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眠时代：托马斯·曼的谩骂与斯蒂芬·茨威格的坦白|希特勒_新浪财经

1933年1月28日周六夜，在魏玛德国尚未变成纳粹德国之前的那个冬季之夜，柏林文化名流们依旧歌舞升平地热衷于新闻舞会。据说那是一场多达五千余人的大型舞会，出版人、导演、明星、作家、飞行员和摄影师等柏林名流们——柏林文化圈共同完成了这一场共和国最后的舞会。

当午夜钟声响起时，舞会名流们纷纷卸下了酒精发酵的兴奋，收拾起吊儿郎当的情色调侃，以某种似乎还有预测悬念的闲聊口吻，却又几乎毫无悬念地认定希特勒必将成为总理。毕竟，此时的纳粹党已经成为议会最大党，希特勒也表态自己并不满足区区部长的宵小职位。乌维·维特施托克写道：“这些思考没有让舞会的气氛更轻松，人们和往年一样跳舞喝酒，但总是感觉忐忑不安。某些不可预知的东西正向所有人袭来。一种做作的快活诡异地四散着。”

埃里希·雷马克也来到了这场舞会。至于是否是共和国最后的舞会，他早已不必在乎；对于谁将成为新的总理，基本也与他无关。《西线无战事》的图书出版与电影上映，早已让雷马克认清了现实坠落的速度，也让他更早清醒地看透了德国即将到来的命运。在舞会结束后的周日清晨，雷马克直接驱车穿越冬日的德国，朝着瑞士马焦雷湖畔的一栋别墅驶去。在纳粹上台之前，他幸运地靠毁誉参半的《西线无战事》大发了一笔，提前为自己准备了这栋弃国润乡的湖畔别墅。

然而，雷马克的妹妹就没那么幸运，十年后因被人告发而判处死刑；直到战后，他才知道。“当日常生活变成生存之战，当历史性的时刻要求个人做出存在意义上的决断时，把握现实有多么艰难。”就像这场舞会中的五千精英，面对一个催眠时代的迅猛降临，《文学之冬:1933年，希特勒统治下的艺术家》的作者在序言里如是写到，“许多起步时前途无量的人生，再也没有从这个月的经历中恢复过来。”

最为清醒的，当属约瑟夫·罗特。在希特勒当选帝国总理的那天早上，天一亮就坐上了前往巴黎的火车，毫不犹豫地离开了未来的血土。在巴黎，他斩钉截铁地致信斯蒂芬·茨威格：“放弃一切希望，明确，镇定，坚决，本就应该如此。以后您会看清，我们正被推向巨大的灾难……野蛮成功地统治了我们。不要抱有任何幻想。地狱当道。”

还有一些幸运之人如漫画家乔治·格罗兹，由于早与纳粹过招，而清晰地懂得“讽刺可以致命”，也让他深刻地认识到不能“寄希望于通过愤怒的艺术就让愤怒的大众睁开眼睛”，当民众被催眠，当强人被崇拜，不该过度高估讽刺的影响力，而纳粹最怒不可遏的正是他反而因被控诉和被谩骂而影响越大。在希特勒成为总理的前夕，1933年1月23日，格罗兹从冬日的柏林来到了春光的纽约，在他抵达纽约的一周后，希特勒成为总理；在希特勒成为总理的第二天，一支冲锋队嗜血般举着斧头，踹开了他的家门，砸开了他的画室……

真正对柏林文化界产生直接性冲击，将他们心底的犹豫迟疑彻底扫荡干净的消息，是希特勒成为总理的第四天，普鲁士文化部被纳粹党员接管，国家剧院被希特勒的崇拜者汉斯·约斯特所执掌。后者既是党卫队总司令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密友，也是诺奖得主托马斯·曼的好友，尽管在意识形态有过或多或少地公开较量。这些年来，早年或许还是隐约鼓吹德意志民族性和反犹种族主义，如今早已化身纳粹牧师，用饱满武断的独特声音奔走在全国各地，为纳粹意识形态巡回布道。在不久的将来，凭借权力的助推，还有改头换面的文化趣味，他成为了德国新时代的代表作家，除了帝国文学院负责人和德国笔会中心主席外，还因希姆莱的宠幸而成为党卫队队长。托马斯·曼的长子克劳斯·曼听闻任命消息之后，立马意识到文化界即将面临重新洗牌，次日在日记里写下自己的顾虑：“不知如何是好。”

