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宾：
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 曹远征
划重点：
1、2035年中国GDP要翻一番，中国要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基本问题现在要开始布局安排。
2、发达国家其实也在酝酿着货币政策转向，货币政策抽紧将变成一个大概率事件，大概明年会看到这样的现象。
3、明年中国经济增长大概是前低后高，整个态势是回归潜在增长率，预计在5.3%到5.5%之间。
从青海省无线电一厂的车间，到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再到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作为中国经济学家中承前启后的一代，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曹远征在接受《大道直行》栏目专访时称自己“赶上了三个第一届”——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改革开放后第一届硕士和第一届博士。
他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也一直在关注和思考中国经济的每一次脉动。他直言，过去的经验会为未来提供更好的借鉴，但还需要有新的长征去开创。
25个“稳”字背后的意义
日前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22年经济工作明确了基调。会议提到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稳”字在会议文件中多次出现。如何理解这个“稳”背后的含义？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中，‘稳’字出现了25次”，曹远征研读非常细致，他说，“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跟过去的工作方针是一样的，在2019年以前，也都是讲稳中求进，但这次出现的频率跟过去相比是比较高的。”
他认为这恰巧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中国经济正度过疫情周期，进入新的周期，这个周期是回归到常态，到2019年那样的经济增长周期。
“2019年遇到的问题还是经济下行问题，所以叫稳字当头，要稳增长，稳中求进，现在这个问题重新显现，只不过跟那个时候相比，可能问题变得更复杂一点”，他表示，所谓“复杂”，就是目前是两个周期叠加，疫情的周期和传统周期叠加，跨周期是跨这两个周期。
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全球都出现了疫情周期，受疫情冲击，经济下行，为了缓解经济下行的伤害，就需要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进行对冲。疫情减缓，经济就开始恢复，宽松政策的必要性开始降低。如果疫情进一步缓解，经济恢复程度更好，政策就必然酝酿退出。但现在疫情又没有完全过去，特别是出现了奥密克戎，未来会怎么样？
曹远征认为，随着各类政策的推出，经济开始常态化，过了疫情周期，进入了一个新的常态，这个常态就是2019年的情况。“但因为疫情周期没有完全过去，还需要逆疫情周期的调节，但还得跨一个经济周期，下一个周期是稳增长的过程，这两个周期叠加在一块儿，就出现了现在的情况。”
“经济工作是特殊的局面，需求收缩，外部冲击，预期转弱，这三个因素叠加在一块儿，稳增长的压力变大，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就自然而然变成工作的方针。”他说。
财政政策要考虑提前布局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是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到的，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
曹远征认为，提升财政政策效能，实际上指两个方面。“一个是逆周期，先得有稳经济增长的办法，什么办法？通常看来，比如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比较缓慢，尤其是房地产投资下滑得比较厉害，能不能提前在基础设施上做一些投资，对冲房地产下滑的压力，这是一方面，这是逆周期。”
“但更重要的是第二个方面，要从未来考虑，特别是到2035年中国GDP要翻一番，中国要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基本问题现在要开始布局安排。”
他表示，大概今年中国的人均GDP会达到1.2万美元，离高收入社会标准很近了，随着高收入社会的到来，人们的消费习惯、生活方式都在变化，特别是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养老、医疗、教育等等都变成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了，这是有民生性的基础设施，必须得政府提前考虑和提前投资。
“比如，现在大家意见比较多的幼儿园、小学，这可能都是需要提前考虑布局的，这是长远性的问题，为今后中国现代化发展奠定基础。现在正是逆周期的时候，这些能不能提前安排，做得更多一点？”
他还指出，基础设施投资还不仅仅是指硬的基础设施投资，不仅仅是指“铁公基”，“实际上跟城市、跟老百姓生活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可能更为重要、更为必要，它也是改善消费环境来提升消费。”
