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手五六千，大学「青椒」，笑不出来

来源：36氪

文｜施晶晶

编辑｜向由

来源｜南风窗（ID：SouthRe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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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南京林业大学青年教师宋凯自杀离世引起关注。在此之前，他未通过学校首个聘期的考核，亲属称其患有抑郁症。这一事件也将大学青年教师（在社交平台上被网友简称为“青椒”）的困境又一次带出水面。

曾经，这是一个不被重视的话题。大学老师有编制，一年有寒暑两个长假、体面又有地位，人们倾向于认为，他们的苦与累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即便今天，这种印象仍然存在。

其实形势早已变化。合同制、“非升即走”的“预聘-长聘制”，正打破大学青年教师的“铁饭碗”；熬夜打磨社科基金项目申请书和论文的春节，其实并不好过；一位入职北京某211大学一年半的博士后讲师此前告诉南风窗，到账的税后月薪只有7千多；舆论场上，大学教师的整体形象和地位也在滑落。

如何改善处境的话题，贯穿在高校青年教师的社群讨论里。大家关注的焦点，是权威期刊学术论文篇数、申请基金项目的级别；评上“副教授”职称，是待实现的目标，也正成为“学术圈”新的准入门槛。

过程中，高校教师评价“唯论文”“唯项目”“唯职称”“唯奖项”“唯帽子”的痛点问题，由此显现。

挣扎求存、竞争上升中，我们发现，指标管理与量化评价之下，教育评价的标尺趋于单一，指挥棒如此强而有力，功利的应许充满诱惑，这不仅侵蚀着高校青年教师的自主性，也让他们对坚持教学、学术、科研的本心，有了动摇和分歧，进而成为大学教育向新与活力的一重阴影。

水课存续背后

大学校园里，“水课”让人又爱又恨。

学生嫌弃它，因为内容低阶且陈旧，上过和没上过一个样，却又为了轻松拿高分提高绩点，在评奖、保研、留学中占得先机，对它青睐有加。

教学质量是教师考评的基础内容，去“水课”而捧“金课”本是应有之义，但现实中，考评却难以淘汰它。

操太圣是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在研究教育政策和教师教育问题时，就曾探究这一现象的成因。他告诉南风窗，现行针对高校教师的教学质量评价中，学生是评价主体之一，但学生评教却几乎失效。

“如果满分5分，大部分老师往往都是4.5分以上，没有区分度，最后流于形式。”操太圣告诉南风窗，与此同时，以“分数”为核心，教师和学生在结果上形成了微妙的等价交换关系，“学生给老师打的分高，老师给学生打的分也高，这个水课就可以常年开下去”，反倒是不轻易给高分的老师，哪怕课讲得好，一些学生也宁愿去旁听而不是选修。

在此之上，即便一些学院设置了督学督导，由行政部门、学院中层、教师之间旁听以作多元评价，但人员和精力不足，也碍于熟人社会之中的情面，效果不佳。

“其实教学这件事很难评价。”操太圣说，一位老师的课上得好不好，对学生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短期不见效，也说不清关联，一个学生成才也很难说是某一位老师的功劳。

最后学校往往采用最基本的要求，“看你一学期给学生上了多少节课，有没有达到课时量要求，有没有师德师风问题，有没有教学事故，大家也就大差不差了”。相比之下，老师在学术科研上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区分度更明显。

另一边，以学术论文、科研基金项目为核心的学术科研成果是考核的硬性指标，也是教师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途径，它不止针对教师，更首先适用于高校。

事实上，不同水平的学校也都处在追赶状态当中，“985”“211”类学校要追赶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本科院校也在申请成为硕士点、博士点，而学术论文、科研基金项目作为显著、易测量的成果，成为高校竞相追逐的赛道，长期以来，推就了“轻教学重科研”的倾向，也反映出了资源在往哪里倾斜。

考核之下，轻教学重科研

对学术和科研的倚重，通过高校的管理考核，向教师传导压力。

“学校给各个学院下达科研的指标，明确每年要完成的科研任务，学院再把指标分解到老师身上，学术工作就被纳入到行政管理当中，再定期进行考核评价，看是否达到目标，就有相应的奖惩措施跟进。”操太圣说。

这和企业绩效管理并无不同，但“胡萝卜+大棒”的方式，通过多个侧面影响老师的教学积极性和自主性。

2019年，余薇入职一所“985”高校，“预聘-长聘”的6年考核期里，她在3年的中期考核就经历了“非升即走”。

她在社交平台记叙了经过和落选时的错愕，“学校把我们这种已经工作3年的青椒和新来应聘的人放在一起竞争，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只关注科研产出，而我还傻乎乎地分为‘科研、教学、社会活动’三方面进行陈述……事后回想，五味杂陈。”

