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三联生活周刊
文|若茜
以下内容涉及剧透,请谨慎阅读
“大家都知道案子夺人眼球,但它并不是重点,这个案子的用法并不是要在这个小说里无时无刻地出现,它只是这个小说里众多事件中的一个,小说里有些生活化的东西,有些日常的东西,案子可能比较强烈一些,但它也是其中的一环,它就像白色绵羊里的黑色绵羊,但是要一起养。”在作家双雪涛的杂文集《白色绵羊里的黑色绵羊》里有这么一段,讲的就是《平原上的摩西》。从这段话出发去看改编自小说原著的同名剧集特别合适。
《平原上的摩西》是周一在“迷雾剧场”开播的,这部剧一共6集,开播第一天就一口气儿上线了3集,接下来每天更一集,没等到周末就大结局了。就这个紧凑劲儿,每集的1个多小时里得推进多少情节?可能不少人是带着这样的预设进入的。结果,第一集演了50多分钟,弹幕里关于“尸凶在哪儿”的问题还没得到回答。时间走过1小时,凶案发生了。
双雪涛撰文交代过案件的原型:在他上初中的时候,沈阳出现过一桩很有名的连环抢劫杀人案。由5名下岗工人和无业人员组成的团伙,前一天预约一辆出租车,第二天在荒郊野外把司机杀死,尸体就放在后备厢,然后他们开着出租车去抢劫个体批发商或者储蓄所,抢完再把车遗弃在郊外,分钱,分手。作案用时很短,手法老到。
“在沈阳这是一桩很有名的案件,比我写的东西还要更严重一百倍。”在双雪涛的记忆里,这个团伙不明缘由地消失过几年,后来又重出江湖。在他们被捕后,每个犯人都接受了一个长时间的专访和一个在死刑前的简短采访,采访在沈阳电视台滚动播放,那几个人的脸就在那儿不停地闪烁。这件事给了少年时代的双雪涛很大的震动。后来,他不止一次把这个故事讲给朋友们听,只不过每次讲的内容都不太一样,因为他总是抑制不住去修改它。
写作《平原上的摩西》时,双雪涛又想起了这个案子,就在小说里讲了起来。小说是以人物作为单元展开的,不同的人物站在各自的视角上完成几页讲述,讲自己讲别人也讲事件的一角,在这些讲述中故事被推进,同时趋于完整。比如小说一上来就是庄德增的叙述:“1995年,我的关系正式从市卷烟厂脱离,带着一个会计和一个销售员南下云南。离职之前,我是供销科科长,学历是初中文化,有过知青经历,返城之后,接我父亲的班,分配到卷烟厂供销科……”
他讲自己和妻子傅东心第一次见面:“她问我读过什么书,我绞尽脑汁,想起下乡之前,曾在同学手里看过《红楼梦》的连环画,她问我是否还记得的主人公是谁。我回答记不得,只记得一个女的哭哭啼啼,一个男的娘们唧唧。她笑了,说倒是大概没错。”就这么三言两语地讲着,时代、人物都渐渐清晰起来。
双雪涛说他一开始先写的并不是庄德增,而是蒋不凡——小说里调查劫杀案件时牺牲的警察,还有后面放着尸体在夜路上飞驰的出租车。他说,最开始是因为蒋不凡跟案子关系很近,就写了他。“就像你伸手拿起离你最近的那件外套披上,但写着写着觉得不太对,毕竟我不是一个侦探小说的作家,我追求的肯定不是案件这个事情,根据天气,这个外套穿着不合适。”
对他来说,与案件相关的现实只是一个诱因,同时也是小说某一部分的叙述动力。使用这个案子的时候, 从来也不是想用案子本身填满小说。“我发现当一个普通人开始叙述的时候,这个小说就好像感觉舒服了,进入了一种合适的口气。虽然当时什么情节都还没想出来,但故事的气氛和重量已经出现了。”
气氛和重量,也是剧集《平原上的摩西》先于案件本身展现出来的。在大量的长镜头引领之下,我们远远地在一旁观看,在跟着主人公走进故事线之前,就先被铺满屏幕的细节、意象,有时显得嘈杂又似乎充满隐喻的环境音攫住。案件本身就并不复杂,复杂难解、充满迷雾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在遭遇时代变迁时的命运。
第一集开头,演了庄德增和傅东心第一次见面。两个人坐在湖心一条手摇船上,沉重的木浆支在铁皮船身上扭动,吱吱扭扭叮叮咚咚,船始终也没怎么向前,眼看着顶到苇丛边上就又退回来,旋转摆荡。剧集的基调就此奠定了下来。
我看整部剧的状态也很像坐在湖心,四周是剧中建构出的环境,时间和空间都很遥远,但人又觉得被包裹在其中,想要看清岸上每一处细节,分辨每一个遥远的背景音,所以船头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更多的时候船桨悬在空中。镜头大部分时间是拉远的,所以看的人始终就停在湖上。
故事的结尾也在湖心。李斐和庄树一人一条船,隔着水面说话。李斐想起傅东心给她讲《出埃及记》时告诉她:“只要你心里的念是真的,只要你心里的念是诚的,高山大海都会给你让路,那些驱赶你的人,那些容不下你的人,都会受到惩罚。”她对庄树说,不用海水,如果你能让这湖水分开,我就让你到我船上来,跟你走。庄树想了想说,我不能把湖水分开,但是我能把这里变成平原,让你走过去。这一处也是《平原上的摩西》书名的由来。
在过去的一次采访里,双雪涛和我说起过他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意象,湖水就是其中之一。他当时说:“一大片水,一个分隔出两个世界的大平面,不仅仅是地平面以上和以下的区别,是水中和世界的问题,我特别喜欢这个。湖水还可能变成冰面,有的湖甚至能全部冻透,从湖面到湖底形成一个大冰坨。”
他也谈到大火:“火这个东西有种什么样的感觉呢?烧,然后就没了,其实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在逐渐地把自己烧没了的过程,对不对?但如果是一个质地好的木料,剩下的灰烬也是很干净的。”
在《平原上的摩西》里始终串联着火的意象,在一个夏天的傍晚,李斐想用手里的冰棍去换庄树手里的火柴。两个人互为彼此的命运,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后来,两个孩子相约平安夜高粱地见面,李斐要把枯萎的高粱杆烧成一片火做的圣诞树送给庄树。而两人这一次没能相见的约会,几乎成了故事里每一个人命运的拐点。
小说原著的出发点,作家想写的是“一个发生在故乡,比较熟悉的,人物众多、时间跨度比较大的故事。”看起来,编剧、导演张大磊在执导这部戏的时候,也看中这样的条件。于是,故事的发生地从原著里的沈阳,被转移到了呼和浩特。时间线索没有改变,回溯到国企改制、回溯到文革,于是人物命运的框架也没有改变。我在一篇报道里看到,双雪涛在看片后说,这部剧唤起了他的乡愁:“乡愁真的不是地理层面,是一种时间层面的东西。”
想起几年前采访作家梁鸿,聊到双雪涛、班宇、郑执几位东北作家的写作。她当时说到,他们的作品里面,都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写到工业改革以后,家庭变成一种零落状态的人生,在那样一个极寒的、萧瑟的环境之下,在那样一种挣扎的状态之下人的表现形态。他们每个人都特别注重对日常生活中的个人的描述。接着,她又进而谈到怎么从地域性的共性里脱颖而出——是怎样把日常生活提炼出一种根本性的人类存在。“你知道他是一个东北人,但你也知道他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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