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转移背后，我们应该思考什么？|新冠肺炎_新浪财经

　　供应链转移背后，我们应该思考什么？

　　来源：商学院

　　当新冠肺炎疫情和世界贸易格局改变了现有的供应链格局，部分跨国企业向中国之外转移供应链时，中国该如何打造自己的供应链优势地位？

　　文|钱丽娜胡嘉琦石丹

　　2019年，隆昌鞋材工厂跟随供应链中的上游鞋厂，把工厂搬迁到了越南。转移的理由很简单，“我们是做成品装饰品的代工企业，不跟着上游公司客户走，就不会给订单，所以哪怕我们不在越南开厂，中国国内工厂也会关掉。”公司业务经理肖强（化名）说。

　　鞋类制品从中国出口的关税已经远高于越南。企业到越南建厂后，哪怕不赚钱或者微亏，单是吃一份越南退税政策的红利也有钱可赚。然而经营一段时间下来，肖强反倒发现越南的综合成本更高。

　　首先，招工是件难事，工厂到越南租用厂房后，因为招不上工人，有一年没能生产。隆昌鞋材工厂想从中国国内带技术工人过去，但是月薪不够1.2万~1.3万元基本没人愿意去，这个价格是中国国内的两倍。而在工资水平处于第一梯队的越南胡志明市，底薪2000元人民币/月起，一周工作六天，一天8小时，超出8小时以外要付1.5倍工资，加上社保、饭补、加班费等费用推高了人工成本。如果找会说双语的越籍华裔管理人员，工资也要五六千元人民币，与中国国内持平。

　　第二难是厂房。越南的工业园区享有3年的免税政策，但是房租贵，通常要3.5~4美元/平方米。园区外的厂房便宜，1500平方米只需每月10000元人民币，但是开门就是田野，环境很差。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还要面对早先进入的韩日企业的竞争，肖强说：“越南现在已经有很多工厂，日韩在21世纪初就来了，它们早已跟客户绑定在一起了。”

　　谈及会不会继续待在越南，肖强的想法是，未来会考虑向印尼、缅甸、柬埔寨等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转移：“在越南办厂可能也就几年的时间，现在来这里办厂，只能说明利润很好。”

　　另一外贸进出口公司业务经理在接受《商学院》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卫浴、纺织、五金、家具行业上下游转移到越南的比较多。相对来说，对重污染的行业来说，转移到越南的好处是其要求没有那么多。

　　当全球范围发生第四次大规模的制造业迁移时，中国取代亚洲“四小龙”，成为最大的承接地和受益者，一举拥有“世界工厂”的美誉。当新冠肺炎疫情（简称“疫情”）和世界贸易格局改变了现有供应链的格局，部分跨国企业涌向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和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国家时，中国该如何打造供应链优势地位？已经转移了的企业是怎样的境遇？出路又在哪里呢？

　　与越南，一荣俱荣

　　此前，越南因劳动力成本便宜、毗邻具有“世界工厂”之誉的中国，一直被跨国企业视作“中国+”的一个目的地，承载着中国因劳动力成本上升而溢出的供应链。越南供应链网络并不发达，需要从中国、韩国、日本等国进口大量原材料，加工完成后出口到美国和欧盟。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跨国企业从安全性角度考虑供应链布局时，越南成为受益国，除了劳动力和地缘优势，它还是东盟国家中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最多的国家，如2020年生效的EVFTA（《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削减了99%欧越双方的贸易关税。

　　以目前最深入参与全球分工的细分电子产业手机行业来说，据第三方研究机构Counterpoint统计，中国手机产量在全球中的占比由2016年最高峰时的75%逐年下降至2021年的67.4%。而越南在全球手机产量中的份额不断攀升。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的季度手机追踪数据，到2021年，越南的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增长11.9%，达到1590万台。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决策科学与企业经济学系终身副教授吴靖说：“现在的电子企业去这些国家投资时，运的不是原材料，而是生产材料和设备，这就意味着供应链转移，而且这种转移短时间内不会回流。”

　　2022年3月，越南出口额达347亿美元，环比增长48.2%，同比增长14.8%，由于疫情封锁，中国深圳出口同比下降14%至183亿美元。这一数字对比加剧了人们对中国供应链转移的担忧。吴靖认为，中国深圳与越南进出口额的比较涉及到深圳的产业来源，尤其是电子产业，不是一般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它对产业工人的素质是有要求的。

