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小平在上海贝岭全封闭的硅片制造车间内,首次回应进口设备姓“资”姓“社”之问
■如今的上海贝岭已是国内领先的集成电路产品供应商之一,芯片工艺先进性比当年提升了至少50倍
本报记者 李晔
一张摄于1992年2月10日的照片被历史定格——漕河泾开发区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的芯片分析室内,邓小平通过高倍显微镜,观察一颗3微米集成电路芯片。看到芯片如垒高楼般的微观世界,他发出了“芯片要小、小、更小,技术要高、高、更高”的感慨。
32年后,仍是漕河泾开发区,贝岭大厦内,公司骄傲地拿出一颗“BL108X SAR ADC”国产高性能芯片。该芯片用于我国自主大型水轮机组发变组保护装置的研制与应用,芯片制程已是纳米级,工艺先进性较32年前那颗提升了至少50倍。
一切都源于1988年。这一年,中国坚定主动地开放,上海贝岭成为我国集成电路行业首家中外合资企业。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打开国门不久,面临通信落后之困。1983年7月,我国邮电部与比利时贝尔电话制造公司签约,合资创办上海贝尔电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由比利时方面向上海贝尔转让程控交换机、数字通信及大规模集成电路三项技术,中方则开放国内市场。
这种“捆绑式”引进,不只是简单“拿来”整机,而是带来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对比利时方面而言,中国广袤市场是其坚定决心的最大动力。1988年9月,上海贝尔又与上海市仪表局合资成立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上海贝岭拿出部分产能,接受上海贝尔的来样加工,生产S1240程控电话交换机配套专用集成电路。
上海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秘书长郭奕武在上海贝岭任职约15年,曾任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每年为新员工上入职第一课时,他必会讲述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贝岭的故事。当年,邓小平同志在上海贝岭全封闭的硅片制造车间内,看着一台从美国进口的大束流离子注入机,首次回应了进口设备姓“资”姓“社”之问:“它原来姓‘资’,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现在它姓‘社’,因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
邓小平同志说,对外开放,就是要引进先进技术为我所用。事实上,海外为我所用的尖端技术,在中国市场哺喂之下,方能持续迭代、保持尖端,这是相互成就的关系——1991年,仅用9个月,上海贝岭的卡拉OK混响器集成电路块就达到了1200万元销售额;1992年,有着300名职工的上海贝岭,人均月销售额跃居全国第一;成立五年间,上海贝岭实现从3微米到2.4微米再到1.2微米集成电路设备与技术的连续进阶;1995年,已经国产化的贝岭1240系列数字程控交换机用集成电路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1998年8月,上海贝岭成为国内集成电路行业首家上市公司,改名为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2008年,上海贝岭通过“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认定,由此为起点,从制造逐步转型为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如今的上海贝岭,已是国内领先的集成电路产品供应商之一。
从海外引进消化吸收,最终将核心自主可控的技术牢牢握在自己手中,国内无数集成电路企业所达成的“撑杆跳”,无不得益于开放。
近期由上海市经信委、上海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编制的《2024年上海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显示,目前上海是全国集成电路的高地,产业比重占全国的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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