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最新期《时代》杂志封面

　　导读：最新一期《时代周刊》于5月正式出刊，本期封面文章是《自由和安全》。波士顿爆炸案让美国人不得不再次面对自由和安全这道难题，他们想知道为了国家安全是否该放弃个人自由，该放弃多少自由，而赋予政府更多的权利就真的能保证安全么？

　　关于自由和安全的争论从美国诞生之日起就没停止过，从华盛顿到奥巴马，每一任总统都要在公众层面上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不管是19世纪60年代面临叛乱的人还是100年后反击政府侵犯的人，一代代美国公民都希望实现某种平衡。然而到了21世纪，恐怖主义威胁常常隐藏于我们最为珍视的自由背后，在司法实践最不为人知的一面，自由和安全的争斗有时藏身在政府公文里，模糊到公众根本无从知晓。

　　例如FBI出台的《国内调查和操作指南》。2011年10月，注意到国内恐怖主义势力不断抬头，司法部悄悄授予FBI新的侵犯公民自由的权利。他们可以大量存贮个人信息而无需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检讨，他们可以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嫌疑人犯罪或是进行恐怖活动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实际监控，他们还可以找些理由随意对人们进行提审，他们甚至有更多的自由搜查潜在信息源的垃圾。

　　但是新操作指南对FBI在特别敏感地区——清真寺进行反恐工作增添了附加限制。在新规定下，如果没有特别批准(一般直接由FBI总部批准)，FBI探员不能参加宗教组织。新规定的一些部分仍然对外保密，但根据《时代周刊》掌握的情况，任何秘密进入礼拜场所的计划都必须获得敏感业务审查委员会的同意，这个委员会位于司法部总部，是一个新成立的监管机构。911事件以后，FBI曾授意探员去清真寺在美国穆斯林中寻找恐怖分子，一家加利福尼亚的清真寺对此提起了诉讼。

　　今年1月18日，也就是这些操作指南被批准后15个月，马丁-路德-金诞辰前几天，一个来自俄罗斯达吉斯坦地区的年轻移民塔梅兰-特萨尔纳伊夫来到了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的清真寺，他站在阿訇对面，此时这位宗教领袖正在赞扬金的伟大成就。塔梅兰突然大骂阿訇，说他不配做穆斯林并且玷污了信众的思想。集会的教徒纷纷指责塔梅兰，并把他赶了出去。直到三个人在博伊尔斯顿街遇害之前，FBI都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也不知道塔梅兰在自己的YouTube主页上发了有激进伊斯兰内容的视频。

　　是否更严密的监控塔梅兰所在的清真寺就能阻止他，现在无从知晓，但是塔梅兰案件再一次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难题，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该如何落实《人权法案》以及后内战时期做出的关于平等保护的保证。以保护我们安全为名义，华盛顿是否就可以无所顾忌随意行使权力？美国人是否能够接受在祷告的时候被便衣警探监视？为了获得更好的安全保障，我们能够放弃哪些个人隐私？也许通过俄罗斯情报机构发现塔梅兰激进转变的FBI探员应该对他的网络活动进行长期监控，并最终把他锁定为恐怖主义者。但美国人是否同意政府监控他们的通讯来获取这些信息？根据《时代周刊》、CNN和欧维希市场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进行的一次联合调查显示，更多的美国人担心公民自由的损失，这些人的数量是担心反恐政策弱化的美国人的两倍。

　　塔梅兰的尸体已经被他的家属认领，而他弟弟格罗兹尼正被关押。现在还不清楚他们的恐怖活动是独立的还是受人操控的。国会和美国情报机构正在进行调查，研究是否在事前忽略了警告信息。但是越来越清楚的一点是，对于特萨尔纳伊夫兄弟俩以及其他许多将成为恐怖主义分子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要想发现他们不能通过出行记录或是金融交易，而是要调查更隐秘的网上活动和宗教态度。

