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有没有一个“黄金储蓄率”|凯恩斯主义_新浪财经

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构成一国经济总需求的，是三个可以互相替代的部分：消费、投资、净出口。当出现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时，只要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投资，或者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私人投资，就能够提升总需求，弥补消费需求的不足。

我国在受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打击，面临出口下降、需求减少的时候，都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扩张政策。其中 2009—2010 年的扩张性政策力度尤其强大，同时政府采用了以四万亿元政府投资计划为核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大幅度放松银行贷款和货币供应以刺激民间投资的货币政策。这些政策在当时都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随后出现的通货膨胀、产能过剩和自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率节节下滑，使我们不得不对凯恩斯主义政策在中国的远期有效性和适用性进行反思。

一

凯恩斯主义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远期效果

凯恩斯的总需求不足理论和马克思的消费不足导致经济危机的理论有共通之处，但凯恩斯并未主要强调消费。他解释说，提高投资和提高消费都可以扩大有效需求，并且认为，促进资本存量的增长对一个社会来说更重要。一旦投资增长带动了产出增长，即使消费倾向不改变，消费总量也会自动地随之增长。不过他也同意，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最好是在提高投资的同时，也能提高消费倾向。他认为，所谓过度投资只能是指这样一种情况：投资的任何进一步增加都会导致亏损，而这种情况只能在所有的资本品都供给过度，而且存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才可能发生。在他看来，这是不大可能发生的。

其实这些看法是有些模棱两可的。其中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凯恩斯没有进一步探讨，为什么会出现他所说的投资需求不足，或者说总投资小于总储蓄？通常，这反映的是有充分的资金供给，但没有足够的投资的情况。宏观经济分析说明，如果金融市场是充分有弹性的，而且社会储蓄率高，那么资金供给充分，就会使利率下降，融资成本降低，从而刺激投资。如果仍然没有足够的投资，那么这很可能是由于市场饱和，生产能力过剩，投资者没有盈利空间。而且伴随产能过剩的，通常并不是充分就业，而是就业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进行干预，通过财政政策直接扩大政府投资，或者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能否创造新的需求？答案是，能。只要有新的投资项目，就会有增加的原材料、设备、人力等需求，就会创造更多的购买力，吸收过剩的生产能力，带动经济增长。但是这个过程并没有结束。因为新的投资项目（只要是生产性投资）一旦完成，就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因此在经过了一个短期的需求扩张之后，未来的供给会进一步扩张。而扩大了的生产规模，又需要有更大的需求来与之平衡。如果此时消费需求仍然不变，或者消费增速滞后于产出的增速，那么就意味着总储蓄率不降反升，而新创造的储蓄又需要有更大规模的投资才能与之平衡。于是需要再次启动更大规模的财政扩张或者货币扩张政策，以创造新的投资需求……

不用更深奥的经济学分析，大多数人都可以根据直觉看出，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这种以投资拉动投资的自我循环，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因为它只能以几何级数不断膨胀的方式，才能维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而这种爆炸式膨胀很快就会受到能源、原材料等投入品的制约（同时还拉升了投入品价格），达到某个临界点，使总投资无法与总储蓄同步增长。于是，新的总需求不足又产生了：很可能是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发生，而且规模更大，情况更加严重。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政策，常常在短期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而在长期却往往效果不断递减，带来既停滞又通胀的尴尬局面。二战以来，各国在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应对经济危机时，不断遇到“滞胀”的难题，原因就在这里。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没有一个更好的选择？答案也是有的。如果扩大需求的投资不是生产性项目而是基础设施，诸如道路、桥梁以及其他公益设施，情况会好得多。因为这类投资同样拉动总需求，但不直接创造新的生产能力，不会直接导致下一轮的产能扩张。在这个意义上，应对生产过剩型的经济危机，从长期效果考虑，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因为财政政策可以主要应用于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而不是生产性投资。但前提是政府对财政性投资的项目进行明确的选择。