随着街头冲锋队的口号变得越发声势浩大，纳粹政治对手挨个儿逐渐莫名失踪，文学艺术界也终于不用再度以自我商榷的口吻来面对冬日的现实，有些人被要求几小时内必须离开德国，有些人在酒吧咖啡馆会见朋友时总有免费“保镖”们代他们记录远比自身日记还要细致的日常言行，有些人的剧场演讲会遭受的不再是遮遮掩掩的干扰而是亮明身份的暴力挑衅。

尽管已经有人开始将局势与法国大革命或巴托罗缪大屠杀相提并论，尽管亲朋好友们的悲剧在聚会交谈时一茬接一茬地传播开来，但很多人依然还在相信：“出国只是暂时的，用不了多久，希特勒就会破产。只是目前形势难料，只好还是躲一躲。”哪怕面对剧院前庭已被冲锋队占领，依然选择相信“这不会持续多久”，就会重归“自由民主的环境”继续上演。

随着国会纵火案的发生，戈培尔兴奋地宣布：“我们正缺这个，现在我们放开手干吧。”希特勒在宣誓就任总理仅三十天后，在记者采访中毫不犹豫地公开回答了当时文化界人士的疑虑：“我不需要巴托罗缪之夜。我们已经借助《国会纵火法令》设立了法庭。”紧接着，外国媒体被指控恶意煽动民意而被纳粹采取针对措施。

1933年3月8日，终于迎来了纳粹党第一次焚书事件。德累斯顿内新城，社民党的人民书店突然遭到冲锋队的袭击，在大街上用一把火把书店大部分图书烧成灰烬。在随后的几天里，几乎每天都在不同地点上演着焚书的剧目，报纸图书、文件档案纷纷投入了街头的火堆之中。在两个月后的5月10日，德国学生会在全国十二座城市的大学城共同组织了大型的焚书运动。

这些学生并没有收到任何命令，也没有任何强迫性措施，而是主动发起与参与到焚书的运动之中。这些年轻一代，“为了对不朽的德意志民族精神表达尊重和敬畏”，从私人书房到公共图书馆，从城市书店到大学阅览室，纷纷将图书典籍丢向了烈火的刑场。而越来越多的老少妇孺们，不仅参与对书籍的行刑，更在街头参与搜查队和冲锋队对被羞辱、被逮捕的异见人士的公开行刑。

终于，他们不得不沮丧地承认：“我们必须等，等一个取决于诗的质量而非政治狂热的时代。”这一切，如此迅猛地砸向了这群或天真或清醒或犹豫的文艺群体。对文字充满敏锐的他们，未必能对政治拥有足够的敏锐。《文学之冬》通过梳理柏林文艺界群体在希特勒上台前后一月左右的言行心态，于后记劈头盖脸地总结陈词：“只需一段年假的时间，独裁者就能摧毁民主。1月底离开法治国家的人，4周后将回到一个独裁国家。”

近一个世纪后，在阅读《文学之冬》里的事件梳理时，那些急促的社会变化与犹豫的心理迟钝构成了鲜明的内在张力，在紧张的氛围中制造出了一种扼腕难息的感慨。这种事后诸葛的阅读心态，甚至会给人某种惊悚刺激的自我优越，甚至认为他们竟然还能对独裁降临抱持如此犹疑的心态。只有随机幸存下来的那些人，在晚年回首往事之时，想必都会如茨威格那般恍如隔世地感慨：“我的今天和昨天是多么不同啊！有时我认为，好像我的生活不只有一种，而是有完全不同的许多种……”

在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中，茨威格如此回顾：“这始终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法则：当决定时代命运的那些巨大运动开始之时，历史往往让同时代的人无法认识清楚那些运动。”正如他自己一样，“我们几乎每天每日，甚至每分每秒都不得不联系到或者提到这个名字”，而且“已经听了好多年了”，“但没有引起我的特别重视，我也没有继续去思量。”然而，“我们还是一直没有注意到危险。少数作家也真的花精力去读希特勒的书，可是他们不去研究他的纲领，而只顾嘲讽他的枯燥无味的散文的华而不实的风格。民主主义的报纸——不是去提高人民的警惕，而是每天抚慰自己的读者。”

