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来，美国白人的生活是如何两极分化的？_新浪财经

《分化》是社会学家查尔斯·默里的代表作。在本书中，他从独特的长焦视角出发，聚焦于美国白人群体，诠释了长期以来相互关联的美国社会各阶层是如何从某个接缝处开始分化的，这种分化趋势并非源自种族或民族的差异。

通过对 50 年的数据分析和研究，默里指出，一个新上等阶层与一个新下等阶层在核心行为与价值观念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他们几乎认不出彼此同为美国国民的根本亲缘关系——这种分歧与收入不平等无关，无论经济形势是好是坏，该分歧都在增大。

默里认为，美国上层白人与底层白人逐渐分处不同的文化中。拥有权势的上等阶层生活在由其同类包围的飞地中，对其他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漠然无知；而下等阶层的家庭和社会生活遭受了侵蚀，这严重阻碍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这种分化将以往成功的美国计划置于了风险之中。尽管本书以白人为样本，但主旨却关乎所有美国人。

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授权，我们摘选了本书序言分享给读者。

1963 年 11 月 21 日

回顾历史，人们会发现，某个特定的日子往往是时代转折的标志。经投票表决，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宣布了殖民地于 7 月 2 日独立，而文件很可能直到 8 月才签署，这无关紧要。7 月 4 日是《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正式文本通过的日子，这一天将成为这个新国度开启的永久标志。进入 20 世纪，1941 年 12 月 7 日代表了美国与世界疏远关系的结束，同时代表了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开始。1963 年 11 月 22 日开启了著名的“60 年代”，这一天也是随后数十年文化转型的第一天，而 11 月 21 日则成为先前文化的消亡日。

那是一个星期四。纽约市一改连续数日晚秋晴暖的天气，最高气温只有 10 摄氏度，天空中显露出几分雨意。已是黄昏时分，位于麦迪逊大道（Madison Avenue）485 号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总部里，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正坐在《晚间新闻》（The CBS Evening News）的主播椅上。入职仅一年半的时间，他还不是这个国家的“沃尔特大叔”，甚至算不上美国的主要播音员。从入职那天起，克朗凯特的排名就落在全国广播公司（NBC）的亨特利（Huntley）和布林克利（Brinkley）等人的后面，即便是 9 月节目时长从 15 分钟增加到了半小时，也未能缩小排名上的差距。

那天晚上的新闻里没有什么让人感兴趣的东西。倒是有一件事令人心生恻隐：关押在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联邦监狱的罗伯特·斯特劳德（Robert Stroud），也就是“阿尔卡特拉斯岛的养鸟人”（Birdman of Alcatraz），当天凌晨在睡梦中死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批准了肯尼迪总统的提名，任命保罗·尼采（Paul Nitze）为海军部长。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尔斯·哈勒克（Charles Halleck）召开新闻发布会，声称总统的民权法案不可能在圣诞节休会前提交众议院——这不奇怪，由南部民主党人把持的极有权势的规则委员会（Rules Committee）会采取多种手段阻挠这一进程。华尔街方面，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 9 点多，超过了道指开盘 742 点的 1%，然而没有人为此格外担忧。10 月的住宅建筑动工数和耐用消费品的销售数字刚刚发布，更多迹象表明经济正处于上升势头。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在晚间新闻类中可能排名第二，但黄金时段的节目都位居第一。在那个星期的尼尔森收视排行榜（Neilsen Ratings）上，前 10 名的节目中有 8 个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其中为首的《贝弗利的乡巴佬》（Beverly Hillbillies）的收视率为 34.9%，也就是说，在所有拥有电视机的美国家庭中，有 34.9% 的家庭在收看该剧。1963 年，美国有 93% 的家庭拥有电视机，由此得出的结果，就是全美国有近三分之一的家庭在收看同一节目。上述那些令人咋舌的数字在排名表上不在少数，所有排名前 31 位节目的收视率至少都为 20%。相比之下，在 2009—2010 年播放季排名第一的《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被认为是轰动一时的节目，其收视率却只有 9.1%。