而货币政策（主要指政府通过扩大货币发行和低利率政策刺激经济）的作用是不分对象地刺激全社会投资。这可能在短期内扩大总需求，但只能暂时缓解危机，而不能消除经济失衡的原因。各类投资一旦完成并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总供给就会进一步增加；而只要消费需求的涨幅赶不上被刺激起来的供给涨幅，原来供过于求的矛盾就会再次出现，甚至可能更加尖锐。为了防止经济再次陷入停顿，政府可能不得不反复使用扩张性政策来刺激投资，这会越来越严重地导致通胀，而拉动经济的作用则越来越差。

即使是单纯的财政扩张，并只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也存在一个合理的限度。首先，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循序渐进，过分超前的投资不仅导致资源长期闲置和浪费，还可能因缺乏预见性和判断失误而与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脱节。这样的投资带动的是虚假的 GDP 增长，并不带来国民福利的增加。

其次，扩大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必然扩大对钢铁、水泥、能源等投入品的需求，并沿着产业链将需求扩展向上游传递。如果建设规模扩大的幅度，只限于促使相关产业的过剩产能得到有效利用，那么效果可能是积极的。而如果扩张幅度过大，则势必引发相关行业的进一步投资。短期效果很明显，但一旦扩张期结束，这些新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就会立刻变为过剩产能。我国钢铁业出现的严重产能过剩，就显然是前一个时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规模扩张的直接结果。在建设扩张期，钢铁等投入品需求旺盛，价格居高不下，给相关产业传递了错误的信号，促使他们进行大规模投资以扩大炼钢、炼铁能力。同时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又给这类投资提供了充分的外部条件。但一旦这些项目竣工投产，其产品的出路马上就会成为新的问题。可见，这种非理性的盲目“大干快上”，是宏观政策过度刺激投资的直接后果①。

二

储蓄和资本积累的“黄金律”

上述这种情况，实际上反映了消费和储蓄之间的比例关系失衡。储蓄率越高，要维持供求平衡，所需要的投资率也就越高，生产能力扩张的速度也越快；而同时消费规模太小，不足以吸收产能扩张所增加的最终产品，就会不断产生新的供求失衡。因此一个社会要维持结构平衡和持续发展，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储蓄率。储蓄率过低，消费率过高，就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投资，经济就不能增长。最终，居民消费水平也无法提高。而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生产能力增长就会快于居民消费增长，导致供过于求、生产过剩，经济增长也会掉下来。这样，居民消费受到抑制，储蓄却被浪费掉了，同样得不到一个最优的结果。

储蓄率和投资率过低，是发展程度特别低的国家经常遇到的问题。他们主要的问题是缺乏投资资金，经济不能发展。但今天我们遇到的是另一类问题，即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带来的低效率和社会福利总水平受损。

经济增长理论方面著名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和萨拉 - 伊 - 马丁（R. Barro，and X. Sala-i-Martin，1995）在他们的著作《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一书中通过数学推导证明，在稳态增长条件下，存在一个最优的储蓄率，能够保证长期居民消费水平的最大化。他们称之为“黄金律储蓄率”。但该储蓄率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数值，它取决于劳动力增长率和资本折旧率等若干外界条件。

这里不准备复述上述两位经济学家的数学推导过程，因为大多数读者可能对此并不熟悉。现在让我们采用一个更直观的方法，通过一个简单的两部门模型来考察储蓄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假设一个国家的经济由两个基本的生产部门组成。A 部门为全社会生产消费品，B 部门为 A 部门和 B 部门自己提供它们生产所必需的资本品。每年整个社会将社会总产出的70%用于消费，并储蓄30%的产出用于投资。因此社会总产品由70%的消费品和30%的资本品构成。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定两个部门的边际生产率相同并等同于它们的平均生产率；它们的资本密集度和劳动密集度也相同，而且在初始点上整个社会处于供求均衡状态。因此，A部门应当拥有全社会70%的资本和劳动力，而B部门拥有其余的30%。