　　数据显示，越南总人口9734万（截至2020年底），根据世界银行2021年统计数据，越南15岁以上的劳动人口有 5615万人。吴靖说：“目前中国转移到越南的有纺织、食品、化工、电子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它与中国的产业重合度非常高，但是越南的产业工人素质没有高过中国的广西省，广西省人口不到5000万人，但是GDP高过越南。”

　　《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一书作者施展在书中提出，越南不可能成为中国产业链的整体承接者。一个最大的原因是越南实在太小了，无论是从国土面积、人口数量还是当前总体GDP来说都是如此。由于产业链上千丝万缕的联系，越南更可能成为中国的产业链合作者，双方一荣俱荣。

　　从数据上看，中越两国的贸易额随着越南出口的增长而长，尤其是越南对中国的进口额。越南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越南从中国进口商品的费用为1098.7亿美元，比2020年增长30.5%。中国市场占到2021年越南进口总额的33%，成为越南最大的进口国。

　　与印度，挑战重重

　　相比越南，印度与中国在供应链上呈现的却是竞争关系。

　　兰迪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刘逸星是中国早期赴印度做访问学者的中国律师，对印度的法律和社会状况有着深入的研究，并在印度展开过田野调查。刘逸星认为，目前印度的产业链落后中国大约20年左右。由于存在落差，印度急需中国的供应链和产能。

　　刘逸星指出，印度出于发展国内产业的需求，其关税政策一再背离WTO规则。2017年12月，印度宣布将手机以及录像和摄影设备等电子电器产品的进口关税从10%提升至15%。2018年2月，印度又宣布将进口手机的关税从15%提高至20%。目前手机进口的关税在25%以上，供应链关税在15%左右，仅有少量元器件或辅料没有关税。“高关税迫使中国企业把产线迁移到印度，一些准高科技项目也落地印度，这些举措都在帮助印度改善产能。”

　　印度是受惠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中国企业进入印度后，帮助当地提升了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印度建立了与中国产业竞争的能力。

　　近些年，中印双边贸易额在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对印度进口额为208.6亿美元，同比增长16%，出口额为667.3亿美元，同比下降10.8%；2021年中国对印度进口额为281.4亿美元，同比增长34.2%，出口额为975.2亿美元，同比增长46.2%。另据《参考消息》援引《印度斯坦时报》报道，2021~2022财年，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从2020~2021财年的440亿美元增至729.1亿美元。

　　尽管从经济角度看，印度存在很大的投资机遇，但由于印度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针对中国企业的过度执法导致投资环境发生变化。例如，自2020年6月以来，印度进行了五轮打击中国APP的行动，已有超过300多款APP被禁。2022年5月，印度政府又以“违反印度外汇管制法律”作为理由冻结了小米在印度的550亿卢布（约合65.7亿元人民币）的资金，还对500多家在印度的中国企业的账目进行调查。

　　“而当前，印度又开始针对中国企业的投资进行实质审查，导致很多审批不能通过。”刘逸星说。由于中国出口到印度的很多产品与印度本土民族企业处于竞争关系，比如钢铁、化工原材料等产业，印度屡次启动反倾销行动。

　　根据印度中国商会发布的《中资企业在印度发展报告（2021年版）》报告显示，两年时间里，由于印度新的投资政策限制等原因，在印度的中资企业已从2019年年底的1000多家减少到2021年10月底的约700家。

　　企业发展最为关注的是国家的营商环境。在全球专注服务于中资企业的兰迪律师事务所，根据世界银行2013~2018年对世界贸易合同履行程度的科学调研数据发现，中国企业的国际贸易合同履行诚信度一直排在世界各国的前七八位，而印度企业的国际贸易合同履行率垫底，在一百八十位左右。

　　兰迪律师事务所常驻印度的中国顾问根据样本数据统计分析发现，中资企业与印度股东之间的纠纷率在70%以上。刘逸星说：“中印贸易合同、印度方的欺诈和违约率明显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好几倍。其中原因或许是印度社会转型期资金紧缺、印度司法对非诚信行为的惩罚力度不够。”