“最重要的是市场主体得有活力”
对于未来货币政策的走向，曹远征认为，两点最重要。“第一就是稳健，经济下行，货币政策应该放松，但它是稳健的。”
他坦言，因为经济在下行，但物价在上涨，全世界都开始担心会不会再出现滞胀，全球的货币政策开始酝酿转向。“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7个国家加息，而且加息的不是发达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他们本来经济增长就不怎么样，现在物价涨得更快，于是对冲物价的重要任务就是加息。”
曹远征表示，发达国家其实也在酝酿着货币政策转向，货币政策抽紧将变成大概率事件，“大概明年的宏观经济会看到这样的现象。”
对于中国来说，如何理解“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一些常用调控手段在2022年会不会有更多想象空间？
他认为，中国的情况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尽管物价上涨，但并不是那么严重，最重要的是PPI在涨，涨幅很高，但零售物价指数、消费物价指数基本不动，涨得很低，所以传导传不过来，就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企业的成本在增长，售价在下降，企业的盈利能力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经济增长就会变化。”
“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保市场主体变成一个问题，”他建议，货币政策应该稍微宽松一点，“但企业的盈利前景不好，为什么要借钱？所以，宽松以后企业也并不一定会借钱，经济也并不一定会增长，这时候核心问题是市场主体得有活力，有好的营商环境，它能看到前景，有一个强烈的预期，认为明年的日子比今年好，所以今天敢借钱，贷款才能下去。”
曹远征强调，最重要的是市场主体得有活力，“所以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很重要地讲到了基于改革开放的政策，要激发市场活力。”
他认为第二方面需要注意的是货币政策的结构化，“特别注意到它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再贷款利率率先下降0.5个百分点，支持小微企业。”
“在疫情冲击之下，小微企业是弱势群体，变成市场主体中最脆弱的环节，特别是服务业中的小饭馆、小旅馆、小商店，疫情冲击下，能不能存活变成问题。所以去年这些企业贷款是应贷尽贷、应延尽延。今年尽管疫情冲击有所恢复，但政策转弯不要太急，还应该保留过去的那些安排，同时还给再贷款优惠，鼓励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不要过快地退出，对它的生存造成更大的压力，这叫结构化。”
他认为，稳健和结构化构成了明年货币政策的特色，“这样既能保持货币政策不至于大水漫灌、过度放水，带来物价上涨的压力，同时又能精准支持到需要的地方。”
预计明年经济增长在5.3%—5.5%之间
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重大课题。目前可能面对的风险和之前相比，有什么变化？
曹远征称，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不仅说到防范风险，而且很具体，比如“精准拆弹”。
他以房地产举例：中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过去预测大概在2025年左右人口可能零增长，但这个时间可能大大提前，从全球经验来看，如果人口开始出现拐点，变成零增长或接近零增长，房地产一定是下行的。
“这跟中国过去房地产发展的历史背景完全不一样，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房地产一直在上扬，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背景是中国人口一直在增长。如果人口不增长会是什么样子？这变成一个问题。”曹远征谈到，2012年左右开始，新进入市场的劳动力在下降，每年下降大概两三百万人，这些人将来会结婚组成家庭，而婚房是中国的刚需，有了这个刚需，房价就会上涨，“如果婚房需求量下降，情况就发生变化，这个事情就发生在2015年。”
他表示，在新增劳动力下降三四年以后，市场就变了，2015年出现了“三去一降一补”，“一去”就是去库存，就是去房地产库存。小地方房价不涨，但人口流入地区的房价是涨的，是结构性变化。“后来小地方的房子被消化掉了，其实就是政府扩大财政，跟棚改高度一致，就是货币化棚改，把房子消化掉。”
对于某些房地产企业出现的问题，曹远征表示并不意外。“这种扩张是很难维持的，棚改一旦结束，整个房地产销售量会下降的，盲目扩张一定会带来问题。而如果中国人口出现拐点，就不仅仅是过去结构性的问题，很可能在总量上都会出现一些困难。”
“尽管不排除中国城镇化过程还没结束，人口还在向城市方向迁移，大城市的房价还会坚挺，但毕竟速度在减缓，这构成一个风险。”他说，“新的风险就需要精准判断，也需要房地产政策配合。”
对于2022年的经济数据会在什么区间，曹远征表示，明年大概经济增长是前低后高的状况，整个态势是回归潜在增长率，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大概是在5.5%左右。“预计明年增长大概是在5.3%到5.5%之间的位置上出现，靠近潜在增长。”
他希望这样的回归能在2023年稳定下来，奠定“十四五”发展格局，为2035年全面建设现代化开一个好局。（刘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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