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10岁的儿子身上那些令人担忧的苗头，罗鹏程是在2023年1月发现的。“叛逆，好动，老师说（孩子）经常跟同学发生一些小冲突，在班里的相处也不太愉快……孩子妈妈说的话，有时（他）也不太听得进去。”
此前半年，罗鹏程在四川甘孜的泸定中学支教，大约平均每月能回一次成都；孩子妈妈在成都一所私立中学任教，周一到周五每天早出晚归，能陪孩子的时间极其有限。大部分时间，孩子都由老人照管。
这趟寒假回来，罗鹏程才猛然意识到，自己缺席的这半年里，记忆里的小男孩，已经是一个进入成长关键期的少年了。
这位最擅长解题的中学数学老师，遇到了一道棘手的难题——如果继续留在泸定，自己将错过儿子两年多极为关键的成长；如果申请提前结束支教，校领导们似乎也可以理解。但是，“两个班，一百来个学生，高考升学就在眼前，这个时候走，学生们又怎么办？”
反复思来想去，罗鹏程找到了自己的“解题”思路：带着儿子去支教。这个思路也不出所料地遭到了全家人的否决。“孩子目前读的是成都知名私立学校之一，把他转去一所偏远山区的县城小学，你教书教傻了吗？”
▲到了泸定没多久，罗鹏程的儿子（左二提蓝色口袋者）自己上学1
我在农村长大，
知道一个好老师有多重要
无论是幼时成长，还是后来读书就业，罗鹏程一直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初中毕业，从镇上考到县城高中；高中毕业，如愿考上理想中的师范大学；大学毕业，顺利入职成都石室中学，成为一名数学老师。
对于一名教师来说，这算是“出道就是巅峰”。至少相较于罗鹏程的很多大学同学而言，他几乎不用担心职业发展的事情。“已经在全成都乃至全四川最好的中学之一工作了，还有什么可愁的呢，安心教好书就可以了。”
但2022年，一场乡村振兴帮扶支教的宣讲，改变了罗鹏程的职业轨迹。
为什么会在35岁这样一个教师的黄金年龄去支教，这是后来罗鹏程被问过很多次的一个问题。
他说，其实原因很简单，自己在宣讲会上想起了幼时的农村求学经历。“我算是幸运的，通过读书离开了农村。尤其是后来入职石室中学以后，才更加深刻地明白，一所好学校，一位好老师是多么重要。”他甚至有些惋惜地想起了自己那些老家的同学，“如果那时能有这样的学校和老师，也许很多人的命运都能被改变。”
而现在，“只要我报名且通过批准，就将成为那个可能会改变更多孩子命运的人。我觉得这件事值得做。”
但同时会被改变的，还有他的家庭。
妻子是一名中学老师兼班主任，“几乎每天都是早上六七点出门，晚上八九点回家。”两个孩子一个9岁，一个5岁。如果罗鹏程去了泸定支教，孩子就只能交给老人照管。
一家人商量了好几次，都没能达成一致意见。但拗不过罗鹏程的坚持，他支教的决定总算在家里得以通过。
2
参与了一群孩子的成长，
却错过儿子的成长
2022年8月，罗鹏程和一起组团支教的老师们第一次来到泸定。
他接了两个班，一个高一、一个高三。快速摸底后，罗鹏程发现，和他以前的学生相比，这里的学生数学基础普遍比较薄弱。这也就意味着，他此前在顶级名校里积累了十几年的教学经验，很多并不适用于这里的学生，甚至在一些方面，“必须推翻从前的自己，重新摸索出一套方法。”
补基础，时间是最基本的投入。一周七天，教学几乎占去他六天半——周一到周五，每天忙完都在晚上10点以后。周六全天和周日下午半天被延时服务课占去，仅剩的半天有时还要去家访。
▲等批改完作业、辅导完学生，晚上九、十点才下班是罗鹏程的支教日常计划中的每周回一次成都，不得已变更为每月回一次，这还是要找其他老师换班的前提下。
即便如此，回成都后，他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也只能以小时为单位计算——周六下午6点下课，马上从泸定出发，240多公里，开车要3到4个小时，回到成都家中，接近晚上10点。周日上午，和孩子们短暂相聚，吃完午饭就要马上往泸定赶。他得在晚上6点半的高三晚自习开始前，准时出现在教室。
电话顺理成章地成为他和两个孩子联系最多的方式。但大半年过后，罗鹏程明显感觉到，儿子在电话里跟自己的话越来越少，“问一句答一句，很少主动分享学习和生活，甚至有时候语气明显不耐烦。”
罗鹏程没太往心里去，“男孩子嘛，跟父亲之间话不多，也正常。”
但到了2023年1月，寒假回到成都后，一些让罗鹏程不安的消息，从家人和老师的口中同时传来。