　　尽管基地组织势力在海外受挫，但是通过自学并使用wi-fi的圣战份子对国内的威胁越来越大，如今我们不得不再次提出如何平衡自由和安全这个老话题。

　　现在看来塔梅兰-特萨尔纳伊夫走向激进的道路和政府之前见过的很多人一样。2003年当他从俄罗斯南部的达吉斯坦移民到美国时，他并不信教。他成为狂热的拳击手并梦想开始一段职业生涯。他还有些放荡，喜欢抽烟喝酒，常常带着运动墨镜，身穿紧身牛仔裤，他的一个邻居告诉《华盛顿邮报》，他有时打扮的像一个舞男。塔梅兰还会演奏小提琴和钢琴，《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说，一次在一场职业拳击赛检录的时候，他即兴弹了20分钟的古典名著，在场的拳手给他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然而在博伊尔斯顿街爆炸发生前很久，周围的人都感觉到了塔梅兰的变化。他停止抽烟喝酒，开始抱怨美国政府。他开始学习《古兰经》，而他的拳击生涯也戛然而止。第二年他的父母回到了俄罗斯，虽然他娶了一个美国女孩(后来也变成了穆斯林)，但是他变得越来越孤僻，并声称自己没有美国朋友。很快他以前那些花哨的衣服都不见了，他还开始留胡子。塔梅兰变得暴躁并充满攻击性，尤其是在宗教和社会问题上。

　　2011年俄国联邦情报部联系FBI，警告塔梅兰已经变成了激进分子。当时塔梅兰

　　的母亲居住在达吉斯坦共和国，俄国人记录到了她和塔梅兰之间的一段电话录音引起了情报部门的关注，他们一直在讨论圣战。

　　随后FBI开始对塔梅兰进行评估，并启动了911事件后被赋予的权利，在没有正式询问的情况下开始调查潜在的威胁。FBI将塔梅兰的名字输入到联邦反恐数据库中，这里有所有已知的伊斯兰极端份子的名字。一位资深执法人员告诉《时代周刊》，FBI还调查了塔梅兰是否曾与这些已知的恐怖份子有过电话联系。FBI进行了10种不同的调查，其中包括对塔梅兰进行访谈，但是最后没有发现恐怖主义的迹象，FBI停止了调查，他们得出结论塔梅兰没有危险。

　　2012年，塔梅兰去了达吉斯坦首都马哈奇卡拉，他的父母住在那里。他的准确行程现在还不清楚，但是他的父亲说塔梅兰曾到过当地伊斯兰武装份子常去的清真寺。一个经常参加这个清真寺活动的人告诉《时代周刊》：“如果我告诉你去那里集会的每一个人都是天使，那肯定是在撒谎。”美国官员现在正在调查是否塔梅兰曾与当地的好战份子有过接触，其中一个是俄裔加拿大拳击手威廉姆-波罗特涅科夫，他在2012年7月14日同俄国武装交火时死亡。两天后塔梅兰回到了美国。

　　塔梅兰的海外之旅并没有引起FBI的注意，当他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后，国土安全部通知了波士顿的联合反恐任务小组，一位探员看了自动预警信息但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

　　返回剑桥后，塔梅兰偶尔会去当地的清真寺，而膨胀的激进思想无法忍受那里传递的不温不火的信息。当一个阿訇在11月一次布道中说穆斯林庆祝美国的传统节日，比如感恩节和国庆节没有问题时，塔梅兰站起来反对，并和阿訇一直争吵到仪式结束。两个月后，也就是马丁-路德-金日前的星期五，塔梅兰和阿訇关于这个即将到来的节日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最后清真寺负责人警告他要么停止争论要么以后不要再来，他选择了前者。

