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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九芝堂
【编者按】
2024年是九芝堂创立374周年。“仁心良药,祖制绳缰”,在九九归真、一元肇始的重阳节来临之际,我们感怀先祖,慎终追远,不忘来路。
龙吟九霄,岂非一朝一夕;水滴百年,方有穿石之力。在国内,历史底蕴深厚并且祚胤相续的品牌其实不多。九芝堂三百多年品牌积淀,无不印证了大浪淘沙沉者为金。我们挖掘九芝堂宝贵历史文献资料,推出百年九芝堂成长史(公元1650-2024)系列特辑,让更多的人从九芝堂的筚路蓝缕、浴火重生中,领悟中医药与民族命运的血肉相连,找到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九芝堂复苏振兴 投资国医办学堂
筹建湖南省第一个中医学府
1934年3月的一天,在长沙市南门外一栋大屋前,树起了一块崭新的牌子,上面写着“湖南国医专科学校”几个大字。一百余青年学生集合在这里,举行开学典礼,从而结束了湖南省中医没有学校教育,只靠师带徒的历史。时隔不久,学校搬迁至市内望麓园,校舍、设备等逐渐完备。这百余青年学生开始接受三年系统的中医理论和实践教育,成为湖南省20世纪中医事业的中坚。
这个学校是在怎样的形势下,如何办起来的?与劳九芝堂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九三三年的国民政府,贬低中医作用,甚至提出在全国要取缔中医的立法,一时激起了全国中医中药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怒和反对。长沙市中医界和全国一些省份一样,组织了请愿团,到南京向中央政府去请愿,迫使国民政府在三月十七日撤消了这一反动的立案。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振兴中医药事业,要以实际行动来抵制反动政府的不得人心的做法,中医界吴汉仙、易南波等名医就提出一个自力更生,办一所培养中医人才的专科学校,走正规培养人才的道路,来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但是,白手起家,办一所学校谈何容易,校舍、教具、教材、师资等等都是摆在面前的实际问题,关键是要筹集一定的资金来办学。
于是易南波、吴汉仙等中医人士分头到市里的药铺、药材行去募捐。办一所培养中医人才的专科学校,走正规培养人才的道路,来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他们首先来到有三百年历史又热心于公益、资金雄厚的劳九芝堂。找到经理劳寿文,管事邓鉴臣,把来意一讲,劳经理深知中医中药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道理,欣然同意支持这件好事,爽快地答应筹资的要求,捐出了一笔可观的经费。并同意了推举管事邓鉴臣为该校的校董,参与学校募集资金、建立校舍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还同意铺子里刚学徒出师的劳永泰(劳端生)的请求,自愿以半工半读的形式去投考这所即将成立的专科学校,学习中医,为劳九芝堂培养新的一代医药两用人才。
人心齐,泰山移。他们募集了经费,租用南门外一所大屋,制作了课桌、椅凳,又呈请当时省政府教育厅的批准认可,发布了招生广告,许多有志青年纷纷报考。由于有中医公会积极筹划,各大药店经理、管事为校董,全市二百余家药店为后盾,积极参与各项筹建工作,学校一九三四年三月间正式开学了。劳永泰(劳端生)等百余青年经过考试合格成为该校第一批学员。
(劳端生照片)
1960年省中医学院成立。劳端生担任中药药物教学,积极编组教材教案,整理中药标本,发挥他既懂医又懂药的特长。学生经常登门求教,他还带学生到中药一厂药房(即九芝堂制药厂)参观实习,手把手地培养后来人。他的同学湖南“中医五老”之一的谭日强担任省中医学院院长。可以说,肇始中医学制教育的“湖南国医专科学校”,打下了解放后湖南中医学院建立的人文环境和人才基础。
筹建湖南国医院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前身
湖南省中医院,又称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坐落于长沙市蔡锷北路233号,是湖南省首家省级中医名院,集医疗、保健、教学、科研于一体,素有“湖湘中医发祥地”、“三湘名医之摇篮”美誉。这所医院的前身是解放前的国医公会筹办的“湖南国医院”,其中倾注了劳九芝堂劳端生的大量心血。
长沙市曾于1944年6月沦陷,光复后,逃难于各地乡间的中医药同仁陆续回归故里,修复门面,开始营业。中医药界的行业组织——国医公会、国药商业同业公会也得以复苏重振。