解释 1963 年的收视率很简单：那时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电视频道。在大多数大城市里，最多也只有四个电视频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外加某个非营利性的电视台）。在有些地方，人们只有一个电视频道可看，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市（Austin）对电视业的垄断，当地唯一一家电视台属于“小瓢虫”约翰逊（“Lady Bird”Johnson）女士所有。

如果将 21 世纪的孩子带回到 1963 年，那么有限的收视选择只是令其惊讶的事情之一：所有事物都缺乏变化，那种单一状况现在看来近乎离奇。

流行音乐方面，只有一个由摇滚乐、乡村音乐、民谣和相当数量的 50 年代风格的流行歌曲组成的前 40 名的排行榜。除了少数地区有专门的乡村音乐电视台外，其他音乐流派都没有各自专门的电视台。除一些大学城和特大城市外，大多数地方的书店不但数量少，而且规模也很小，通常仅有几百本图书出售。没有亚马逊（Amazon）。如果一部电影在当地上映的一两周内你没看的话，恐怕就再也看不到了。没有 DVD 光盘。某个电视节目，你要么在它播出的当晚观看，要么只能等到夏季重播时再看。没有 TiVoo。

人们开着美国制造的汽车，欧洲生产的汽车既少又贵。日本车在 1963 年刚刚被引进美国，但并不受欢迎——“日本制造”是廉价劣货的代名词。你或许能在路上偶尔看到一辆跑车——福特公司的雷鸟或是雪佛兰公司的科尔维特——但绝大多数顾客选择的是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公司生产的轿车、敞篷车和旅行车。

1963 年，典型的美国城市在饮食方面的选择余地小得惊人。在某个大城市，你可以找到几家经营美国式中餐的餐馆，几家提供通心粉和披萨饼的意大利餐馆，还有一些有着法国名字的餐馆，那多半意味着它们的菜单上有法式洋葱汤。但是如果你想吃一道精致可口的四川菜、香蒜沙司面或煎嫩鹅肝，那你还是歇了吧。泰国的咖喱菜？全美国第一家泰国餐馆要到八年以后才开业。寿司？生鱼片？你在开玩笑吧？

《唐娜·里德秀》剧照

11 月 21 日星期四，黄金时段电视节目表中有《摩登原始人》（The Flintstones）、《唐娜·里德秀》（The Donna Reed Show）、《我的三个儿子》（My Three Sons）、《梅森探案》（Perry Mason）和《佩里·科莫秀》（The Perry Como Show）等，但排名第 14 位的《基尔代尔医生》（Dr. Kildare）却得到了《时代周刊》（Time）的收视推荐。那周的剧情说的是一名此前有过一次流产经历的未婚先孕少女的故事。少女的个人经历使其精神几近崩溃，就连基尔代尔医生也无能为力。由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另一档节目《最后一刻》（The Eleventh Hour）有一期将在一周后播出，他只得向那名少女推荐了该节目中的一位精神病专家。

当然，她原本就不应该怀孕。未婚先孕总是不对的，如果一个女孩真的怀了孕，接下来她就应该同那个令她处于尴尬境地的男朋友结婚才对。要是她没有结婚，就应该把孩子送给他人收养。这些沿袭已久的观念为不同政治派系的人们所秉持。直到 1963 年，美国人依然不折不扣地遵守着这些行为规范。黑人（1963 年时指称非洲裔美国人的唯一礼貌用语）中单身女性的生育比例，即所谓“非婚生育率”的不断上升令人担忧。而在白人中，非婚生育率只有 3%，差不多整个 20 世纪都是如此。

所有种族中，结婚几乎是普遍的，而离婚则是个别的。在 1963 年的人口现状调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以下简称 CPS）中，离婚者的比例刚刚超过美国家庭总数的 3.5%，而分居者的比例为 1.6%。一个人受教育程度如何对婚姻而言并无太大的差别——大学毕业生与高中辍学者的结婚比例大致相同。