　　和你的阿訇发生争执并不违法，事实上这还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也许我们该多谈谈塔梅兰的网上活动。2012年8月，他建立了一个YouTube账号，随后的几个月他发布了多个关于激进伊斯兰的视频。其中一个发布在“恐怖主义者”页面下，描写的是手持自动武器的暴徒，另一个名为《预言现世：来自呼罗珊的黑色旗帜》，这部片子是庆祝圣战份子打败了异教徒。还有一个讲述的是一个激进伊斯兰牧师攻击《哈里-波特》系列丛书，称这本罪恶的书鼓动“喝独角兽的血以及学习魔法”。现在回想起来，联邦探员应该可以据此发现危险的苗头。

　　然而是什么让塔梅兰变得如此激进，是否FBI早该对他进行监控并采取行动，在他死后的几天，华盛顿一直就这个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没有发现这兄弟二人的阴谋看起来像是911事件的重演，美国情报机构和司法体系之间因沟通不畅而丧失了阻止袭击的机会。共和党参议员，议会情报委员会委员苏珊-柯林斯说：“信息共享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包括重要的调查信息。”

　　事实上，如果本次事件出了什么情报问题，那只能说是情报太多了。2011年俄国把塔梅兰列为关注对象后，美国将他的名字放入了国家反恐中心的恐怖分子黑名单(TIDE)。名义上TIDE存储了所有潜在或疑似恐怖分子的名字，但实际上这个数据库更像是情报垃圾站，里面有超过74万人的名字。美国的调查人员很少使用或者维护这个系统。

　　塔梅兰案提出的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是，为了搞清楚兄弟俩的阴谋，调查者必须多大范围内的介入他们的私生活。911事件后，美国重新界定了隐私和安全的界限。不是像加拿大或者英国那样建立一个新的更有权力的情报机构，美国决定赋予FBI更多的职能。2008年，小布什政府下的最后一任首席检察官迈克尔-穆凯西发布了新的国内反恐调查法规，这个法规打破了犯罪和更广泛国内安全调查的界限，为了追捕恐怖份子FBI探员有权动用各种合法或者非法的手段，他们甚至给予FBI更富侵略性，可以先发制人的权利，准许他们在即便掌握很少证据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为的就是在恐怖份子阴谋得逞之前把问题解决。这些使得FBI的工作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却没引起人们的注意。

　　2008年大选期间，奥巴马承诺当选后将把基地组织的海外领袖绳之以法，但他很少讨论国内的恐怖问题，然而获胜后不久他就发现来自国内的威胁越来越大。政府已经确认在911事件后的八年时间里，共发生了21起来自美国的圣战主义阴谋和两起恐怖袭击，2009年5月到2012年12月，美国司法部门就批准了42次针对恐怖份子的逮捕行动，这其中就包括费萨尔-沙赫扎德，一个周六的晚上他在纽约时代广场放置了汽车炸弹，还有Nidal Hasan，2009年他在德克萨斯的胡德堡开枪扫射杀死了13人。2011年政府发布了新的FBI工作指南后，这个部门有了更多追查恐怖份子的权利。

　　奥巴马团队的核心战略就是根除国内的穆斯林极端份子而重新获取国际穆斯林社会的信任。白宫还专门给Quintan Wiktorowicz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填加了一个新职位，他是研究极端穆斯林的专家，曾在欧洲采访过数百位伊斯兰主义者。2011年高级助理丹尼斯-麦克唐纳走访了弗吉尼亚的一座清真寺来推销这个战略，他说：“摧毁基地组织扭曲世界观并宣扬正确伊斯兰教最有效的途径来自其他穆斯林。”麦克唐纳现在是奥巴马的办公室主任。

　　这种态度促使了2011年调查指南的通过，同时也引发了美国穆斯林的不满。当年年初，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和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就指控FBI侵犯南加利福尼亚州穆斯林群众的公民权利，这个机构派卧底渗透到当地清真寺，原告指控FBI“歧视性监控”。在新的工作指南下，一个探员有特定理由相信某个清真寺内存在威胁国家安全的危险，如果他想确认、获取或者利用这些信息，就必须获得本地区负责人的批准。如果探员想秘密调查，他必须获得新成立的特别委员会SORC的批准。SORC依然是个秘密组织，很多关于这个组织的细节都不为人知，比如主任的名字，成员的数量，审查申请的程序，对调查进展的监督以及签署紧急授权的职能等。