在当时，绝大部分人都只是把他当做一个社会小丑来嘲讽了事，就像《文学之冬》里的那些文艺工作者们一样，又或许像茨威格自己一样，那不过是“几百个这样的小气泡在发了酵的泥塘里翻滚着，既不产生爆炸，也不留下什么”，那不过是“暂时的插曲”。甚至，当人们听到和平环境里已经存在着集中营、兵营里早已设下秘密审讯室、无辜之人未经程序就被处决时，尽管传闻让人听着毛骨悚然，但心底依然想着“那样的事很可能仅仅是一时丧失理智的愤怒的爆发吧，那样的事在20世纪长不了。”

甚至，当茨威格已经看到那些被驱逐的人群时，“我全然不知他们苍白的脸色已暗示着我自己的命运；我还全然不知我们大家都将是那一个希特勒的暴政的牺牲品。”“甚至连在奥地利的犹太人也不关心自己，他们装聋作哑，好像剥夺医生、律师、学者、演员们权利的事情是发生在中国”，“那种情况不会持续长久”依旧是每个人嘴边口头禅似的安慰之语。很少有人愿意抛弃自己原本的生活状态，进而对现实采取了自欺欺人的嘲讽心态。直到真正噩梦降临到了奥地利，茨威格才怀着大家都有的紧张情绪想起了莎士比亚的话语：“如此混浊的天气没有一阵暴风雨是不会晴朗的。”当生活一步步被侵蚀之际，谁也没能知道“自己将会因此失去多少”。

在茨威格看来，“一个人想在短短的几个星期之内就把在三四十年里培养起来的对世界的信念彻底粉碎，很难。在我们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中，我们依然相信德国的良知、欧洲的良知、世界的良知还存在；我们深信，非人性的行为总有限度并且必将在人类面前自取灭亡。”所以，当每一件荒谬之事尖叫着杀入日常生活之时，“我必须坦白……我们在几个星期以前还都认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昨日的世界》中，还有一处时间节点让我记忆更加深刻，或者说与我内心的恍惚形成了平行的同构。三十二岁的他，在那个“美好的夏天”里认为，“如一切顺利的话，在阳光灿烂的夏天，世界会变得更美丽，更合乎情理，就像一片可喜的庄稼。我爱这个世界，期望它有一个美好的现在，一个美好的未来。”但，“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刹那间把那个“昨日的世界”，“像一只空陶罐一样击得粉碎”。那一年，茨威格三十二岁；而重读到《昨日的世界》这一段时，我猛然发现自己也恰好三十二岁，某种激动而又沮丧的穿刺之感，如同魔法般从字里行间向我急速地扎了过来。

回头来看，任何灾难的崛起，无论现实是远是近，都像茨威格所言，在希特勒掌权一月之后，纵然是深谋远虑之人也难以预料到这些骇人听闻之事狰狞猖狂地成为现实演绎——在时机成熟以前并不轻易暴露最终目标，这让太多人都低估了现实的境遇，也高估了文明的韧度：小试牛刀后往往进行短期观察，进而测试剂量是否需要添柴加火。法德双籍作家热拉尔丁·施瓦茨，在分析父辈通往纳粹之旅的《失忆症患者》一书开篇就说，元首经常试探他的人民，想要摸清民众的底线在哪儿，在社会压力的测试下获取进一步的斗争暗示，争取更多随大流者的配合，更多的社会中下层选择借机攀爬提升地位，而精英们也能借机进行资源重新分配与洗牌：“才华横溢的法学家会写出细致的报告，用冰冷的语言来为帝国披上合法化的外衣”……

暂且不论普罗大众，翻阅《赫尔曼·黑塞与托马斯·曼书信集》便可得知，连托马斯·曼这样的大人物也对黑塞的警告犹豫不决甚至低估现实的堕落速度。早在1931年12月初，黑塞就说“已读不下去任何一张德国报纸”；一年之后的回信里，托马斯·曼开始诉说着自己不断收到大学生们寄来的恐吓信，甚至给他寄来一册烧焦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并威胁说要亲眼看着他亲手烧掉自己的著作。但托马斯·曼反而认为，这些狭隘的极端主义者矫揉造作的恶意来信，说明“我的话必定还是能让人通往危险、思考、精神、见识、讽刺和想象的极大诱惑”，甚至认为“我们已经翻过山了。疯狂之巅显然已过，等我们老了，还能看到非常快乐的日子。”