美国人不仅几乎都结婚，而且母亲通常都留在家中养育子女。1963 年，有年幼子女的已婚女性中超过 80% 的人没有外出工作。在观看《奥齐和哈丽雅特的冒险》（The Adventure of Ozzie and Harriet）时（该剧在 1963 年依然流行，收视率排名第 26 位），美国人无论黑人还是白人，无论是劳动阶层、中产阶层还是富人阶层，都在思考着家庭结构的问题，而绝大多数人是通过亲身经历来认识的。

《奥齐和哈丽雅特的冒险》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丽雅特·纳尔逊（Harriet Nelson）本人是一位职业母亲（她是一名在表演中扮演自己的演艺界资深演员）。另一个具有讽刺意味之处是不清楚奥齐所从事的职业——至少剧中没有交代其以什么为生，但他一定有事做。无论富有或贫穷，无所事事的成年男性都毫无社会尊重可言。因此，就会有 98% 的三四十岁的平民男性对政府调查员称自己系劳动人口，要么在工作，要么正在找工作。自政府提出该问题以来，好像就一直是这个数字。

无论是用于描绘情意浓浓的传统家庭，还是用于警示违反准则的危险后果，电视都是一个不错的帮手。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电视节目就是用来证实那些被普遍接受为部分“美国生活方式”的标准的正确性的。“美国生活方式”的说法在 1963 年仍被普遍使用。

电影业对行业规范的不满比电视网更甚，只不过多半尚可接受。与现今电影制作人所承受的限制相比，半个世纪前的陈规旧章似乎倒没有什么过时之处。1963 年，如果电影制作人想要通过《美国电影协会电影制作守则》（Production Code of the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的审查，影片对白中就不能有任何比“见鬼”（hell）或“该死”（damn）更过分的亵渎性语言，而且只能是出于剧情的需要，几乎所有人都是这么做的。片中角色不得亵渎上帝，不得嘲弄宗教，不得有任何形式的淫秽言行——意指与任何性行为有关者。演员不得裸体或近乎裸体，也不得采用任何类似性行为的舞蹈表演方式。剧情不得因增加吸引力或合理性而出现婚外性行为。同性恋只能用于表现性变态。堕胎？《守则》规定：“不得鼓励堕胎题材，且不得过多暗示，一旦违反则不得通过审查。”

早在 1963 年 11 月以前，《电影制作守则》就遭受诟病。像《灵与欲》（Elmer Gantry）和《洛丽塔》（Lolita）等影片，尽管涉及被禁止的主题，却设法通过了审查。还有几部影片，特别是《金臂人》（Man with the Golden Arm）、《桃色血案》（Anatomy of a Murder）和《热情似火》（Some Like It Hot），未经审查就已发行。《汤姆・琼斯》（Tom Jones）是一部以滑稽手法表现各种放荡言行的英国影片，已于 10 月上映。但是 1963 年票房收入最高的美国电影——《西部开拓史》（How the West Was Won）、《埃及艳后》（Cleopatra）、《欢乐今宵》（Bye Bye Birdie）、《大逃亡》（The Great Escape）和《谜中谜》（Charade）——依然不折不扣地遵守着《电影制作守则》规定的道德戒律。

《热情似火》剧照

文学表达的自由度依旧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联邦法院于 1959 年做出一项判决，禁止邮局没收通过邮件寄送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北回归线》（ Tropic of Cancer）和《范妮·希尔》（Fanny Hill）等书籍，但此规定在许多州还只停留在纸面上。就在一个星期前，曼哈顿一家法院就纽约州的一项法律进行了审查，该项法律规定禁止销售任何涉及“鼓吹、渲染、美化不当性行为与淫乱内容”的书籍。《范妮·希尔》也在此列吗？毫无疑问，合议庭三位法官的回答是肯定的。法庭确认，尽管该书文笔精妙，但是，“即使有最精美的包装，污秽仍然是污秽”。