张墨是广东一所二本院校的青年教师，在她看来，这所学校以教学为主，但也提出了“ESI工程科学学科全球排名前1%”的目标，且设有多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张墨告诉南风窗，学校对她的考核要求，是5年内要拿到一个厅级基金项目，在核心期刊上发表4篇学术论文。合同写明，如果没有完成，她会被调离岗位。

这套以学术科研为重点的考核不仅关系到青年教师能否留聘、入编，也和他们的职称晋升、薪酬待遇、评奖评优捆绑在一起。

目标导向是明确的，也是单一的。势态也逐渐扭曲变形。

在如今的大学校园里，统称为“教师”的群体并不全然授课。

操太圣告诉南风窗，前几年很多“985”高校招了大量年轻博士，进的是专职科研岗，他们的任务不是教学，不需要上课，主业就是做课题、做基金项目、写论文。如此设置的原因之一，是适应学校发展需要，体谅老师若同时兼顾教学和科研，分身乏术，两头不讨好。

相比之下，学校招聘的教学岗，名额有限。“但后来我们了解的是，教学岗竞争丝毫不比科研岗弱，只看教学又不行了，最后又变成了想方设法去弄一些跟科研相关的东西，作为自己的加分项。”

部分因为科研考核压力，张墨从浙江一所排名更靠前的大学转到了如今的学校，而她发现，两所学校都有“一些老师课时量不达标”的现象。

“那边有些老师不上课，是本来到手的工资就五六千的水平，也不在乎扣那点绩效的钱，自己在外面开公司做工程；现在这边的学校，一些老师会多抽时间在家里照顾小朋友，因为之前课时量达不达标，钱都照发。”但她说今年有了变化，学校增加教师课时量了，也规定不达标扣绩效工资。

挣工分，成为工蜂

2012年，持续关注青年群体、提出“蚁族”概念的学者廉思出了一本书《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在“非升即走”尚未普及之前，他就关注到了大学青年教师的困境。

“我一直认为《工蜂》深度比《蚁族》好，但是当年没什么反响。”廉思告诉南风窗，“倒是最近这几年，这本书被反复提及。”

廉思以“工蜂”类比如今的高校青年教师，工蜂的体型比蜂后及雄蜂都小，是蜂群之中的绝大多数，它们担负了整个蜂群的全部劳动，也筑起整个蜂巢，勤苦一生。

大学青年教师的处境与之类似。“科研经费、职称晋升、学术成果、教学评估、结婚生子、兼职收入，这些本身并没有关系的词语，在目前的高等教育制度下发生了复杂的因果联系。”廉思在序言中写道，而在以权力、财富为核心的世俗评价标准中，这些因素让这一群体在不上不下中更显尴尬。

在《工蜂》对高校青年教师、学者名家的访谈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指向“量化指标考评”。

操太圣对此也有体会，他告诉南风窗，高校会将学术期刊分等级，一类、二类、三类，要求老师在相应等级的期刊上发表论文，评价的时候根据论文发表篇数和等级赋予不同的分值，科研也按是申请到了国家级或省部级的基金项目，赋予不同的分值，一本专著折算成2～3篇C刊论文，一些奖励、咨询报告最终也换算成分数进行评价，“一切东西最后都强调可见可比较”。

这种手段看起来客观公正且简单，但一如前文所述，能产生量化指标的科研学术更容易被认为是有用的，而不能产生量化指标但有价值的事情，便少有人做了。

就连“可见可比”也只是相对的。“假如本来我们有2篇C刊、一个省级项目就可以评（副教授职称）了，但如果十几个老师都完成，门槛是不够的，最后有限的名额当然给成果越多的老师。”张墨说，教师也被推着用更短的时间出更多的成果。

“现在的问题就是每个老师都要去发，博士生也要去发，这么多的作者，但是又相对小的发表空间，压力特别大。”操太圣说。

研究者的应对之法中，发不了国内等级高的期刊，就往国外期刊上投，哪怕研究的其实是国内话题；又或者为了够到考核标准，尽可能在等级低、容易发的期刊上多发几篇，以量凑分。

强大的需求，也逐渐把论文发表变成一门围绕版面费、考验人脉的生意，也给学术不端行为提供了土壤。

相比论文，青年教师更愁的是基金项目申报。期刊审稿退稿周期短，还有其他期刊可另投，多少可控；国家级的科研基金项目每年就那么多，今年没拿到，只能等来年。在主管部门下发申报通知之前，许多学校提前数月就开始筹备，而春节打磨“本子”（即基金项目申请书），也成了青年教师的集体“年俗”。即便如此，还是有许多青年教师连报三五年都没拿下。

数据直观显示出竞争的残酷。2023年，申请了当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超过30万个，获得资助的是4.87万个，而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数为4790项，只有前者的十分之一。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31～35岁的青年申请者最多，占比超三分之一，竞争尤为激烈。

