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庭君、维杰·普拉沙德：“建国75周年之际，我们应该回头听一听毛主席说的话”|维杰_新浪财经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翟庭君（Tings Chak）| 维杰·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翻译/马力】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1893-1976）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当时，30万人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庆祝新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和新领导班子正式上任。毛主席在发表完讲话之后，按下电钮升起了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朱德总司令检阅了部队。当天，中国很多其他城市也举行了类似的庆祝活动。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新华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一个多世纪的屈辱历史。这段历史从1839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期间还经历了漫长的二战——对中国来说，1931年日本开始占领东北是二战的开端。在开国大典举行的十天前，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主席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作为一个全新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中有两个重要的词：“人民”和“共和”。“共和”一词意味着1911年革命的完成，这场革命结束了清王朝（1644-1911）对中国的统治，同时开启了中国的后君主时代。

中国的共和思想从康有为（1858-1927）和梁启超（1873-1929）等众多的改革派人士那里获得启发，他们支持君主立宪，然后由孙中山（1866-1925）付诸实践。孙中山不仅反对君主政体，更重要的是他还反对数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中的一些弊病，希望生活在幅员辽阔的国土上的中国人能实现团结。

另一个词“人民”在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它意味着国家必须代表构成社会大多数的一系列阶级，也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中国五星红旗上的四颗小星，而中间的一颗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是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工具而存在的，它并不是转型的结果。1949年的中国还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即将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中国革命不是1949年发生的一个事件，而是很久以前就开始了，这场革命至少是从1931年在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或1936年在延安建立革命根据地就开始了，甚至还要更早。

三项重大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这个国家还没有实现领土的统一，甚至依旧面临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中国在1949年之后完成的两项重大任务包括：首先，在中国西南部和南部彻底清除国民党残余部队；其次，以1950年2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标志，在世界上建立同盟关系，以平衡帝国主义对国民党的支持，并抵抗于1950年6月开启的美国对朝鲜半岛入侵。打击右派和建立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这两项工作使得中国不得不延缓实施第三项任务：土地改革。土改是中共在革命战争中持续最久的一项工作。

1950年冬天，中国共产党决定启动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进程，到1953年春天土改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法》第一条总则指出:“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这就是土地改革的目标。

在整个过程中，国家鼓励由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领导的基层政治力量，进行了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土地改革。国家不是要把土地赠与农民，而是要确保农民能够参与地区和地方建设，完成本地区的资源再分配任务。中国的土地改革并非简单的将土地从地主那里强制没收，而是在农村将土地关系从封建压迫转变为更加公正，这更是一场政治教育。到1956年，全国90%的农民已经有地可种，1亿农民参加了农业合作社，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土地改革产生了如下正面的影响：它意味着无地农民和长工有机会获得土地和资源，使他们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它意味着在农村人口与土地之间建立了利益关系，鼓励农民对土地品质进行改善，从而提高农业生产力；它意味着旧的地主阶级等级文化以及由父权关系导致的各种悲惨状况被划上了句号。这些积极成果极大地改善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全国人民对中国革命的热情很快被激发起来。

告别旧社会

1949年，根据官方数据，中国社会的识字率为20%，然而大量迹象表明这可能是一个夸大的数字。极低的识字率仅仅是体现中国落后状况的一个指标。另一个指标是人口死亡率，这个数字高达40%，婴儿死亡率达到惊人的每1000名新生婴儿中有250人死亡。当时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还不到35岁。

图为1960年，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慕士塔格人民公社二大队的社员在小学生的帮助下在田间学习文化。新华社

在经历了被帝国主义列强羞辱的百年之后，中国的GDP从19世纪初占全球经济的三分之一左右，下降到新中国成立时的5%。当时，按人均GDP计算，中国在世界贫穷国家排行榜上名列第11位，仅有8个非洲国家和2个亚洲国家比中国人更加贫穷。

19世纪以来，中国农村陷入巨大动荡，这可以在一系列反抗外国入侵的战争和农民起义上得到反映，如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捻军起义（1851-1868）和杜文秀起义（1856-1872），此外一些封建地主的行为，也迫使农民和长工陷入了一种走投无路的境地。这些人之所以参加战斗，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与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不无关系，也源于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期间和长征结束后所作出的各项英明战略决策。