现在假定由于某种外部原因，全社会的储蓄率从30%上升到50%。消费需求发生下降（降幅为 50% / 70% - 1 ≈ -28.6%），社会减少了消费，但有了更多的资金可以用于投资。这时消费需求的下降造成了 A 部门产能过剩。在理想情况下，资本和劳动力应当从 A 部门向B 部门转移，使 A 部门产能收缩，B 部门产能扩大。这种调整应该持续到消费品和资本品在社会总产品中的比例各占 50%。

不过，如果实际的结构调整过程如此发生，那么 B 部门将会出现比 A 部门更加严重的产能过剩。这是因为 A 部门对资本品的需求会随 A 部门的产出下降而同比例下降，使全社会对资本品的需求下降约20%（= -28.6%×70%）。这会迫使 B 部门缩减生产，并且进一步减少B 部门自身对资本品的需求，使全社会对资本品需求的下降幅度达到26%。因此，实际上 A 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力不仅很难实现向 B 部门的转移，两个部门反而都会出现产能过剩和生产下降，导致失业和收入下降。在第一轮下降中，总需求萎缩了 27.8%（即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降幅的加权平均），而失业和收入下降又将导致消费品需求的进一步萎缩。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这种恶性循环将使整个经济陷入螺旋形下降，进入危机状态。

假定政府在第一轮下降后立即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全社会的投资需求。为了补偿此前 27.8% 的总需求下降，使总需求恢复到下降前的水平，需要把对资本品的需求提高 92.7%（以下降前的资本品需求为 100%）。假设这一目标能够实现，则总产出会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但这只是短期效应。大规模投资会带来两个部门生产能力的急剧扩张，因此在经济刺激引发的投资完成后，总需求不再扩大，而总供给则会大幅度上升。这将导致新一轮的产能过剩，经济会再次面临总需求不足的危机。除非社会消费倾向能够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或者社会能够把一部分产品持续出口到其他国家，而不必保持贸易平衡。因此就长期而言，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

现在我们在上述模型中增加一个公共部门，并假设政府不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投资，而仅仅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由公共部门进行非生产性的基础设施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有效需求会因投资扩大而增加，但投资不会引起产能的进一步扩大；经济能够从危机中摆脱出来，情况会好于前一种情况。但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后，消费需求仍然只占总产出的 50%，另外 50% 的总产出仍然要靠投资需求来实现。而扩大内需的公共投资已经完成，社会对资本品的需求不可能维持在扩张期的水平上，总需求会再次回落到低于危机前的水平。因此，如果社会不能对储蓄率和消费率进行调整，一旦扩张性的公共投资停下脚步，经济还是会再次面临总需求不足的困境。这将迫使政府继续不断地实施赤字财政条件下的投资扩张政策，最终走向滞胀。

上述情况说明，在一定条件下，存在一个最优消费率和最优储蓄率。当消费低于最优水平时，会出现总需求不足，对经济增长产生制约作用。而过低的消费不可能持续地由投资扩张来替代。

上述分析的政策含义是，当存在消费需求不足时，无论是放松货币供应的刺激措施还是典型凯恩斯式的扩大政府投资，都是不够的。更关键的是通过制度变革和政策改变来调整过低的消费率。改革不完善和不尽合理的财政与税收体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与收入转移支付体系，改善公共服务，都是调整消费率的必要和有效的手段。

20 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基本完成了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制度变革。它们在保持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的同时，通过建立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和公共服务体系，改变了资本主义经济早期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状况，保障了每个人受教育的权利、就业的权利、获得公平收入的权利以及享受医疗保障、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的权利，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早期资本主义收入差距过大、大众消费不足的状况。过去传统的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机制，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变。

今天在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即全社会的超前消费、负债消费，以至于酿成了像希腊等几个南欧国家的严重债务危机，拖累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复苏。这说明过度消费与消费不足同样是有害的。美国实际上也是一个超前消费的国家，其政府、个人、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债务合计已经达到其 GDP 的 3 倍以上。这也是引发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只是美国拥有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特殊地位，能够用印钞票向全世界转嫁负担，才能够避免类似今天希腊等国的尴尬局面。

