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与北大“这哥俩”：南下“创业”、北上“拓新”携手开启华章|武汉大学_新浪财经

武汉大学与北京大学两校渊源深厚、历久弥新，生动演绎了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南下北上”的佳话。在两校百余年历史中，北大人南下武大“创业”、武大人北上北大“拓新”的故事不胜枚举。

两校气质相近、精神相通，共同发出过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的先声。胸怀天下的情怀、兼容并包的学风、改革创新的精神，构成了武大和北大共同的文化基因。

一、民国前期：零星、单向的人才输送

武汉大学开启于1893年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发端于1913年成立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从历史定位上来讲，堪称整个中国内陆地区的第一所近代国立高等学校。

武昌高师在建校初期，其主要教职员多为清末的留日学生。在1919年以前，武昌高师尚无任何一位教职员与北京大学有关。

（一）1919年：一见钟情

1919年，两校之间终于有了第一次人脉关系上的历史联结——当年7月，著名国学大师、“章黄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北京大学鄂籍教授黄侃，接受了武昌高师的聘请，成为当时武昌高师全校最“大牌”的教授，极其深刻地影响到了武汉大学文学学科此后百年间的学术传统，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整个学校的历史发展进程。

黄侃——武汉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北大出身的教授，同时也是武大文学学科历史上的第一位学术大师

（二）1925年：第一位北大出身的武大校长

到了1924年，又有杨振声、庄长恭两位北大校友，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回国来到国立武昌高师任教。

石瑛——武汉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北大出身的校长

1924年12月底，北洋政府教育部任命石瑛为国立武昌高师校长，这是第一位北大出身的校长。石瑛认为学校经费太少，并要求将学校扩建为普通大学，即去掉“师范”二字。1925年，国会通过教育部该提议。4月份，国务会议任命石瑛为国立武昌大学校长，标志着武昌大学正式成立。这为武汉大学奠定了基础，对武汉、对全国教育界都影响深远。

（三）1927年：北大优秀学者开始组团到武大任教

1927年初，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的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决定从全国范围内聘请一批优秀学者来校任教，当时聘请来校任教的北大校友，有涂允檀、张西曼、陈启修、高一涵、沈雁冰、刘弄潮、许德珩7人。

二、民国后期：珞珈魂北大红楼铸

（一）北大老校长蔡元培：“鄂省大学，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与北大中大等并重”

1927年底，国立武昌中山大学被国民党桂系军阀非法解散。到了1928年春，新任的湖北省政府教育厅厅长刘树杞，决定在武昌中大原有基础上“改组湖北大学”。当时的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相当于教育部部长）、北大老校长蔡元培，一开始虽然批准了刘树杞的这一计划。然而，他对这所大学筹办方案中的省立化与地域化倾向却大为不满，对“湖北大学”这个校名也并不认同，于是便开始对其进行强力干预。

1928年6月为“国立武汉大学”最终确定校名的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

1928年6月13日，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给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主席李宗仁发了一封非常重要的电报：

鄂省大学，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拟由院聘刘树杞为该校筹备委员会主任，王世杰、李四光、曾照〔昭〕安、任凯南、麦焕章、涂允檀、周鲠生、黄建中为委员……

这是目前所能查到的“国立武汉大学”这六个字首次出现在政府公文中的最早记录。也就是说，在96年前的今天，我们现在耳熟能详、津津乐道的“国立武汉大学”，终于在蔡元培先生正式签发的这封电报中横空出世了！

（二）北大援建武大

1928年改建的国立武汉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国立北京大学的校友群体毫无疑问居于“核心”地位，起到了主导作用。

亲自给国立武汉大学“定名”的蔡元培是北京大学历史上最伟大的校长（没有“之一”），由北大老校长蔡元培亲手选定的9位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中，就有5人（王世杰、李四光、涂允檀、周鲠生、黄建中，超过半数）为北京大学校友！

国立武汉大学筹建中，武汉大学教职员中的北大校友占据大多数。五湖四海的优秀学者大量加盟，既可以保证国立武汉大学从一开始就拥有极高的发展起点与平台，同时也使得武大的整个校风更加开放与多元化。

（三）北大教授胡适：“你如果要看中国怎样进步，可以去到武昌看看珞珈山武汉大学”

由这样一群北大校友所主导的国立武汉大学，在改建之初，其发展与进步可谓是一日千里，非常迅速地在全国各大著名高校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1932年底，北京大学教授胡适访问武汉大学期间，在武大招待所（听松庐）前与王世杰、陈源、刘秉麟、陈登恪、刘赜等北大校友及其他武大教职员的合影