这些价值观被广泛认同的部分原因在于 1963 年美国社会的宗教状况。10 月进行的盖洛普民意调查（Gallup poll）将受访者的宗教信仰和最近七天是否去过教堂（注意，1963 年的用词是“教堂”，不是“教堂或犹太会堂”或者“礼拜仪式”）作为调查的两个背景问题。只有 1% 的受访者称自己没有宗教信仰，有一半的受访者称在最近七天做过礼拜。不同阶层受访者的回复几乎没有差异。不论贫穷还是富有，也不论是高中辍学者还是大学毕业生，声称自己是宗教信徒与不久以前做过礼拜的美国人的比例大致相当。

好莱坞对影片中可以表现犯罪活动的方式有着极其详尽的限制，这相当于一条规定，即电影必须始终表明犯罪行为是得不偿失的。但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似乎并不奇怪。到 1963 年为止，美国社会的犯罪率已下降多年。除了一些大城市中治安状况最糟糕的住宅区外，美国大部分地区居民家中通常都不锁门，儿童可以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在住宅区里到处玩耍，也很少有人担心独自走夜路时会遭到抢劫。

美国的监狱只关押了一小部分刑期至 2010 年的罪犯，但各类犯罪的清除率与一旦被判某项重罪即被监禁的概率都很高。因此，与随后几年相比，我们得出这样一个悖论：即使在低收入的住宅区，犯罪率也很低，并没有多少人被监禁过，但这些住宅区里的大部分人却因时常犯罪而锒铛入狱。人们不会轻易地相信犯罪行为是得不偿失的，不过总的来说，的确是得不偿失。

说到毒品，我们拿不出普遍吸毒的准确的数字——对吸毒的调查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多少吸毒者引起警察的注意。1963 年，每 10 万名美国人中有 18 人因滥用毒品被捕，而因酗酒被捕的则有 1284 人。截至 1963 年，虽然人们毫无节制地饮酒和吸烟，但毒品数量很少且来自国外。

1963 年 11 月 21 日的美国依旧问题多多，其中最大的是非洲裔美国人的地位问题，这是自开国者们在《独立宣言》中没有下决心废除奴隶制以来就一直侵袭着美国国家命脉的问题。1963 年的美国南方依然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种族隔离的社会，至于这种种族隔离是法律上的还是事实上的，则没有太大的实际差别。在北方，尽管支持种族隔离的法律已不存在，但实际上城市中的住宅区和学校仍处于种族隔离状态，收入、教育和职业方面的种族差异都是巨大的。民权运动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国内最大的关注点，美国黑人早已有之的道德激愤奠定了该运动的基础，而美国白人迅速提高的觉悟也对该运动给予了支持。

1963 年的美国女性地位问题虽未引发运动，但已是群情激愤。1963 年春季入学的大学男女生数量几乎相等，但此后的差异逐渐增大。同年，大学毕业生中男女比例为 1.4：1，被授予硕士学位学生的男女比例为 2：1，而被授予博士学位学生的男女比例为 8：1。比这更糟糕的是职业前景。女性得到同等待遇和就业机会的，依然只有教育和护理两个职业，而实际进入以男性为主导行业的女性可能预料到要忍受某种程度的性骚扰，这可能使 21 世纪头 10 年中此类案件的即决损害赔偿数额大大增加。绝大多数男性认为，女性嫁人、做饭、收拾屋子、养育子女以及照顾丈夫是理所应当的，否则就是不合传统的异类。

在许多城市地区，污染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洛杉矶的烟雾多是一种明显的雾霾，弥漫在城市上空，而隐蔽的污染与存在于这个国家湖泊和河流中的污染同样危险。

除了一些大城市中治安状况最糟糕的住宅区外，

美国大部分地区居民家中通常都不锁门

还有一个问题在一年内可能会成为美国国内政策的焦点，那就是贫困。当时还没有官方的贫困标准——经济学家莫莉·奥尔尚斯基（Molie Orshansky）与其社会保障局（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的同事们正在为此努力——一旦通过回溯计算得出 1963 年的贫困标准，就会确定近乎 20% 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然而贫困问题还一直处于政策议程的边缘，其中的缘由远比迟钝和冷漠要复杂得多，它归因于 1963 年仍然盛行的战略乐观主义：贫困现象这么多年来迅速减少，这让美国人觉得一切都进展顺利。经济学家们后来使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出了早期的贫困率，并且确定 1949 年有 41% 的美国人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率在区区 14 年的时间里从 41% 下降到不足 20% 可谓是一个非凡的成就，然而没有人了解这些数字，但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这种进步的真实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 1963 年时普通美国人对贫困问题并不担忧，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明确表明经济在好转。