　　2011年春，FBI把这些新授予的权利用在了塔梅兰身上。一个涉及此案的司法人员说，通过评估，FBI没有对塔梅兰实施监视，也没有搜查他废弃的垃圾或者以联邦探员的身份访问他周边的人。如果他们能继续推进找到一些证据，那么也许可以获得监听塔梅兰电话的许可，甚至可以援引《外国情报监视法案》对他进行监控，这位司法人员说：“如果对他监控6个月，一定能发现些蛛丝马迹。”

　　到底何种程度的监控可以防止塔梅兰事件？纽约的司法官员表示他们的反恐程序特别关注各种有可能引发激进事件的行为变化。去年美联社有过这样的报道，在CIA的帮助下，纽约警察局情报部门派了很多便衣渗透到种族社区和大学校园去寻找“热点”，他们会去咖啡馆、清真寺以及其他能和极端事件联系起来的地方。

　　也许这些程序可以发现塔梅兰的过激思想，但是他所去的清真寺表示，他从没有表现出暴力思想或者行为，否则他们一定会告诉FBI，这样司法机关就可以知道他可能要引发炸弹袭击。前纽约警察局反恐办公室的米切尔-西尔伯说：“很多国内有暴力倾向的人，总是会有一些特定的行为，而和清真寺决裂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纽约警察局进行的大规模监控行为成本巨大。美联社的报道为它赢得了普利策奖，但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侵犯隐私的抗议，纽约警察局的行为很可能会失去地方穆斯林社区的信任。美国公民自由协会执行委员安东尼-罗梅罗说：“事实证明纽约警察局收集的信息对恐怖主义调查帮助不大，而他们的行为却是对奉公守法穆斯林的一种侮辱。”波士顿警察局表示他们不会效仿纽约对穆斯林的礼拜活动进行监控，波士顿警局发言人告诉《时代周刊》：“我们不会做种族定性，也不会做任何针对清真寺的定性。”

　　白宫仍然相信同穆斯林社区合作是彻查激进份子的关键。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德斯说：“如果清真寺和穆斯林社区能合作，那么我们的安全就更有保障，他们的积极参与至关重要。”2010年11月俄勒冈波特兰市的一位父亲向警方透露他的儿子有越来越严重的圣战思想，随后一场炸弹袭击被避免了。在4月3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奥巴马呼吁继续同有可能出现这种事情的社区合作，但他随后补充道：这一切都要在法律准许的范围内按程序进行。

　　就在华盛顿还为该从波士顿爆炸中吸取什么教训的时候，美国人却表示同获得更好的安全相比他们更在乎保护自由。过去几十年美国人广泛支持安装公共监控录像，但是现在他们非常担忧政府对私人电话和邮件进行监控，59%的人对此表示反对。

　　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们用自由换取安全的过程中会有更多的法律诉讼。《人权法案》对很多问题都做了详细说明，但是在个人隐私方面却含糊其辞。尽管《第四修正案》禁止在没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搜查，但是在一个人人都能用高压锅制造炸弹的世界里，什么才是合理的理由。也许宪法最应该关注的是人们得到法律公平的保护：如果我们只搜查和阿訇断交的人而放过那些和牧师发生冲突的人，这是不是不公平的针对穆斯林的行为？

　　很多情报专家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不可能阻止每一个校园枪击犯，也不可能抓住所有有暴力思想或者制造炸弹的人。然而同时我们又拒绝让政府随意翻看我们的邮件和电话记录，也不同意监视极少发生致命袭击的宗教场所。CIA前局长迈克尔-海登说：“也许恐怖事件是可以预防的，但我必须告诉你这是不可避免的。”还有在自由和安全之间找寻平衡的斗争是不会停止的。(鹿城/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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