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磊:制造业部门将再度崛起大宗品中枢和弹性提升_新浪财经

　　8月13日，由新浪财经举办的线上“碳中和高峰论坛”重磅开幕。本次峰会邀请了来自监管层、学界、资金方和研究机构的大佬，在金融市场的范畴内，探讨碳中和的发展与机会，以期对未来政策、监管路径和投资机会等有针对性地解读，让更多的个人和企业了解碳中和，融入碳中和。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针对碳中和和制造强国战略发表看法，同时他也对碳中和背景下未来十年的大类资产的定价趋势做了展望。

　　他表示发展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顺应了中国从人口红利向工程师红利转变的趋势。在此基础上，碳中和从外部驱动，以求用外部成本推动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达到最优。

　　他回顾了近三十年大类资产定价逻辑的变化历程，认为经过过去十年的调整，中国制造业的产能调整可能已经进入尾端。未来十年在碳中和的背景下，随着传统制造业产能收缩，新兴制造业崛起，加上可能出现的全球资本开支周期共振，大宗商品价格的中枢和弹性会在一定程度上起来，也将带动对利率和权益资产久期的理解发生改变。

　　下面是他演讲的详细内容。

　　制造强国和碳中和两大战略顺应了工程师红利这项要素结构转变

　　关于制造业，我们经常听到两个词汇，一个叫“制造强国”，一个叫“碳中和”，某种意义上它们都是国家战略。这两个战略实际上适应了中国从人口红利向工程师红利的要素结构转变。

　　说到人口红利，他分享了几个数字。

　　根据统计局，1980年到1989年这十年时间里，中国新出生人口2.2亿人。从1990年到1999年，中国新出生人口2.1亿。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新出生人口1.6亿。所以，从新增人口数量来看，80后、90后、00后人口红利是逐步衰减的。

　　但与此同时受教育的程度却在逐步提高。比如刚刚结束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已经达到2.18亿人，和上一次人口普查时候的1.19亿人相比，近乎翻倍。和2010年相比，每十万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从8900人上升到15400人。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整个工程师红利正在形成。

　　在要素供给结构从人口红利向工程师红利转变的过程中，这两大战略具备了内生合理性。

　　在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密集的阶段，中国经济在客观上更需要第三产业，因为只有第三产业才能绕开资本和技术的约束，更大程度地吸纳就业人口。所以，中国曾经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而随着人口红利的衰减和工程师红利的形成，劳动力从绝对过剩变成结构性短缺，受过高等教育人群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个时候只有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才是更匹配的战略。所以，“十四五”规划提出来要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另外一个战略是碳中和。他表示在之前的劳动力驱动经济增长的阶段，不太适合推动碳中和战略。碳排放本质上是工业化的影子指标，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又是最大的民生。只有经过了粗放式发展阶段，在工程师红利的驱动下，经济向高端制造转型，碳减排才变成高质量发展的影子指标。这时候推动碳中和就具备了人口、技术、产业以及社会发展的条件。

　　所以说，制造强国和碳中和都顺应了中国从人口红利向工程师红利的要素供给结构的转变。

　　制造业升级过程中，碳中和用外部成本推动能源、产业和技术结构达到最优

　　他给出判断认为，对中国未来的制造业升级来说，工程师红利是内生驱动，而碳中和则是外生驱动。

　　对中国的产业升级，工程师红利是先决条件，能够提供很大的优势，那就是研发密集度。

　　2020年中国的PCT专利申请量占全球的25%，居世界第一位，排在我们后面的是美国、日本、韩国、德国。当然数量本身并不完全对应着关键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也不能完全被理解为科技创新的能力。在核心领域，我们取得进一步突破依然任重道远。

　　但在此基础上，伴随着“十四五”期间政策红利进一步推出，中国工程师红利要素可以得到进一步激活，高端制造会具备越来越扎实的基础。

　　另外，碳中和是中国产业升级的外部驱动，会倒逼整个产业升级的进程。在碳中和的大框架下，公共政策为负外部性设限，整个碳交易市场为负外部性定价，而消费者通过理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用脚投票。所有这些都倒逼着企业把原本的负外部性的成本内部化，从而推动企业寻求产业和技术上更优的解决方案。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用外部成本去推动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达到最优，这是碳中和影响中国制造业的最大逻辑。

　　大宗商品过去三十年先通缩再通胀再通缩目前中国制造业产能调整可能已进入尾端

　　最后他谈到碳中和对大类资产定价过程的影响。他回顾了过去三十年大宗商品定价逻辑的变化历程。

　　从历史经验上看，大宗商品基本上每十年一轮周期。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十年，大宗商品基本震荡往下，全球处在通缩周期。背景是80年代滞胀之后，利率抬上去了，制造业在90年代面临比较高的成本，全球制造业由轻资产引领。所以，整个90年代是商品的通缩期。

　　从2000年到2010年，大宗商品震荡上行。主要背景是中国加入WTO，中国的工业化伴随着欧美的消费扩张和居民部门加杠杆，制造业供需两旺，大宗商品价格震荡上行。

　　从2010年到2020年，大宗商品价格又在震荡下行。主要背景是中国的建筑业和制造业消化过剩产能，同时欧美居民部门在去杠杆。

　　到了2019、2020年，过去十年去产能、去杠杆的过程可能接近于结束。中国的上中游绝大部分行业的产能利用率重新回到75%甚至80%以上的高位，2021年整个工业部门的产能利用率也重回78%，很多重化工业的过剩产能有了显著缓解。同时很多工业品供求端稍微有风吹草动，价格起来的弹性都比较大，显然已经不像典型的产能过剩的迹象了。所以他表示，过去十年中国制造业产能调整的过程可能已进入尾端。

　　制造业部门将再度崛起大宗品中枢和弹性提升对利率弹性和权益资产久期的理解也要重新审视

　　往后看，未来十年是碳中和的十年，它将进一步推动传统制造业供给收缩和整个行业优胜劣汰。最低碳价系统将会带动工业品成本上升、质量上升、优胜劣汰，带动整个工业产业结构再优化。同时在制造强国的战略之下，以一些新兴制造业为代表的制造业部门将再度崛起，这和过去十年偏轻资产的产业结构有显著不同。

　　同时随着未来人类进一步走出疫情，全球也可能迎来资本开支周期的共振。在碳中和框架的引领下，在供给端和需求端一系列因素的配合下，他认为未来十年整个商品的中枢和弹性可能会高于过去十年，同时对利率弹性和权益资产久期的理解也将得到重新塑造。过去十年传统通胀的特征较弱，主要经济体一直没有传统通胀起来，这导致全球不少经济体的货币供应缺少约束，利率偏低，权益资产的久期也在不断被拉长。之后这方面趋势就可能受到重新审视。这是碳中和带给大类资产定价的影响里很难忽视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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