告别旧社会并不是一项容易完成的工作。中国当时没有资源在短时间内建立起足够的教育和卫生基础设施来服务于人民，并借此实现财富的重新分配。在土改过程中，中国在周恩来（1898-1976）和陈云（1905-1995）的领导下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该计划历时两年制定完成，其中强调中国应完成四项任务：

第一，中国应建立自己的工业基础，以满足城乡人民的需求。在国家所有的建设资金中，有58.2%投入工业领域。

第二，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而不是空想来建设新中国。这意味着国家所掌握的宝贵资源必须得到合理利用，中国需要培养一支庞大的公务员队伍来处理国家的日常工作，并利用国家的权力来推动国民经济的民主化。

第三，尽管苏联在中国早期的工业化过程中的确提供了帮助，但中国应该在不过度依赖外部力量的情况下，使用任何可能的手段进行独立的工业生产。在“一五”计划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派遣了3000名技术专家，并接收了1.2万名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学习科学技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发展所需的外国贷款仅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2.7%。

第四，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应该在国家的资本积累与人民的消费需求之间取得平衡。“一五”计划明确指出，要慎重考虑如何满足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把过多的资源投入固定资产，可能会打击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把过多的资源用于解决眼前人民的生活困难，只会把问题拖到未来。

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部署周密，中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但这些进展还不足以满足人们当时巨大的需求。虽然提高物质生活条件的各种客观因素在逐渐累积，但若要解决重大的社会问题，就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

中国有很多具有高度工作积极性的干部，他们把战争年代的牺牲精神和工作经验发挥了出来，中国的扫盲和医疗健康事业在这一时期都实现了极大的进步。

从1950年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组织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其中甚至包括在田间为农民举办识字班。1953年11月24日，政务院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扫盲标准、扫盲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的通知》，有1.5亿人参加了扫盲和各级业余学校的学习。

在20世纪40年代的混乱年代，中国的许多农村地区形成了互助的传统，这一传统对新中国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起到很大作用。有了这种形式的医疗保险，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开始投入资源建设公共卫生设施，包括在一些内陆省份建立综合性医院，并且在农村建立了大量卫生所。此外，中国还制定了“赤脚医生”计划，允许医学院为医生提供基本培训，以便前往农村地区为人们服务，这使农民能够获得以往没有的初级医疗保健服务。

中国还需要对抗腐败和干部受到侵蚀的现象，这在当时已成为很棘手的问题。1951年和1952年，中国分别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两场斗争。

在改革开放前的29年里（1949-1978），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增加了32岁。换句话说，在中国革命成功后的每一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都增加一岁以上。1949年，全国文盲率高达80%，不到30年的时间，城市文盲率降至16.4%，农村文盲率降至34.7%，适龄儿童入学率从20%提高到90%，医院数量增加了两倍。

从1952年到1977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3%。就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而言，1949年中国还没有国产汽车，到1970年他们已经有能力向外太空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在轨道上反复播放了《东方红》乐曲，工作了28天，不过直到今天东方红一号卫星仍在地球轨道上运行。在毛主席领导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中国取得了众多工业、经济和社会成就，这为1978年后中国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摆脱对外国的依赖

1954年，毛主席在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时指出：

“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所以，我们不能骄傲和自夸。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在生产出第一辆汽车时就可以自夸了，在生产出十辆汽车时变得更加自夸，在生产出越来越多的汽车时变得更加骄傲自满。那样是不行的。即便五十年后，我们的国家发展起来了，我们也要像现在这样谦虚。如果到那时我们变得自负，看不起别人，那就不好了。即使再过一百年，我们也不能骄傲。我们决不能骄傲自大。”

这次讲话有三个要点。第一，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时间，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进行革命，需要党、国家和人民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耐心是民族解放运动理论的核心价值。第二，中国需要科学技术和工业能力来打破对外国的依赖，进而生产高价值的现代工业产品。为此，中国既要从外国引进技术，也要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第三，谦逊与耐心同样重要，中国不是在追求民族沙文主义，而是在追求实现国际社会主义。