有时候能明显看到黑塞回信里委婉的无奈，甚至希特勒上台后的1933年4月21日还在信中劝说托马斯·曼：“要摆脱这种处境，您、我们只有一条路，一条离开德国、进入欧洲，离开眼下、进入永恒的路。”甚至在1933年5月12日的日记里，托马斯·曼还如此写道：“但人们还是要在这一点上弄清楚，从国家历史的层面来看，德国的进程应当受到正面评价”，而在半个月前他甚至还曾如此写到：“反对犹太特性的骚乱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会获得我的理解……”尽管在国会纵火案之后因“收到的严厉警告使我们退缩了”，心底也恐惧着“前途未卜啊”，但他在6月初依然对黑塞回信说：“我状态好的时候就是这样，尽力客观看待事物。社会和历史正确必要性的核心或许是在的，只是外衣被偷走了一块，剩下的破烂不堪。”

终于，在黑塞再次来信里警示着德国人“狂喜和烂醉的战争与屠杀情绪……散发着邪恶的气味”，托马斯·曼终于在七月底的回信中认识到：“来自德国的消息，欺骗、暴力、伟大历史的愚蠢伪装，加上这么多愚蠢的暴行，使我一再心生恐惧、鄙夷和厌恶……蠢到这个地步，我无法容忍。”两个月后，他曾经的朋友汉斯·约斯特致信海因里希·希姆莱，建议将这位诺贝尔奖得主送进达豪集中营。

在那段时间里，托马斯·曼被侵扰得无法集中创作，只能借助日记来取代文学创作，“他不再是临睡前写上几笔，而是在大白天的上午写日记。”当然，在那种时刻，他的思想也不得不退回到日记的世界里去，甚至还要担心曾经写下的日记被纳粹搜查队抄走乃至曝光于天下。在日记或者书信中，托马斯·曼甚至放弃了文字书写的审美原则，直接以恶毒谩骂的方式倾泻恐惧与愤怒：“旧日的毒蜘蛛”“最低等种类的歹徒”“舞动着歇斯底里者的爪子的畜生”“毫无廉耻的暴发户”“蒙昧主义的痴呆”“嗜杀的蠢货”“人类的败类”，德国已经在他心底荡然无存，纳粹建立的国家不配成为国家，而是“名为德国的白痴野战营地”，他的心底终于不再天真，而是本能的反感与厌恶。

五十年后，米奇尼克在监狱里将托马斯·曼的脏词谩骂精神称之为“开骂是这个所有德国作家中最德国的作家，对其民族所在地表达忠诚的方式”：当普罗大众屈从于恐怖与暴力、失去了辨别善恶正谬的能力时，当一个社会“失去了辨别现实轮廓和在前后关系中把握事物的基本力量”时，这样的社会并不存在对话的可能，“因为对话从本性上来说是自由人的特权”。

“自我麻木和自我欺骗的盲目，导致合理劝说的无用”，在这个时候选择谩骂并不掉价，反而值得珍视：“冲破自我迷恋的内在秩序，需要一种尖锐辛辣的叫喊和粗鄙的措辞。”在米奇尼克看来，开骂成了一种象征，它宣誓着现实已不存在与极权谈论妥协的余地，因为妥协仅仅在清晰地划分理解范围之后才有可能，而现实更需要的是清醒且明亮的白日之光。当现实打破旧时的秩序之时，便已不能再用旧时的根基去谈论现实，不能再用过去的水位来预测洪灾的来临。

近些年来每隔一段时间，我总会想起读到过的《阿拉伯人的梦想宫殿》：“那一代人在阿拉伯世界的年轻一代之间已经看不到自己的影子了——年轻一代的阿拉伯人放弃了老一辈尊崇的世俗政治原则，选择了神权政治。新老两辈分道扬镳，但在激荡的政治与文化局势下，还有更多东西的命运飘摇不定：故乡、记忆、一代人继承文化的方式，还有他们那些不容置疑的政治与社会理性，统统消散无踪。”