　　转移到印度发展的道路挑战重重。吴靖认为：“印度想要完全取代中国的供应链基本需要5~10年，但印度毕竟有超10亿的人口，一旦熟练工人大量被培养起来，就能够取代中国电子产业地位。到那时，中国很难在劳动力成本上拼过印度。”

　　刘逸星说：“我们还要看到印度的创新能力。英语是印度的通用语言，与欧美是盟友关系，在欧美拥有大量的高端人才，未来在中高端产业链上将具备竞争力。所以，在医药、生化、IT、高科技等众多新兴产业上，印度将会‘弯道超车’，加上印度是人口大国，有强大的内需，将会吸引大量投资进入。”

　　中国供应链往哪里去

　　“这场始于2020年的全球供应链调整布局，其效应在2022年被放大。”普华永道中国ESG可持续战略与运营主管合伙人钟晓扬说。

　　过去的20年间，中国扮演的是全球制造中心的角色。但中美贸易摩擦，加上疫情影响，供应链的形式开始发生转变，一些跨国公司从以中国为运营中心的方式转向了区域化多点布局的运营模式。“如果供应链全部依赖中国，一旦发生不确定性事件，对全球的供应链都会有影响。”钟晓扬说。

　　过去两三年间，有些企业出于对成本和供应链安全性的担忧，考虑把供应链转移到如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供应链迁移不光是成本结构的问题，还包括关税、政策、人才、技术的综合考量。”钟晓扬说。

　　在现实中，普华永道发现，一些企业把部分有附加值的产品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生产后，质量就出现了问题，还得回迁。在高关税和质量的稳定性中，企业认为供应链的稳定性更重要。“供应链需要弹性和响应能力两个关键特性，但目前东南亚国家完全不具备，所以企业在考虑供应链转移时，需要重新规划供应链在中国市场的定位。”

　　钟晓扬的建议是，在这一变局中，中国供应链的作用要从传统意义上的“在中国为全球”（In China for Global）转向“在中国为中国”（In China for China）。“所谓‘在中国为中国’，就是企业要立足中国考虑资源的再配置，包括深入研究区域发展模式，提高员工和社会福祉，而不是把全部精力放在海外，毕竟中国的体量和发展规模已经具备这样的条件。”

　　观念的转变加上中国“双循环”的新型发展格局，中国的供应链需要做转型升级，从单一的生产制造往供应链即服务（Supply Chain as a Serivce）、供应链即平台（Supply Chain as a Platform）的方向发展，往高附加值领域延伸，形成端到端的供应链能力。

　　所谓端到端的供应链能力是指从新产品、新材料研发开始，到测试、生产、采购、仓储物流、客户服务、数字化以及回收循环利用。在这一链条中，生产环节的毛利最为微薄，10%~15%已经是毛利上限，只能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但是服务却是能够创造高附加值的供应链环节。

　　普华永道研究认为，端到端全产业链的布局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将有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一旦形成集成的产业化布局，供应链的可替代性就会减弱。目前中国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在半导体、电池等新兴产业的布局中，发挥产业协同能力，建立自己的全产业链，同时国内也有强大的消费能力做支撑。钟晓扬说：“一旦中国建立起端到端的全产业链，哪怕有部分产能转移到东南亚地区，也不过是供应链中单一的生产制造环节。”

　　“跨国企业的发展成熟度要早于中国本土企业。早在5~10年前，跨国企业就已经在做供应链的前瞻性布局，中国企业可以从跨国企业的供应链发展中找到借鉴和共性。尤其2022年受疫情影响，中国供应链中断，这反倒是改革供应链体系，建立供应链韧性的机会之年。”钟晓扬说。

　　理性对待制造业转移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旭东对供应链转移的观点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制造业转移存在很大的误解，认为只要制造业转移就是坏事。实际上，从企业的角度看，制造业转移有多种情况，需要具体分析，理性对待。”

　　高旭东总结了供应链转移的四点原因。一是为了更好地开拓市场，包括绕开或适应东道国的各种政策（比如市场保护、产业政策等），也可能是为了应对第三国的政策，比如避开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打压而选择到东南亚国家生产产品，还可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跟着客户到国外进行投资。