在大跃进（1958-1962）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中国曾试图解决棘手的对外国依赖的问题，但并没有取得成功。在当时以及毛泽东去世后的两年里（1976-1978），中国吸取了许多教训。

1976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所表达的哲学立场很快就吸引了许多党内人士的注意。1978年邓小平（1904-1997）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表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篇讲话就引用了上文中的观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实际上是对唯物主义的坚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走上现实的轨道，而不是试图通过过度的主观主义来加速推动事情的进展。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就是建立在这个哲学基础之上的。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东方IC

1963年1月，周恩来制定了一个计划，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在1978年的讲话中，邓小平重提了这四个现代化，并指出“如果不打破僵化的思想”，这四个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第二年，邓小平提出了“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只能建立在工业进步的基础之上。

在研究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吸引外国高科技企业投资的政策时，人们对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有各种不同的评价。虽然一些方面往往会被人们忽视，但有两点是应该得到强调的：

第一，中国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来提高农业生产力，这削弱了以往的合作社制度，这项制度致力于追求更高程度的劳动力社会主义化和集体主义；第二，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作用必须得到加强，这需要通过对干部进行更好的政治教育和纪律约束来实现。

如果中国忽视在新殖民主义世界秩序中对外国依赖所带来的问题，以及当权力成为目标时经常出现的腐败问题，中国将永远无法迎接四个现代化的挑战，也无法向社会主义迈进。

打开国门之后，外国资本首先来自海外华人，其次是以日本为首的东亚资本，最后是来自西方的资本；这些境外投资进入中国的目的在于利用受过高等教育的健康劳动力，但这也为中国自己的科技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建国后前三十年所奠定的基础上，中国的坚持终于开始打破对外国的依赖。中国自1978年以来取得了年均接近10%的高速增长，消除了绝对贫困，增加了家庭消费，包括教育消费，这一切是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奋斗的结果。虽然中国对外国的依赖仍然存在，但已经被大大削弱了，但与此同时，伴随着改革进程也出现了社会不平等加剧和社会结构受到削弱等问题。

曲折的道路，光明的前途

2016年，在反思中国对外依赖问题时，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指出：“对外国核心技术的依赖是我们最大的隐患，这种依赖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

对美国缺乏信心和中美之间爆发的贸易战，促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中国开始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最近又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2023年）。“一带一路”倡议表明，中国希望在美国和欧洲之外开拓新的市场，同时也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在发展领域实现突破。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黑龙江省考察时指出：中国应“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美国发动的贸易战迫使中国在人工智能、生物医学、纳米技术和计算机芯片制造等领域实现了快速的发展。

另外两个快速发展的例子是，2022年中国的数字经济占其GDP比重已经达到了41.5%，2023年其5G技术的普及率甚至超过了50%。虽然这些战略性行业的增长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但近年来中国政府已采取果断措施遏制“资本无序扩张”，这些措施特别针对的是大型科技垄断企业、其他私营部门以及房地产投机。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解决中国人民面临的新的“三座大山”，即高昂的教育成本、高企的房价和昂贵的医疗费用问题。

中国革命仍然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这场革命之所以没有完成，是因为历史仍然在向前发展，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紧缩和债务政策彻底失败后，中国正在寻找一种新的发展架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将如何定位，正是这样一个问题。

中国能够在消除绝对贫困的同时推动先进技术的开发，这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很好地处理了在投资和消费之间取得平衡的问题。中国的稳定和实力使它现在能够进入世界舞台，为解决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和解以及巴勒斯坦等棘手的问题发挥领导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5周年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我们在今天应该回头听一听毛主席在1954年的讲话，他当时强调中国需要发展独立的科学技术，并永远保持耐心和谦逊。

2024年9月25日上午，中国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成功。中国军网英文版

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彻底消除了极端贫困，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14亿人口的中国终于实现了小康。现在，中国正在为实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奋勇前进。这个目标体现了任何发展进程都应有的重要特征，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尤其应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