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特朗普想要复刻“里根-撒切尔革命”，可惜中国并非苏联|里根_新浪财经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梅新育】

以2011-2012年间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为标志，美国遏制外部挑战布局的重心开始转向针对中国；

以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史诗级贸易战为标志，世界被拖入中美新冷战时代；

以2024年美国大选特朗普-共和党阵营大获全胜为标志，美国对华新冷战进入新阶段。这个新冷战新阶段的基本格局特征表现为：在“使美国再度伟大”（MAGA）旗号下，通过发动群众，力图通过全面、深刻改革，复制1980年代“里根-撒切尔革命”的国内成功与国际胜利；中国的使命则是避免重蹈1980年代苏联覆辙，争取更上层楼，先求不败，然后求胜。

为此，中国对内需要推进改革以焕发经济社会活力，包括汲取特朗普新政府的某些改革措施，在发展中持续缩小与美国的综合国力差距，力争尽早全面赶超；对外需避免陷入中国的“阿富汗坟场”，同时又有所作为。

特朗普及其“MAGA”运动推崇“里根-撒切尔革命”，希望承袭其精神，但在具体改革措施方面，国内国际经济社会基本面的深刻变化，使得他们的主张在不少方面与里根政府的做法背道而驰，在战略和战术两个层次上都不例外。

这是1987年7月18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美国华盛顿白宫发表声明的资料照片。新华网

特朗普的新政府不仅无法如同里根政府那样在冷战中全面转入战略进攻，且不得不在新冷战中以咄咄逼人的姿势实施战略收缩，被迫面对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所不曾面对的潜在内战和解体风险。因此，特朗普新政府不得不将相当大精力投向重建国家与文化认同。但其经济期望与现实之间也存在相当的差距，甚至特朗普本人的人身安全，也面临着自林肯和加菲尔德（James Abram Garfield，1881年9月19日）之后上百年来美国总统从未遭遇的威胁。

与“里根-撒切尔革命”相似，由于特朗普及其“MAGA”运动针对的美国国内问题同样普遍存在于众多其它西方、非西方国家，鉴于美国的国际地位，特朗普新政府的改革措施将在国际上产生相当大的溢出和示范效应。

特朗普在遭遇了两党建制派全方位狙击和美国史无前例的对总统竞选人、前总统的司法迫害后，仍然突破重围大获全胜，这样的个人经历进一步增强了其政见主张对别国政治力量的示范效应。即使一些对特朗普、对美国口诛笔伐、在此次美国大选期间其官员威胁特朗普支持者的国家和国家集团，由于他们内部面临着特朗普改革所针对的同样问题，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他们迟早不得不正视这些问题，并可能部分采纳特朗普所主张的改革措施。

1980年代“里根-撒切尔革命”奠定西方冷战胜利基础

通过1980年代的“里根-撒切尔革命”，美英两国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实现了相当明显的振兴，相比之下，苏联东欧集团则黯然失色，由此奠定了美国和西方阵营在冷战中最终胜利的基础，而苏联东欧政治剧变和国家解体进程则在1980年代末开启：

在国内经济上，“里根-撒切尔革命”通过大规模放松管制和减税并举的措施，在微观层次上释放了从企业到居民个人等市场主体的活力和主动精神；同时，在宏观层次上，通过铁腕货币政策等措施遏制住了1970年代奔腾式的通货膨胀，终结了多年的经济“滞胀”，实现了较高速度的持续增长，电子信息等新兴科技产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二战之后国际经济界和学界长期热议的“英国病”话题逐渐消失。

在国际经济贸易上，里根政府一方面提出了“自由和公平贸易”的概念并付诸政策实践，以求扭转在与日本、联邦德国在国际贸易竞争中节节败退的被动局面；另一方面，基于关贸总协定此前七轮多边贸易谈判成果，启动了第八轮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从而在世界范围内保持了贸易自由化的总体方向和美国作为自由贸易旗手的地位，并进一步巩固、扩大了西方阵营相对于苏联东欧集团在经济竞争中的市场规模优势。

1985年9月23日，里根在《贸易政策行动计划》中正式提出“自由和公平贸易”的概念，同月，关贸总协定召开缔约国大会并达成协议，正式开始筹备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恐怕这并非巧合，而是刻意安排，体现了里根政府“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思想。

在军事上，1980年代美国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一时期，美国没有重蹈越南战争的覆辙，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泥潭，而是通过出兵格林纳达（1983年）、突袭利比亚（1986年“黄金峡谷”行动）、捉拿诺列加（1989年）等几场速战速决的胜利重振了全国军民民心士气，走出了越南战争失败后的沮丧。同一时期，英国也用兵万里之外，赢得了马岛战争的胜利。