在历史的急刹车下，断裂的两代人之间已经失去了纽带：分道扬镳的两代人，逆转了一个新时代，复归了一个旧秩序。他们曾经有过一段纯真的年代，如今只能委身他乡才能追念。那些没能背井离乡的人，遁入不看不说不听的“三不猴”生活；而他们的下一代，满怀激情地扎进了父辈们努力平息的暗流浪潮，甚至将匕首转向了上一代人：诺奖得主纳吉布·马哈富兹用于写作的双手差点被年轻人直接废掉，从此他只能借助安保出行。

有一次，作者与纳吉布·马哈富兹出行在尼罗河附近。当车子被堵在拥挤的开罗街头时，有个行人带着十岁出头的儿子正好路过，这场彷如天降的相遇让他狂喜万分，站在十字路口向儿子指认副驾驶座上的那位诺奖文豪。然而，给马哈富兹当司机的作者，如此写道：“但这种温馨热闹的场面往往涌动着危险的暗流：一位魁梧的青年安保人员坐在我的后面，膝盖上放着一把枪，瞪着双眼时刻警惕着窗外的车辆与行人。”这则故事，让人觉得像极了某种社会氛围的隐喻形态：时时刻刻，随时随地，都得警惕着毫无征兆的潜伏危险。

经历过纯真年代的那一代阿拉伯人，面对年轻一代的剑拔弩张，不仅仅是心底无尽的困惑，更是日常难逃的危机。当年轻一代在捍卫与鼓吹的号角下掀起沙漠风暴时，曾经的希望与梦想在上一代人眼前猝然下坠：他们曾经呼吸过自由的风气，伸展过反叛的姿态，激荡过自信的梦想，过山车般跌宕起伏的时代飓风迅猛地扫荡了一切。两代人之间，早已失去了互相理解的可能；日常生活，返祖成了狩猎的游戏。

在遇刺后不久，马哈富兹回忆起曾经在咖啡馆里长夜彻聊的昔日时光时苦涩地感慨：“如今的青年不再有我们的那种希望，不再有那种机会了。我们的梦想，他们也无法理解。”另一位科威特学者如是概述自己的心路历程：欢呼过，痛苦过，笑颜过，期盼过，终究“以苦涩而告终”；面对眼前的社会，他早已心力交瘁：“我不想言语，不想伤怀，甚至提不起丝毫怒气，我只是非常震惊。”抑或，像国人熟知的阿朵尼斯，面对早已换了容颜的时代，悲呛感怀：“举目望去，再没有树木萌芽，也没有春天。”

对于这种代际之间的断裂之感，茨威格也曾迷惑不堪。1938年，茨威格受国际笔会之邀前往美国做巡回演讲，轮船并没有绕开战争区域，而是驶进了西班牙维哥海港，甚至还允许乘客登案逗留几个小时。这是茨威格旅行前在欧洲经历的最后几个小时，尽管维哥离真正的西班牙内战战场尚远，但他看到的场景让他心情沉重、忧心忡忡：“飘扬着佛朗哥党旗的市政厅前站着不少年轻人。他们大多由牧师领着，排着队，身穿农民服装。”起初他还不明所以，甚至认为他们可能是应急招募而来的年轻劳动力，或者是前来领取救济金的年轻失业者。一刻钟之后，那些年轻人早已在市政厅内脱下了农民的服装，换上了簇新的军装，紧握着刺刀和枪支，登上崭新锃亮的汽车扬尘而去。

这不到半小时的经历让他感到可怕，尽管他早已在意大利和德国见识过这些诡异的场景。一股改天换地的势力早已将魔爪伸向了年轻一代，阴险地利用他们幼稚的理想主义，“当我看到那些无辜的年轻小伙子被那些神秘的幕后操纵者武装起来，让他们去和自己国家的同样无辜的年轻人作战时，我突然预感到，那就是我们面临的命运，欧洲面临的命运”——而欧洲即将来临的命运，茨威格也借用了《文学之冬》里同样的比喻：“假面具现在已经撕下。……恣意放纵任何一种复仇私欲……病态的、卑劣的仇恨狂人过去只能在无数的黑夜里痴心妄想的一切，如今却在光天化日之下得到发泄……圣巴托罗缪之夜接踵而至。”

