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建才丨福兮祸所伏：经济学的规则及其引致的困境|经济学_新浪财经

作者：皮建才（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经济学规则》（Economics Rules: Why Economics Works, When It Fails, and How to Tell the Difference）是国际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教授的一部新著，该书的中译本由中信出版社2017年出版。在该书中，罗德里克教授用非常生动活泼的语言阐述了经济学里的一些重要规则，非常值得经济学研究者深入阅读。

一方面，这些规则可能有利于经济学的发展，“造福”于经济学，让经济学在某些方面“更上一层楼”；另一方面，这些规则可能会带来一些困境，给经济学“惹祸”，甚至把经济学的发展引向“歧途”。正所谓，“福兮祸所伏。”有一个调侃经济学的笑话说，经济学总是喜欢讲一方面怎么样，另一方面又怎么样。其实，这种调侃并没有道理，把两个方面都讲出来才能全面，我们不能只看到成本而看不到收益，也不能只看到收益而看不到成本。我想在本文中重点强调一下这些规则所带来的困境，因为这些困境值得广大经济学研究者警醒。

罗德里克教授讲了很多经济学里的规则，但我只拣其中我个人认为最为重要的两点来进行阐述，并就这些规则引致的困境进行进一步的说明。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的看法只能算是一孔之见。

第一，罗德里克教授讲到，“只有把世界简化，我们才能理解世界。”“任何经济学模型都是特殊的，不是一般的。”“任何经济学模型都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经济学中，条件无处不在。”但是问题在于，很多经济学研究者往往把简化的标准模型当成了真实世界的“不二金身”，“把特殊模型视为一般模型”，最终造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所批评的“黑板经济学”盛行。“经济学家的确倾向于过度使用那些标准模型，而忽视其他模型。”

经济学研究者在标准模型的应用和扩展上着力过多，而在开发全新的更加符合现实的模型上着力过少。用罗德里克教授自己话来讲就是，“经济学家开发其偏好的模型时往往追逐时髦，或追逐人们对合理建模方式的品鉴，而不以证据本身的变化为依据。”对很多经济学研究者而言，标准模型就像是天然的“锤子”，自然而然会出现“手里拿着锤子，看什么都像是钉子”，于是挥舞着锤子去砸那些根本就不是钉子的“钉子”。到最后，有很多不该砸的“钉子”被砸了，有很多该砸的“钉子”并没有被“砸”。

在一些经济学知识产品的生产上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而在另外一些知识产品的生产上则出现了严重的“产能不足”。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这跟教科书的内容设计有一定关系，教科书为了教学方便，往往在标准模型上着力过多，在其他模型（特别是非主流模型）上着力过少。这样一来，学生们理解并擅长的是标准模型，当他们成长为研究者之后也就倾向于使用标准模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其次，掌握某些标准模型的群体还有可能会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往往通过控制学术期刊，有意识地扶持和栽培使用标准模型的研究者，打压和排挤使用其他模型的研究者，哪怕这些标准模型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已经非常微弱甚至已经根本失去了解释力。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学者对宏观经济学模型的反思中就已经指出了很多模型存在这个问题。其中反思最为深刻的是著名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他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以及潜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

再次，经济学界的学术考评机制也存在一些问题，新任教师的考核期一般为六年左右，这可能会逼着掌握标准模型的研究者尽快使用标准模型发表一些学术成果。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标准模型，吃标准模型。”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我们要对这可能造成的后果保持足够的清醒。

很多人抱怨说，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有很大比例的论文都是“垃圾论文”，即使“砍掉”这些“垃圾论文”也并不会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任何影响。尽管这样的抱怨显得有些极端和不合理，对很多论文的作者不公平，但是这确实反映出经济学研究者在研究的着力点的分布上存在很大问题，“丢西瓜捡芝麻”式的研究太多，“舍金山挖煤山”式的研究太多。

第二，罗德里克教授讲到，“把你的模型弄得足够简单，以集中分析特定的原因及其作用机制，但也不要太简单，以致遗漏各种原因之间的关键相互作用。”经济学论文的写作过程实际上就是选择不同视角的过程，不同视角意味着不同的特定原因及其作用机制。经济学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笑话讲，对同一个问题，十个经济学家有十一个观点。