在文化上，美国走出了19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和1970年代越南战争反战运动以来国家负面形象的低谷，相当程度上扭转了抨击美国国家与文化被视为“政治正确”的风潮，重新激发了美国国民、社会对国家和美国文化的自豪感，国家凝聚力大为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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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撒切尔革命”的上述成绩，又助推其影响了全世界许多国家的改革、乃至政治剧变。

2023年11月5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人们在以纪念1941年苏联红场阅兵式为主题的露天展览上拍照。新华社

相比之下，1980年代的苏联东欧集团堪称内外交困，在经历了多年的僵化、危机乃至倒退之后，转向歧路冒进，最终爆发了如多米诺骨牌般的政治剧变和国家解体：

在经济上，国民经济深陷僵化和危机的泥潭，债务危机几乎席卷整个发展中世界和苏联东欧集团的，这些地区相继遭遇了经济社会动荡和倒退。传统支柱产业萧条而新兴产业严重滞后、发展举步维艰，经济体制改革从长期迈不开步伐到后来转向自杀性歧路冒进。

在外交和军事上，1979年12月苏军出兵阿富汗陷入“帝国坟场”，成为这个超级大国长期流血不止的伤口，苏联的军事和政治威望全面严重褪色。其大力扶持的盟友越南、古巴等国也在柬埔寨、中越边境、泰柬边境、安哥拉等地陷入长期的对外战争。这些国家非但未能帮助苏联有效牵制、消耗国际战略竞争对手，自身反而成为不断吞噬苏联援助等各方面资源的“无底洞”。苏联在冷战中一度凭借“西贡时刻”——1975年4月美军败退越南而赢得的国际战略主动权，时隔短短4年8个月，就因出兵阿富汗的战略失误而全面主客易势。

特朗普及其“MAGA”运动本质

冷战结束已30余年，从2016年竞选到即将到来的第二任期，特朗普、其新政府团队及其“MAGA”运动，本质上都是企图在新形势下复制“里根-撒切尔革命”的国内成功与对外胜利：

在国内经济方面，“特朗普经济学”主张抑制通货膨胀，实施大规模放松管制和“减税+简税（简化税制）”的政策，在微观层次不仅改善了大众民生困苦，而且释放了从企业到居民个人等市场主体的活力和主动精神；同时，通过大规模政府裁员和压缩低效、无效、逆效财政支出，显著减少了政府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干预，推进财政平衡。

通过减少政府干预、差别待遇政策重振美国传统产业，实现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共同发展，“共和党必须回归其作为工业、制造业、基础设施和工人党的根基”（《2024年大选共和党党纲》序言）。通过减少政府干预、压缩社会福利转移支付等措施，扭转对劳动者和中产阶层的逆向歧视，消除不工作、吃救济寄生者实际收入往往高于工作纳税传统中产阶层的现象。

美国贫富日益分化加剧社会不公。这是2020年4月27日在美国纽约拍摄的地铁站旁的无家可归者。新华社

在国际经济方面，“特朗普经济学”抽掉了里根政府的“自由和公平贸易”中的 “自由”二字，将近10年来的西方社会反全球化浪潮推向了高峰，并将美国及西方传统优势产业和中产阶层的衰落归咎于全球化和外国“不公平竞争”，主张通过重建高关税等贸易壁垒创造国内制造业复兴、“再工业化”的环境，同时利用增加的关税收入弥补国内所得税减税而造成的财政缺口，并以此作为手段来对抗新冷战中的对手——中国。

在外交、军事和国家安全方面，由于长期大规模海外干预的负担愈发沉重，反噬风险也日益显著，特朗普及其“MAGA”运动与里根政府积极宣扬“民主、自由、人权”并采取战略进攻的姿态不同，主张部分回归孤立主义，大规模减少承担海外义务和海外军事干预的支出，尤其是那些基于意识形态“普世价值”而不涉及美国国家利益的海外军事干预，避免世界大战（《2024年大选共和党党纲》二十项竞选政纲第八条）。

他们强调应集中更多资源保护美国本国边境安全和国内经济建设，“强化和推广西方文明及其成就，将比军事干涉更加有效地在世界各地激发积极的改革，而不是强行推广那些并非人人都能接受或渴望的普适价值”（2016年4月27日特朗普外交政策竞选演讲）。与此同时，大规模整顿美国军队，肃清“多元文化”等影响。

在文化和社会政策上，特朗普横空出世打断了自2008年奥巴马竞选获胜后，美国“身份政治”及其相关意识形态不断加速膨胀的趋势。特朗普及其“MAGA”运动强烈主张整肃、扭转“多元文化”、“觉醒”、“黑命贵”、LGBTQ等“白左”意识形态，要求取消对美国传统主体民族、传统主流文化、美国国民的逆向歧视，重树传统主体民族和传统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废除对外来移民、特别是偷渡客的超国民待遇。