胡适不光是发自内心地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对武大的高度赞誉之辞。他只要一有机会，便会极力向社会各界宣扬武汉大学的建设成就。大概是在1933年上半年，“一位来华游历的美国外交官问胡适之先生中国究竟进步没有，胡先生说‘你去武昌看一看武汉大学便知道了’”（陈源语）。

（四）武大“反哺”北大

国立武汉大学迅速崛起的头两年，正是北大一段黑暗岁月的尾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堪称北京大学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该校先后经历了奉系军阀与国民党当局的轮番摧残，甚至还一度“亡校”！在此期间，其原本在全国数一数二的强大师资，大部分都流失殆尽，其中的相当一部分都参与了国立武汉大学的早期建校工作。

从1930年开始，国立北京大学步入“中兴”的道路。在当时北大全面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位曾经的“武大人”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就是此前曾一手主持“国立武汉大学”改建工作的前湖北省政府教育厅厅长兼国立武汉大学筹备主任刘树杞。

国立武汉大学代理校长刘树杞（1928－1929），后任国立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1931－1935）

1931－1935年，作为中国化学工程领域的一位重要先驱人物，刘树杞先生担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国立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刘树杞充分利用胡适为北大尽力争取而来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经费，在景山东街的理学院大量购置新的图书、仪器设备，主持创办了制革实验室和电化实验室，积极提倡科学研究，同时广揽国内外优秀学者来校任教，并给予较为优厚的薪金待遇，还对学生的学业进行严格的考核。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使北大理学院的面貌焕然一新，进而为北京大学的复兴作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刘树杞先生主持国立武汉大学的改建工作在先，担任国立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之职在后。因此，才将后者视为当时的武大对北大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反哺”——珞珈崛起，红楼居功至伟；红楼复兴，珞珈亦功不可没！

（五）西迁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学术水平“甚至可以与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相媲美”！

1943年5月底，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中）与教务长朱光潜（右）、理学院代理院长叶峤（左）（三人均为北京大学校友）在四川乐山文庙校本部一同接待来校访问的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Dr. Joseph Needham），该照片为李约瑟亲手拍摄。

1943年9月，李约瑟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川西的科学》（Science inWestern Szechuan）一文（第一部分），文中在介绍了武大理学院的若干教师及其科研情况之后，还特别指出：“武汉大学的科研水平非常之高，甚至可以与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相媲美，这是毫无疑问的。”

20世纪40年代的国立武汉大学，其师资力量、学术地位与社会声誉均在全国名列前茅，也达到了自身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的“颠峰”时期！在当时，国立武汉大学（乐山）曾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昆明）、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国立浙江大学（遵义）一道，被世人誉为全国“四大名校”。这是武汉大学有史以来在国内外学术地位最高的历史性时刻，同时也是武汉大学与北京大学实力差距最小的历史时期。

（六）饮水思源感恩北大

在20世纪30－40年代，对于国立武汉大学的发展与崛起作出最大贡献的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三任校长，均为蔡元培先生当年在北大革新校务时的左膀右臂。

1947年10月31日，周鲠生校长充满深情地对全校师生回忆起了对于“本校创办，至有今日之规模成效”有着重大功劳与贡献的几位关键人士——校内的刘树杞、李四光、王世杰，校外的蔡元培、谭延闿、胡适，其中有4人在国立武汉大学改建之时为北大校友。

按照周鲠生当时的说法，假如没有李四光先生率先提出在武昌郊外另建新校舍的宏大理想，武汉大学不会有珞珈山壮丽的校舍；王世杰先生让武汉大学迁到珞珈山新校舍授课，同时让武汉大学建筑设备以及制度人事都已树立规模，为武汉大学创建做出了伟大功绩。

三、计划经济时代：特殊年代的人员流动

1952年，国家决定将全国各个大学哲学系的所有教师都集中到北京大学一所高校，统一学习马列主义，进行思想改造，全国只保留唯一的一个北京大学哲学系（后武汉大学恢复），其他大学的哲学系全部撤销。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黄子通、程廼颐、周辅成、江天骥、石峻、陈修斋、张世英等7名教师全部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四、改革开放新时期：礼尚往来携手并进

进入新世纪后，武汉大学仍然持续不断地为北京大学输送了不少优良师资与优质生源。北京大学对武汉大学输送了众多优秀学者。

至于武大教职员中的北大校友，据北大湖北校友会的不完全统计，现在至少有100多人。在曾任、现任校领导中，前副校长舒红兵、前副校长徐业勤、副校长唐其柱，副书记赵雪梅4人均有在北京大学学习或工作的经历。

五、张平文出任武汉大学校长，双方携手迈入新阶段

（一）武汉大学与北京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