　　二是本国面临生产成本上升或其他方面的巨大压力，希望到生产成本更低、投资环境更好的国家投资设厂。“如果转移的主要原因是生产成本上升，企业需要特别慎重，综合评判人才、产业链、物流等因素。而且，大力发展数字、机器人、AI等技术，是在劳动力成本提高的背景下降低生产成本的有效方法，这些措施应该首先尝试。”高旭东说。

　　三是跨国公司因为在中国市场失去了竞争优势选择去其他国家投资，这是可以理解的。

　　四是像美国、日本等国鼓励制造企业回归本国，相关企业权衡利弊后也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德国著名化工企业朗盛是个可供参考的例子。在全球市场的布局中，它能够充分利用市场信号对产业链进行优化，因时因地做调整。以往，朗盛中国主要扮演生产制造基地的角色，支撑着全球范围内的供应链。随着中国产业能力提升，朗盛不仅在中国设立了朗盛亚太应用开发中心进行本土创新，也充分利用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优势，帮助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

　　朗盛亚太区总裁钱明诚说：“几家大型欧洲汽车厂商都在往电动车领域推进，这需要很多朗盛业务的支持。”由于朗盛在电池、电解液等原料中有优势，中国企业天赐材料在迈向欧洲市场的过程中，与朗盛在电解液领域展开合作，布局欧洲市场。在看好电动交通的基础上，朗盛在中国常州生产基地扩大了高科技塑料的产能，同时在德国增加现有塑料生产的产能。

　　反观跨国企业的发展思路，中国企业也要下定决心走独立自主之路。高旭东说：“该发生的迟早会发生，一厢情愿的挽留也不一定能留得住。真正应该做的是下决心‘独立自主’，建立以本土企业为主的创新、产业和经济体系，而不是建立在对别人的依赖上。”

　　吴靖在对中国制造业数据进行分析后指出，中国在5G、通信、电子信息、AI等领域拥有不少自主专利，但其他行业还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美国、德国淘汰的产能。“虽然电子产业、算法等技术在中国发展得很好，但是大部分企业干的还是‘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

　　在供应链的发展上，吴靖建议，政策要有持续性和可预期性。“创新要交给市场来做，市场有一个长远的预期，才有可能解决各种问题。在保护本地化制造的制度和政策上，我们要学习美国、欧洲，要有一定比例的原材料和设备是本土制造。同时，政策也要给予稳定的预期，给予一定的研发时间，不能过几年就转风向。”

　　构建健康产业生态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陈方若认为，供应链竞争力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不确定性。营商环境中的不确定性越大，供应链效率就越低。不确定性的种类有许多，最常见的是供需市场的不确定性，包括原材料和劳动力供给，以及与宏观经济与社会治理相关的不确定性因素，如通胀、利率、汇率、制度、政策、法律法规等。

　　最近几年的疫情又为企业增添了许多难题。如果不确定性很大且未来的预期漂浮不定，企业就会选择去更安全的国家或区域进行长期投资。因此，全球供应链事实上是建立在不确定性地图上的一张网络，会触及不确定性低的区域，也会尽量避开不确定性高的区域。但是，结构性调整的决定不会很频繁，更多见的是短期办法。

　　短期办法指的是企业为了应对短期的不确定性而做出的努力，如增设安全库存或安全产能。因此，不确定性的短期后果是企业运营中的“冗余”成分和成本的增加。总而言之，为了提高中国供应链的竞争力，必须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最大限度降低各种不确定性。

　　一个健康的产业生态有两个特征，即物种多样性和创新力。在考虑产业生态的时候，中国不能只强调高科技企业，还要鼓励其他种类的企业群体。企业分工有层次，产业生态有梯队，没有金字塔的底部，就没有塔尖。多样性给中国创造了组合的空间去构建千姿百态的产业链生产琳琅满目的产品。

　　再者，创新是企业的生命线，唯有不断创新，企业才能不断进取、基业长青，产业生态才能生机勃勃。但创新需要阳光、雨露、土壤，而所有创新的要素条件都需要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去创造。

　　健康的产业生态对全球供应链而言具有强大吸引力，各国的企业都希望参与到这样的生态中来，已经在生态中的企业也不愿离去，因为要把整个生态带走是不可能的。

　　趋势笔记

　　供应链转移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