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芙兰：中国的发展道路，提供了通向新人文主义的前景|中国的民主_新浪财经

【文/ 观察者网作者司芙兰(María Francesca Staiano) ，翻译：赵丁琪】

2024年10月1日，我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道德经》中有一段名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中国似乎深深地浸润在这段简短的语录所宣扬的智慧之中。新中国成立至今已有75年，但我们知道它的文化渊源已跨越几千年，古老的知识与无数新的探索在时间的长河中完美融合。

这些年来，中国以“永久革命”的政治精神不断创新发展模式，以积极参与国际秩序改革的进取精神不断提升对外影响力。毛泽东缔造了新中国并开创了社会主义道路，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则通过建立经济特区开始了社会经济结构的系统创新进程。通过这些资源资本化的“试点实验”，中国展示了两个最重要的传统品质：对实现目标的不懈坚持以及工作成效的不断提升。不懈的奉献和付出造就了“真正的任人唯贤”制度，这种制度继续引导着高效和科学的愿景，同时又兼具审美和诗意，将精神和物质作为人类的基本品质结合在一起。

如果用几个关键术语来描述这 75 年，我们可以考虑四个相互关联的概念。

作者在“中国—拉美国家国际法治论坛”上发言中国社科院官网

发展

发展权是满足中国人民需求的第一基石。这一理念在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深刻的转变：中国的发展理念从单纯的、以数量为特征的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演变为以质量为导向的、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的、从人民生活实际出发的“人的发展”的理念。

因此，发展与（与科学和社会进步相关的）技术的不断更新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于2018年写入中国宪法，成为改革质变的理论基础，符合人民的需求。

中国的发展是包容性的，根植于通过全面可持续的“新常态”来建设“和谐小康社会”的必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通过寻求国家自主权，提出了一种新的内部发展范式：通过先进技术创新与自身传统原则的融合，它促进了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关系新形式的形成。这种对自身发展的决策自主权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随后内部模式的演变。

正如 “otium ”和 “negotium ”这两个词的分化一样，在古罗马人的传统观念中，“otium”是闲暇的意思，而 “negotium ”则是对 “otium”的否定）。事实上，在所有印欧语系语言中，“发展”（desarrollo, devélopmént, sviluppo）一词都是对 “发展”（velopment）的否定，即为了满足人类和自然的需要，以专注和反思性的方式对过去进行推陈出新。而这些年来，中国正是实现了这一目标：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大幅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

2022年国庆前夕，毛主席的家乡湖南韶山学校小学部举行升国旗仪式韶山市融媒体中心

民主

在这75年中，中国的社会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经历了以制度性不平等为基础的封建或半封建社会为特征的千年帝制历史之后，1949年标志着社会平等进程的正式开始，并朝着实质平等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人权发展和法律意识的演变导致人们对民主社会的渴望，公民的声音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机构和国家生活中。2021 年《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即通过协商民主的决策方式，激发和规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毕生致力于研究民主的著名法哲学家诺韦尔托·博比奥所指出的，民主的基本通用定义是程序性的：“与谁有权通过何种程序作出某些决定有关的规则体系”。

中国特色的民主强调“民本主义”，不仅将人民理解为公共政策的主要接受者，而且通过中国共产党持续的引导，将人民理解为协商和决策的积极参与者。人民不仅成为经济和社会的中心主体，也成为政治的中心主体，培养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主导作用的日益活跃的公民意识。

全面法治

中国的法律经验有时看起来是零散和灵活的，然而，有几个因素表明，中国的法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统一的：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2）中国法律与国际法原则接轨的质的演变。

3）《民法典》的通过。

现代法律科学与不断发展的中国道德情感之间的相互作用至关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国际人权法专家柳华文认为，“法治是政府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法治与人权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两个互动维度”。此外，“国际人权法的进步方法开创了国内法律发展的先河”，发挥了 “法律文化工具”的作用。

“全面依法治国”的愿景代表了国际法与中国国内法之间的渗透互动，产生了中国法律对国际法的反馈。柳华文指出，这一理念的作用是 “国家法治框架与国际法律标准之间的有机联系”。这种对接，在当前国内法治实施与通过中国外交政策创建国际法治框架之间产生了政治与法律上的协调。

例如，考虑到中国于2023年7月1日生效的新《对外关系法》。这部法律不仅提到了有效的多边主义——参与制定国际规则、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的方向发展的必要性，还提到了中国对 “人权的普遍性与自身实际相结合”原则的认可。这一新范式旨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即以人为本的全球治理。

人类命运共同体

去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十年，也是“一带一路”倡议（BRI）将其具体化为合作共赢的十年。《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平台”，既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舟”，也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桥”。

事实上，各国人民的这一共同愿望在2023年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白皮书中得到了重申。这一理念是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新方案，旨在打造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全球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联大决议视频截图

我们可以根据其认识论范畴——即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指的是由负责维护国际秩序的领导国家（即阎学通所说的“王道”）所激发的、基于共同价值观、强调尊重和互助以及和平共处的大小国家所组成。它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并在2017年以来的众多国际决议中得到强调。例如：

2017年2月10日，它被纳入联合国决议，敦促 “本着合作共赢的精神”加强对非洲发展的支持。

2017年3 月 17 日，它再次出现在联合国关于促进阿富汗和平的第 2344 号决议中。

2017年3 月 23 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了两项决议，呼吁努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项决议分别涉及 “在所有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问题”和 “食物权”。这两项决议都呼吁努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标志着这一概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

2017年11月6日，第72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批准了两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决议草案： “不首先在外层空间部署武器”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实际措施”。这两项决议草案都纳入了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在这两项决议中，联大鼓励“所有国家，特别是航天国家，考虑是否可能酌情作出不首先在外层空间部署武器的政治承诺”，并呼吁 “就一项平衡的工作计划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立即开始谈判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国际文书”。

2020 年 6 月 22 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了题为 “促进人权领域互利合作”的第43/21号决议，承认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和互利合作的基础上促进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人人享有人权的重要性。

此外，中国至少还有三项全球倡议与这一概念相辅相成：“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以及“金砖倡议”。这些倡议在国际范围内反映了中国的内部发展，是民主与法制基础上繁荣发展的典范。

75 年来，中国已经证明，在自主政策下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可以实现的；与其他国家和平互动确实是一种责任。中国提供了发展道路必须因地制宜的范例，它表明了通向新人文主义的可能前景。在新人文主义中，理论和科学创新既服务于人类，也服务于自然；在新人文主义中，各国人民间的对话，可以开创一个让全球人民最终可以共话繁荣的新时代。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卡尔·雅斯贝尔斯在1959年就说过：中国人的智慧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尚未意识到的人类可能性，使我们接触到其他人类的真正起源，这构成了一种不可替代的历史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