时至今日，关于公平和效率哪个更重要、公共福利和市场自由哪个更重要，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一个激烈争论的话题，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但纵览历史，大多数人都会同意，正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20 世纪在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制度方面的变革，才使它们获得了新的生命，避免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走向自我毁灭”的预言。从上述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公平和效率之间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替代关系，并不是提高公平的程度就一定会损失效率。当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大众消费不足导致经济结构不平衡的时候，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其公平的程度，不仅不会损失效率，反而会改善资源配置，促进效率提高。

三

储蓄率和消费率多高更合理

尽管从理论上能够证明存在一个“黄金储蓄率”，但针对一国经济的现实条件，究竟储蓄率和消费率多高是最优的，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大量、深入的研究，也需要更加完备的数据资料，才有可能找到一个比较准确的答案。但在现有条件下，我们不妨做一些粗略的推断。

首先，作者使用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数据进行模型分析，发现最终消费率与产出之间确实存在一种非线性函数关系。在消费率较高的情况下，消费率下降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而在消费率低到一定程度时，消费率进一步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正转负。图 3-5 显示的是这个函数的模拟曲线。图中横坐标 fc 表示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占 GDP 的比重），纵坐标 f（fc）表示最终消费率对不变价格 GDP（对数值）的影响。在图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个顶点，在该点上消费率对产出的影响最优，因此可以定义该点对应的最终消费率为最优消费率。

图 3-5 最优消费率的模型回归结果模拟曲线

在图 3-5 中可以看到，这个最优消费率大约在 60%—70%。不过，敏感性分析发现，该最优点对模型的函数形式和一些参数比较敏感，会随这些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因此其具体数值还难以确认。但根据国内外经验数据的分析，60%—70% 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

其次，从上一节的表 3-3 中，我们看到，2001—2011 年间我国增量资本产出比已经从 2.64 上升到 7.14，显示了资本生产率的下降。但是超过4，还是 2008 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促使大规模投资扩张以后的事情。因此，如果未来积极进行结构调整，将增量资本产出比控制在4左右，还是有可能的。

假设能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通过一系列改善收入分配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把最终消费率从 2010 年的 48% 提高到 60%，并保持消费与 GDP 同步增长，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降至 40%，外贸进出口实现平衡，同时增量资本产出比保持在4，那么经济仍然能够继续保持 10% 左右的增长率而不下降②。

但这样一个10%的增长率，是在更少的投资、更少的资源和能源投入、更高的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前提下实现的。与 2011 年的情况相比，物质消耗将大幅度下降，而全民福利总水平比当时情况的自然延续将要提高近30%。显然，这是一个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状态，是一个更有效率、给全民带来更高福利的增长状态。

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必须推进体制改革，改善收入分配，调整消费和储蓄结构。

　　王小鲁，辛庄课堂学术导师、经济学博士、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本文选自作者《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第三章，中译出版社2022年出版。

注①：最新出现的情况是钢铁、煤炭行业由产能严重过剩变为供给不足、产品价格暴涨，导致 2021 年下半年各地出现拉闸限电、停工停产的情况。其主要原因是近年来以行政手段大规模去产能，以及为节能减排而实行的“双控”等政策的叠加效应。新情况说明激进的行政干预政策很可能矫枉过正，需要吸取教训。另一方面，如果未来宏观政策不继续保持合理稳健，大规模产能过剩的情况还有可能重演，对此仍然需要警惕。——作者 2021 年注

注②：这里需要指出，通过改善收入分配和结构政策、宏观政策以促进改善消费，促进需求结构回归合理，是经济可持续和强有力增长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根据近些年来的观察，其他必要条件还包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保持公平和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为公众和企业、市场提供良好服务，而非过度干预；良好的法治环境；公众和企业的创新发展能力和动力；和平友善的外部环境；等等。这些因素均对经济效率有重要影响。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下行，与上述条件至少一部分未得到满足有直接关系。——作者 2021 年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