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好笑的。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一个地方就是，经济学可以根据约束条件选择不同的看待问题的角度，所以同一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唯一的。这一点跟自然科学明显不同，自然科学看待问题的角度只有一个，所以同一个问题的答案也是唯一的。

罗德里克教授认为，自然科学进步方式是“垂直”进步（通过新模型取代旧模型），而经济学的进步方式则是“水平”进步（通过增加模型）。罗德里克教授写到，“新模型并不会使老模型变得错误或适用性降低。新模型只是拓展了经济学知识的边界。”这造成的一个困境就是，在众多模型中进行选择成为难题。经济学里的模型太多，解决问题时到底选择哪一个模型就成了很大的问题。“在经济学中，政策讨论通常意味着不同模型之间的较量。”

但是，问题在于，真正解决问题的模型可能被大家忽视掉了，而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模型却由于种种原因大行其道、“牛气冲天”。罗德里克教授指出，“对模型的选择重视不够，有时过度关注某些模型而忽略另一些模型。在很多情况下，经济学家的确误导了世界。”“用模型来考察现实需要精确的经验分析，这更是一门技艺而不是科学。”

就此而言，我们需要注意三个方面。首先，经济学家里面“谋全局”的通才越来越少，基本上都是“谋一域”的“小”专家，这会给模型的选择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生产经济学的知识产品跟生产某种物质产品（比如铅笔或汽车）是很不一样的。生产物质产品的时候不同的生产者专业化于某一个环节是不会有问题的，因为市场或企业中的协调机制会使得物质产品最终生产出来。但是，生产知识产品跟具体解决某个现实问题并不能实现这种“精准”协调，分工虽然可以提高研究的效率，但是分工并不能自动产生相应的协调机制来对付现实问题。

其次，在缺乏“精准”的协调机制的情况下，一些替代的机制就会出现，比如根据模型构建者的学术声誉来选择模型选择模型，但是这样做很容易“蠹政害民”。

观察者网上发表了清华大学讲席教授、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高级经济学家兼助理副行长文一博士的一篇名为《诺贝尔奖为什么不颁给邓小平？》的长文，他在文中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比如说阿根廷，我们知道阿根廷经常出现债务危机，宏观经济一塌糊涂，老欠别人债不还，把一个当年与美国一样富有的资源型大国和欧洲移民大国弄成了一个缺乏国际信用的中等收入国家。但是阿根廷人在美国经济学术圈非常厉害，尤其是宏观经济学。在美国前10名的高校经济系都能找到很厉害的阿根廷人。”这些人“常常回到自己国家担任政府要职和智囊，按照这套经济学理论去发展经济，结果可想而知。”

最后，这会让很多“自娱自乐”式的经济学研究找到存在的借口，并且这种研究很有可能因为学术声誉更高而“入世”“指点江山”。实际上，这种研究只对研究者和研究者所在院校有利，可以提高他们自身的收入，可以提高他们所在院校的学术排名；但是对社会并不一定有利，因为根本难以解决现实问题。用文一教授的话说就是，“即便这个时候还嫩得很，一个学数学的学生在黑板上经过几年微积分和随机数据分析就能够成为影响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经济学家，有多么得可怕。”文一教授的担心不无道理。

经济学的规则及其引致的困境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经济学的良性发展需要有经济学的规则，也需要打破经济学规则引致的困境。经济学的出路在哪里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想我们有两条路可以走。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的分类，我们需要区分对约束的选择和约束下的选择。

对约束的选择意味着我们可以改变经济学的一些规则，一旦一些规则改变了，原来的规则所产生的困境也就会“不攻自破”。约束下的选择意味着我们可以在不改变经济学规则的情况下，通过改变研究者的成本和收益来改变研究者的行为，进而通过改变研究者的行为来打破经济学的困境。这些都只是一些大的方面的设想，具体措施需要一些比较大的国内外经济学机构出面进行一些强制性的或者诱致性的制度变迁。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这是一个经济学蓬勃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进行经济学变革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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