“兄妹两个，妹妹年纪小，乖巧讨喜。但哥哥快10岁了，已经有了叛逆的前兆，主要就是好动、毛躁，经常和同学发生小冲突，同学关系也不太融洽。家里老人的话也不太听得进去，有点‘小霸王’的苗头了。”刚听到这些时，他当然是生气的，但当儿子一言不发地站在面前时，罗鹏程有种猛然惊觉的陌生感：一别半年，儿子个头又蹿了一截，那个自己印象里的小男孩，已经是个快要进入青春期的小少年了。
憋在心里的责备，一句也说不出口，只剩下满满的内疚。“这半年，陪伴了另一群孩子的成长，却错过了自己儿子的成长。最该被责备的，难道不是我这个父亲吗？”
3
儿子从成都往县城转，
“你教书教傻了吗”
当务之急，显然是要抽出更多时间来陪伴和引导儿子。但时间从哪来呢？每周回家？不现实。不去支教了？当然也不可能。
辗转反侧好几夜，罗鹏程忽然想到了解法：既然自己不能经常回成都，那能否让儿子到泸定去呢？
“从成都知名私立小学转走，去一所偏远山区的县城小学”，预感告诉罗鹏程，家人这关铁定难过。
在反复酝酿后，他小心翼翼地在一次闲聊中假装不经意地提出了这个想法。果然，妻子第一个强烈反对。“两边教育差距这么大，孩子眼看就要升初中，这个节骨眼转学，回成都要是跟不上怎么办；突然进入一个新环境，孩子万一不适应又怎么办；你工作那么忙，能把孩子照顾好吗？”
妻子列举的每一条质疑，罗鹏程全都考虑过。但是摆在眼前更重要的，是孩子正处于性格形成关键期，难道还要任由儿子这样“半放养”吗？
但这依然不能说服家人，“人家都是县城往成都转，你要从成都往县城转，教书教傻了吧。”
迟迟不能统一意见，罗鹏程只能改变思路，“要不听听儿子的意见，毕竟他是当事者，他的意见也很重要。”
出人意料的是，儿子不但爽快答应，态度更是十分欢快，“只要能跟着爸爸在一起，在哪儿上学都行。”
这个看似洒脱的理由，像一根刺一样扎进罗鹏程的心里，“我之前一度觉得他跟我不亲了，但其实孩子只是没有说出来……他或许也想过跟我说点什么，但可能觉得说了也没什么用。临近青春期的小孩就这样，表面冷漠，其实是自己承受了一家人的两地分别。”
4
比起分数，
更想让儿子明白什么是责任
▲周末不那么忙的时候，罗鹏程带儿子游览泸定的景点2023年2月，春节过后，罗鹏程再次启程前往泸定。这一次，车上多了儿子。
父子俩一起住教师公寓，三十平方米的单间也因为儿子的到来，让罗鹏程觉得有了家的味道。更让罗鹏程意外的是，从儿子表现来看，此前诸多担心都有些多余。
比如一家人最担心的新环境适应问题。儿子到了泸定没多久，就告诉父亲不用送他，他已经搞清楚公交车的路线，可以自己坐车上学、放学。
再比如罗鹏程课多的时候，几乎顾不上儿子。但等他下晚自习回到办公室，发现儿子不是在安静地写作业，就是在看书。“问他吃了没，他说晚饭已经在学校食堂解决了。”
至于学习，罗鹏程也侧面问过，从儿子反馈来看，泸定的老师们对学习抓得很紧，尤其像语文、数学这样的主科。“这也挺好的，能让孩子小学基础更牢。”另一方面，罗鹏程觉得，这也能让孩子体会到不同的教育风格。
周末的时间也不再耗在成都、泸定两地间的奔波上，父子俩会一起买菜做饭，吃完饭再各自捧一本书阅读。儿子甚至很快就把带的书看完了，一回成都就让父亲带他去书店买书。
▲毕业生回来看望罗鹏程，儿子给哥哥姐姐展示自己的兴趣爱好一年过去，儿子的变化与成长，不止一次地让罗鹏程欣慰和庆幸。
“虽然这里的教育软硬件都比不上成都，但如果这三年，我和儿子一直两地分离，缺乏陪伴和交流，爸爸这个角色，就会变成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隐形人’。不管这三年我发展得多好，收获了多少，但如果孩子没有得到更好的成长，这一定会是我作为家长最大的遗憾。”
对于儿子即将面临的升学，罗鹏程也有了初步计划，“等孩子到六年级，我会给他做一些小升初衔接，到时候我支教结束，他回成都上初中会相对更容易适应。”
事实上，这一年来，通过儿子身上的诸多变化，罗鹏程已经不再纠结儿子在学习上的分数得失。他准备找机会好好跟儿子聊聊自己支教的事，他想告诉儿子，自己离开成都，离开他和妹妹，不是因为自私，而是因为有更多的哥哥姐姐很需要自己。“往大了说，我觉得人的一生，总还是需要一些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如果孩子能通过在泸定跟我生活的这几年去明白这一点，显然远比获得一个优秀的考试分数更有意义。”
红星新闻记者 尹可然
编辑 于曼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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