1942年4月底，赫尔曼·黑塞给托马斯·曼写信，哀叹着“民间、人性、自然的生活处处都被国家大政给吓倒”，自己的著作在德国虽然暂时还没被禁，但几度都险些被禁止出版，有些著作早已绝版但已不让重印，随时可能进入不受欢迎的作家名单，稿费已有数次被禁止转账给他了。而他的书被禁止出版，原因在于他的立场基于欧洲而不囿于某个国度：“世界正在努力让我们老年人甘心离去。做荒唐事的理性、手段和组织的数量，同各国民众化拙为巧、化暴行为理想的愚蠢和天真的数量一样，多得令人讶异。人类正是如此：既残忍，又天真。”早在1940年2月，他就曾在信里向托马斯·曼如此抱怨危机四伏的社会情势：“最舒心的莫过于闭上双眼、不再理会这个扭曲的世界，但是我不甘心。”

1945年4月，托马斯·曼谈论黑塞的《玻璃球游戏》时，眼前浮现这些年经历过的社会罪恶：“若精神是善的原则和想要的权力，是对真理面目变化的忧虑和警惕，即坚持接近尘世正义、信赖和需求的忧万物，那精神就是政治性的，不管它觉得这个标签美不美。我认为现今没有一样有生命的事物能够回避政治。拒绝政治本身也是政治，是坏的政治。”私下的冷嘲热讽换不来自我生存的空间，托马斯·曼也意识到，抵抗与斗争有时比起留世的诗篇更有价值。哪怕脏话连篇的开骂，也是生活在真实之中挽救尊严的人性之光，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就此束手闭眼而“甘心”下去。

当现实侵扰日常时，措手不及往往是开端，因无数个体在无数次数的妥协之后便成了行刑的等待，甚至与狱卒共舞的刽子手们也会迎来将自己绑缚上刑的运气。妥协或许可以换来短暂的自私的岁月静好，但那种生活节奏的本质亦如茨威格所言，日常生活本身已经成为兵荒马乱，“在等待中，每个人都感觉自己的命运被世界大事左右……连向前还是向后走几步的自由，都要取决于这巨大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实体……”

热拉尔丁·施瓦茨在《失忆症患者》中，借战后法国公诉方律师阿尔诺·克拉斯菲尔德解释维系政权时期波尔多地区秘书长莫里斯·帕蓬何以签字将1690名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的话语，用以阐释常人何以沦为罪犯的机制：“因为觉得在小事上让步不会有什么后果。最后一切都累积起来，一节又一节的细枝，一个接一个的妥协，终于把他带到了善与恶的交叉路口。先接受这，再接受那，他向自己让步，他忘记了从前的那个自己，忘记了应当成为的那个自己。他以为自己是旁观者，其实已经成为主角。于是他顺理成章地接受了无可挽回的罪行。”

在数落她的祖父们时，热拉尔丁·施瓦茨认为，有时一旦谈及罪责，人们太喜欢把自己看成了受害者的心理，往往就很容易丧失自我而自我脱责，进而把个人和集体的责任推脱给社会形势或历史进程。因为“纵容犯罪距离参与犯罪只有一步之遥”，因为犯罪者会因周围的妥协而让罪行的边界越发扩散；日常琐碎的盲目、顺从、投机或冷漠，正是让罪行边界扩充的现实土壤，而当罪行边界消失之时，罪行的实施就成了家常便饭，甚至改头换面成了光明正大的政策面貌……

当然，热拉尔丁也承认，身处其中之人确实难以使用我们今天的后见之明去过分苛责；但她同样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说“不”显然是可能的，甚至是更可取的——如果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当时会做什么，那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知道我们该如何作为，以及我们在未来应如何作为。两德统一后，负责管理史塔西文件机构的负责人罗兰·雅恩曾在研究民主德国时期随大流者的著作中写道：“在沉默和屈服之间，有很多种适应的方式。但适应是有代价的。它给了那些以国家利益为名施行不公正的人以合法性外衣。”

尽管自由的代价或许很大，无法苛求所有人挺身而出，但罗兰·雅恩依旧强调，“不管是谁，在适应的同时几乎总是有行动空间的”，或许所有的工作都略带耻辱，但除了自私自利之外，人还是可以去拥抱诸如羞耻、尊严等，去拥抱更多的可能性。除了顺从冷漠、随波逐流和利己投机之外，有时未必就真的别无选择。

热拉尔丁·施瓦茨说：“历史也许不会重演，但是这些机制或许会重演。”或许，当走上刑场的那天，英国诗人泰德·休斯的话语是唯一的解释：人会后悔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活得不够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