2021年3月21日，在美国纽约，人们集会抗议针对亚裔的歧视行为和仇恨犯罪。新华社

“我们将体谅和同情每个人。但是，我的同情仅付与我们自己的、努力奋斗的国民”（2016年7月21日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特朗普接受提名演讲），特朗普政府倡导回归传统伦理，以此增强美国内部国家认同和社会凝聚力，消除“白左”意识形态对社会治安、经济发展、社会秩序等日益严重的扰乱，为改善社会治理、提高经济效率、维护国家安全奠定意识形态基础，恢复“言论自由”等美国传统价值观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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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新政的社会基础与国际影响不可低估

特朗普上述政策主张运动在美国的社会基础如何？能否赢得足够支持，从而至少能在一段时间内将其部分主张得以实施？

答案是肯定的；他闯入政坛以来历经危难而仍能大获全胜，挟“帝王总统”威势再度入主白宫，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自2016年闯入美国大选之初，特朗普就被视为政坛异类而遭到两党建制派势力一致围剿；甚至在2016年7月21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在他正式接受总统竞选人提名并发表演讲之前，据报道，他的讲稿第一时间就被共和党内部人士直接交给了其民主党竞选对手希拉里。2016年特朗普胜选之后，为了推翻选举结果，反特朗普势力在美国国内外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骚乱、游行示威、舆论攻势，打破了美国竞选政治“游戏规则”的底线，这在美国政治史上、至少是南北战争之后现代政治史上前所未有。

2017年1月30日，《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甚至公开刊出前奥巴马政府国防部官员罗莎·布鲁克斯（Rosa Brooks）赤裸裸主张军事政变的社论：

“直到最近我都在说，有一种美国历史上无法想象的可能性存在：军事政变，或者至少是军方官员拒绝服从某些命令。”

从2020年败选到2024年大选期间，特朗普及其家族遭到了全面的司法迫害，甚至一度面临正式判刑和竞选资格被剥夺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仍能卷土重来，不仅在总统竞选中赢得了选举人票和选民票的多数，还在国会参众两院占据了多数席位，以及全美50州中27个州的州长职位多数。

此外，他在第一任期内推动建立的最高法院中，保守派大法官占据了2/3的显著多数，使他赢得了美国史上罕见的“帝王总统”（The Imperial Presidency）权位。这不仅充分显示了他的社会支持基础足够广泛、稳固，而且在法律、体制上已经具备了足够巨大的权力来推行他所期望的变革，更何况他已无争取连任的后顾之忧。

不仅如此，即使在民主党及其支持者阵营，近一二十年反对民主党主流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基础也一直存在，此次大选民主党及进步派惨败，进一步刺激了反思总结教训、汲取特朗普-共和党某些政策主张的呼声。

近一二十年，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等理念构成了民主党主流意识形态和政策理论基础。历史学大师、政治活动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Jr.）是20世纪美国影响力最大的知识分子之一，曾担任肯尼迪总统的特别助理3年，并于2007年（奥巴马竞选总统之前）去世。在1960年代，他作为黑人民权运动的活跃支持者，曾与马丁·路德·金等民权运动领袖并肩游行。然而，到了晚年，他则敏锐地意识到民权运动在美国文化中造成的结果——多元文化主义，有侵蚀、动摇美国国本与国家统一的风险，对此深表忧虑。

这次特朗普胜选之后，公认的美国左翼最伟大历史学家之一、左派评论杂志《异议》（Dissent）名誉主编迈克尔·卡津（Michael Kazin）发表《民主党的未来：美国左翼民粹主义的复兴将至》一文，一边痛骂特朗普为“卑劣至极的提名人”，一边明确主张放弃偏重少数族裔政策。

而且，从更长时间跨度上看，这一胜利显著巩固了共和党近年来全面整合成为“特朗普党”的趋势，特朗普-共和党阵营又涌现出了一批年富力强的生力军，在这次竞选中发挥出色，特别是年仅40岁的万斯异军突起而被众多人视为未来的美国共和党及美国人民领袖。由此，特朗普决定的不仅仅是未来4年美国内政外交，而且将影响未来8年、12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美国政策路线。

在国际上，特朗普第二次胜选和他即将推行的变革政策，必然通过大国政策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波及世界其它许多国家。与1980年代的“里根-撒切尔革命”导致其他国家政治变局，以及后冷战时期颜色革命主要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发展中国家不同，那些奉行特朗普猛烈抨击政策的西方国家，将很有可能发生右翼主导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如果该国现政府、执政党还曾经在今年美国大选中支持过特朗普对手，这种政局动荡风险就更高。

