施加给人类交互作用关系的结构性变化，目的是为了达到某种合意的结果。因为制度变迁对结果的影响程度与相关参与者的意图有关，所以意图和目的之间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尽管参与者的意图并不一定在整个经济过程中都得以改善）。尽管如此，我们这项研究的一个主要部分就是参与者的信念反映“现实”的精确度，以及预测参与者行为能否产生合意结果的精确度。经济变迁的广泛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由制度变迁来预测，这就反映了目的和结果之间存在一个由“错误”信念造成的差距。这种错误可能是因为没能正确地理解情况，也可能是因为制度结构的改变没有按所期望的方式改变参与者行为。

如果精心设计的人造结构是对制度框架的有益补充，而且制度的改变建立在反映其特征的合理知识的基础之上，那么结果就很有可能和目的一致。随着外在符号存储的发展和存储系统信息丰富程度的增加，人脑解决认知问题的能力会大幅度增强。但同时人类也增加了环境的复杂性，这又进一步对认知能力提出挑战。

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建立的制度框架是结果偏离目的的重要源泉。如前所述，这是因为在政治市场上，选民和候选人之间的信息（知识）是不完美的，并因此具有高交易成本。尽管合意的制度结构能够避免恶性循环，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样的制度结构才能产生合意的福利结果。但是，值得强调的是，正式规则和非正式约束的某种组合能够提高经济绩效，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哪种组合能够在某一个时点上或者在不同时期产生合意的结果。

不管人类意图是提高经济绩效，还是使参与者“钱包变厚”，人类在改造外在环境时所犯的错误也是结果背离意图的原因。参与者的意图是什么也是一个问题。经济变迁的总方向反映了具有不同目标的政治家和企业家的总体选择意图，其中大部分人并不考虑自己的行为对总体绩效的影响。当经济市场的构造使参与者通过价格和质量而不是通过非生产性的谈判进行竞争时，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就会起作用。但是，最终结果是经济和政治决策的混合产物，这些决策总体上影响了各个政治和经济市场的绩效，同时也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方向。在任何一个时点上，参与者都要受到路径依赖的约束——从过去继承而来的信念、制度和人造结构的组合对决策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