《工蜂》当中，廉思回收了5138份的调查问卷，其中关注到一个现象：青年教师眼中，除去论文、基金项目本身的质量外，影响结果的重要因素，按照重要程度排列分别为人际关系、职称、发表费用（单指论文）、学校名气、研究方向，没有人认为影响论文发表、项目申请的因素仅仅是质量。

2012年，在《工蜂》的访谈中，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直言，从争学校排名到争各种“青年计划”，“整个儿是一个指标系统，大到一个学校，小到一个老师，都是用一套指标系统衡量。人只是为了赚工分，创造已经不重要了”。

工分争夺赛里，总会有人站上前排，只有少数的蜂后和雄蜂能够胜出，却以巨大的成本牵动着整个族群里的工蜂。

功利的诱惑与得失

从“985”高校文学院“非升即走”后，余薇去了留学过的日本找到了新的大学教职。

面试过程中，她翻译的一位日本当代女性作家的小说集，得到了面试官的认可，对方饶有兴趣地问她，能翻译这位作家的书是有什么门路，她备受鼓舞。

余薇从中发现了两套不同的评价标准：“在国内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哪怕你是做翻译研究的，哪怕你是文学院的，文艺作品的翻译都不被认可。曾经有人劝我别翻译小说，浪费时间，我觉得他说得对，可我没听，因为我是女作家粉丝。”她记叙道。

对比之下，在紧张的考核时间内，沿着“唯论文”“唯项目”“唯职称”的指标考核走，也的确助长了短期功利行为。

操太圣告诉南风窗，逼出来的一条捷径是追逐热点。去看政策热点是什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指南写了什么，把着期刊发表门关的编辑更容易看中哪些话题。

无形当中，老师和研究者也在让渡研究选题的自主权，然而“被选中”的同时，额外的代价却被忽略了。政策热点常常变化，切换当中，损伤的是学术研究中至关重要的系统性。

基金项目也有“重申请轻研究”的现象。这说的是，花大力气拿到了国家级基金项目或子课题，但没有在期限内完成，最后结不了项，相应的科研经费被收回，研究者被除名。但在此之前，一种怪异的行为已经出现：拿到了国家课题几乎变成一种荣誉，大家可以用它申请其他奖项、人才帽子、更大的项目，这个课题就不管了。

“如果真正是要重视科研，评价就不要只是看你有没有拿到什么级别的项目，而主要是看你怎么研究，最后做没做出来真正有学术水平的成果。指挥棒如果指不准的话，大家就会关注那些形式上的东西，作为目标本身去追求，而偏离了本质，带来很多危害。”操太圣说。

以“唯论文”为起点，“唯项目”“唯职称”“唯奖项”“唯帽子”（注：各种享有特殊待遇的人才称号，如长江学者、泰山学者）其实相辅相成、彼此强化，沿着单一的路径，资源愈发向少数人集中，也强化了单一的成功观，由此和多元的学科特点发生冲撞。

操太圣告诉南风窗，注重论文、重视引用率、量化实证最早更多是理科的判断标准，但很快影响到其他学科。早有工科教师提出批评，工科侧重工程和应用，天天发论文那怎么行呢？时至今日，“工科理科化”的批评声仍在。

操太圣所在的人文社科同样难受，“人文社会学科看重专著，以前老先生更是如此，需要足够的篇幅不断论证辨析，一写就是十几年，思想性才能形成。现在我们以论文评价为主，篇幅已经限制了论证，也没有长时间的沉浸式思考，还说专著折算成两篇c刊。”

开窍和开心

《工蜂》当中，记录了一位青年教师的憋闷。

他常常要和自己不感兴趣的课题打交道，这让他倍感如芒在背。

喜欢的课题，再枯燥、再漫长他都愿意做，还能够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任务；而对不喜欢的课题，他有五花八门的比喻，“简直就像上刑场”“就像说服自己接受一个不喜欢的异性”，心里非常抗拒，即使是举手之劳也不愿为之。

有人劝他，做课题早晚是那么一哆嗦，你还在那里磨蹭个啥？他回，你不知道，难就难在接受“那么一哆嗦”。当学者就像开汽车，人毕竟是有性情、有偏好的，有时候就只愿意朝这个方向开，难就难在让他转向。

访谈者记录下他的许多语录，其中一句是：“天天逼着教师开窍，却搞得他们很不开心。既然不开心，开窍也就免谈了。管理者只知道开窍之重要，却从不关心教授是否开心。”

开心，那不只是名和利的问题。

“我们高校教师本质上是这样一个群体，自主、追求精益求精和不断超越。只谈要求，不顾他人的选择，蔑视人家的自主性就是麻烦的事。”操太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