如身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的英国，其外来移民冲突、逆向歧视政策等问题比美国更严重，在本土主体民族中招致的怨恨相应也比美国更甚，以至于特朗普的副总统万斯在今年7月10日公开讽刺工党领导的英国可能成为“第一个真正拥核的伊斯兰国家”，其经济表现又明显不如美国。

2024年4月26日，在法国北部敦刻尔克附近的格拉沃利讷海滩，移民乘坐橡皮舟准备渡海前往英国。新华社

这些问题本已孕育着要求变革的巨大压力，但在今年的大选中，这种压力并未像美国大选特朗普胜出那样得到体制内的释放。相反，“白左”倾向比保守党更强的工党，借保守党施政极度失败而大胜上台。但上台不足两周，工党就在7月底8月初的全国性动乱中，对本土主体民族抗议者从重从快镇压，甚至大搞文字狱；而对引爆动乱的尼日利亚移民后裔凶手却百般庇护，连凶手拥有恐怖组织“圣战”训练手册和自制剧毒的情况也隐瞒了将近3个月方才公布。

败选的保守党也未能更好地代表本土主体民族大众呼声，而是在相当程度上转向效仿工党的某些“白左”举措，甚至更有过之，还特意推选了一个黑人女性接任党魁。在这种情况下，2025年英国若发生右翼主导的政治动荡，并非不可想象。

中国应对新冷战新阶段的关键

与抗日战争相似，中国应对新冷战的整体战略理应采取“总体战+持久战”的策略，发展壮大自身实力是战略相持期的头号工作重点，在特朗普卷土重来的这个新冷战新阶段尤其如此。

自2018年贸易战爆发以来，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在应对新冷战方面就取得了不少成就，大局稳定。中国经济应对新冷战关键在于“关键3+1”，即粮食（粮棉油肉）、能源、IT高新技术这三大关键产业，外加防范财政金融潜在系统性风险。

就三大关键产业而言，贸易战爆发之前的2017年至2023年，粮食产量从66161万吨增长至69541万吨，油料产量从3475.2万吨增长至3863.7万吨，肉类产量从8654.4万吨增长至9748.2万吨，水产品产量从6445.3万吨增长至7116.2万吨，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从35.8867亿吨标准煤增长至48.3亿吨标准煤，……就连遭受美国封锁打击最严厉的芯片产业，产量也从1564.6亿块增长至3514.4亿块，翻了一番多，出口量从2043.51亿个增长至2678亿个。

就财政金融潜在系统性风险而言，同期我国外债风险指标偿债率、负债率和债务率均远低于国际公认警戒线，从而保证了中国不会如同1980年代债务危机以来的苏联东欧集团、其它众多发展中国家一样，爆发系统性货币金融危机而打断经济社会发展进程。

但近两年因周期性因素和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阵痛期叠合，外加疫情、西方收紧制裁、乌克兰和中东战争等外部冲击，中国经济遇到了一系列困难.2022、2023年人民币兑美元年均汇率连续贬值两年，预计2024年年均汇率仍将继续贬值，导致以美元现价计算的中国GDP连续两年与美国GDP差距拉大，2023年（177009亿美元）甚至低于2021年（177593亿美元）；在2021、2022年GDP连续超过欧盟之后，2023年又被欧盟反超。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特朗普及其“MAGA”运动试图复制“里根-撒切尔革命”国内成功与对外胜利的企图，在这个新冷战新阶段，我们更加需要以苏为鉴，坚持以推进改革、增强国家实力为核心，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加速改革开放的内部动力。

有些改革措施，比如放松过度管制和改革福利制度，可以与特朗普新政府相互借鉴、相互促进；而有些改革措施，我们早已领先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比如对逆向歧视的拨乱反正，这些领域需要我们巩固并扩大领先地位。对于西方“白左”思潮所推崇的某些理念、如ESG、DEI等，我们不能盲目视之为“先进文化”，并将其不加甄别地塞进我们的“高质量发展”、“包容性增长”等概念之中，近年来，国内兴起的ESG和DEI热潮已暴露出一定的经济政治风险，因此，我们需要及时刹车、调整方向。

在对外战略方面，在这个阶段里我们要适度有所作为，但必须避免形成“美国适度战略收缩固本培元+中国过度扩张虚耗国力”这种对我们最为不利的组合，尤其需要吸取历史教训，避免在中东等地陷入我们的“阿富汗坟场”。

在军事方面，我们需做好应对正规战争与游击战（或非正规战争）的双重准备。一方面，汲取乌克兰战争经验教训，提高我军应对正规战的能力；另一方面，需要充分意识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敌人对我国发动游击战/非正规战争的“性价比”上升，许多对我海外利益的威胁正是来自游击战，当前中东的战争态势，显现了未来我国可能遭遇的许多游击战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