同样,饱经磨难的劳九芝堂药铺也在胜利的曙光下复业,劳端生担任药铺的采购和对外联系工作。劳端生是湖南国医专科学校的毕业生,也是国医公会和国药公会的会员,交际很广。那时,国医公会提出一个大胆的倡议:中医和中药界联合创办一个中医院,来促进中医药的繁荣。由于劳端生在中医和中药界拥有较大的影响力,而且对民族医药经济的发展充满热忱,便被推举为国医院的主要筹划负责人。
经过文夕大火和四次会战的摧残,长沙的工商业损失惨重,包括国药商业在内的33个行业财物损失共计银元106546700元,在这种情况下,筹措资金创办国医院当真是难上加难。
就在此时,劳端生得知美军为我方捐助了一批军用给养物资,将由救济公署作为救济物资发放给战区灾民,于是便将创办国医院的计划进行呈报和游说,成功获得了141吨物资作为资金,随后,又在蔡锷路口批到一块公产地皮,开始了创办医院之路。
首先,劳端生将141吨的物资与汤记营造厂协商作价,签订了设计建筑合同,又委托同学谭日强(解放后是省中医学院院长)负责建立施工质量和建材管理。经过近两年的紧张施工,中医院终于建了起来。可是,医院的正常运营还需要大量设备,尤其是药房还需要添置许多东西,就在劳端生愁眉不展时,已安排到医院工作的一个姓刘的老中医一狠心,把自己的一分田产变卖了,卖得的1000块光洋全部捐献给医院,以解燃眉之急。1000块光洋中的600块用于购买制药设备,剩下的为中药房做货架、购进中药材。钱花完了,可药材还是不齐全。于是劳端生便以国药公会的名义召集募捐,请中药界伸出援助之手。经过协商,劳九芝堂药铺等药店以半卖半赠的方式来支持国医院的建设,药房的药材有了充足的保障。就这样,一个以曹伯闻为院长,有14个床位的中医院终于诞生了。医院的医生除少数聘请外,大多都是长沙市内的中医师,他们半天义诊,志愿服务。
国医院运营了一段时间后,劳端生又发现住院部面积太小,满足不了需求,于是找相关部门申请扩建。政府便将樊西巷原省监狱旁的一块地拨给国医院,可是,那块地距院部太远,做住院部很不方便。凑巧,国医院后面有块火烧坪刚拨给银行,于是劳端生找到银行协商调换两块土地,并终于与银行达成协议,国医院的住院部得以顺利扩建。
中医院是一个新生事物,来医院看病的人不多,经常收不抵支。于是劳端生又召集劳九芝堂、李四怡堂、中华国药局等药行开会,呼吁对中医院进行帮扶,各药行经过商定,决定每月捐助15-20石大米为医院填补亏空。新生的中医院又一次渡过了难关。
1949年长沙解放后,杨伯雄任国医院董事长,劳端生任国医院副院长,这时候的国医院依然需要劳九芝堂等药界的捐助来维持运营。不过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新成立的长沙市人民政府为了人民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接管了这个举步维艰的小医院,给予人力和财力的支持。再往后,20世纪60年代湖南省中医药学院成立后,中医院改为湖南省中医药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从此走上了蓬勃发展的康庄大道。
投资创办火后街学堂
劳九芝堂药铺在抗日胜利复业后,也积极参与坡子街(含三王街、臬后街、火后街)办初级小学的事务。当时政府用教育公费办的学校只有寥寥二所中学(含郡立一所)、一所师范和湖南大学,小学基本都是私立和街坊小学。在群众呼吁下,城西二保确定自己办一所初级小学来解决这个问题,使许多儿童避免陷入失学的困境。
有了这个打算后,负责人何楚贤就想起了热心公益,和有一定知名度的劳九芝堂及其负责对外联络的副经理劳端生,把情况一说,请他参与办好这件事。劳端生当时正值年壮力强,热心公益,重视教育,好打交道也不怕事情多,就一口答应下来。劳九芝堂慷慨地捐了一定资金。有了这笔钱后,几个月后房屋盖起来了,教具购置了,一个初级小学办起来了。
1949年8月,办起这所学校不到一年时间,长沙市解放了。劳端生接手这个学校时,经费相当困难,连一个工友董雪梅的工资还拖欠了一个月。于是,他就到几个银行和大店(包括劳九芝堂药铺)募得大米贰拾担,交总务教师供学校使用。同时对原来几个铺面租金加以整理按月交纳,又添设教具器材。市人民政府文教局加强了对这个学校的领导,老师六人均由文教局委派,列入了编制,并更名为长沙市火后街小学,使学校走上了正式的发展轨道。
这段办学的故事,是劳端生继办国医院后的又一个善心义举,把劳九芝堂“恤苦济贫、关心公益”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而他曾有一张与老师和毕业生留念的珍贵老照片,未能保存下来,成为一件憾事。
(转自:九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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