如果你根据民意调查数据的表面情况做出判断，这种进步还有助于解释 1963 年的美国不存在下等阶层或上等阶层的原因。在那年秋天进行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有 95% 的受访者声称自已是劳动阶层（50%）或者中产阶层（45%）。许许多多的穷人拒绝承认自己属于下等阶层，为数极多的富人也拒绝承认自己是上等阶层。这些否认反映出一种建国伊始就盛行的民族自负：美国不存在阶层，或者，即便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美国人也当它不存在。

11 月 21 日，当沃尔特·克朗凯特用刚刚自创的结束语“事情就是这样”结束节目时，他不曾料到数小时之后一个事件的发生改变了他的职业生涯。特别播报中影像模糊的场景，播报来自官方的总统身亡消息时，克朗凯特苍白的面孔和强作镇定的声音，下意识拨弄眼镜的动作，竭力掩饰强忍的泪水，都将成为这个国家闻知噩耗时的代表性画面。

无论是克朗凯特本人还是他的观众，都根本无法知晓在政治、经济、科技、高雅文化、通俗文化以及公民文化等各个方面美国将会发生多么大的变革。

在某种程度上，刺杀事件是这场变革的起因之一。1963 年 11 月 23 日的肯尼迪并不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总统，直到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在刺杀事件发生几周后采访了杰姬·肯尼迪（Jackie Kennedy），肯尼迪总统的卡米洛王朝形象随后才得以显现。就在刺杀前几个星期，盖洛普公布了肯尼迪总统 58% 的支持率——还不算坏，但在那个尚未极化的时代很难算得上突出——《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排名第一的非文学类畅销书就是维克托·拉斯基（Victor Lasky）那本饱受抨击的《肯尼迪其人其事》（J.F.K.: The Man and the Myth）。除了遇刺身亡时只有一般的政治影响力之外，肯尼迪因推动根本性变革的气质和信念而不受欢迎。就在全国的悲痛和自责阻挠他的政治对手之际，一位资深国会议员凭借这一突发历史事件入主白宫。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肯尼迪总统未遭遇不幸，任何类似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所掌控的立法巨头就不可能出现。如果肯尼迪活着，没有人知道越南战争将会如何收场，但结果几乎不可能比约翰逊的政策造成的创伤更糟。

换句话说，刺杀事件碰巧给势在必行的变革提供了一个信号。在 20 世纪 60 年代，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肇始于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而不是总统或者国会的决定，激进的绝对多数制原则已在联邦最高法院确立。肯尼迪身亡后的六年中，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了诸多历史性裁决，其间有七位大法官一直在位。

截至 1963 年 11 月 21 日，某种性别革命已不可避免。第一种口服避孕药已于 1960 年面世，一经上市便大受欢迎。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女性获得了一种便利而可靠的避孕方法，即便是在激情来袭以及没有男性协助的情况下，也能确保她们无怀孕之忧地享受两性情爱，性观念理所当然地要发生深刻的转变。

有关非洲裔美国人命运的一场革命也已在所难免。民权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地进行了 10 年，并在 1963 年 8 月 28 日华盛顿大游行时达到了道义上的顶点。当时有 25 万民众齐聚华盛顿国家广场，大游行以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讲结束。虽然在合理完善立法与变革管理体制方面，约翰逊总统很可能与肯尼迪总统继续主政的情形不同，但 1963 年重大变革的势头已不可阻挡。

马丁·路德·金发表演讲《我有一个梦想》

不管怎样，类似“向贫困开战”（War on Poverty）的计划很可能已在 1964 年提出。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的《另一个美国》（The Other America）已在 1962 年春天出版，作者在书中声称有四千万到五千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且他们的贫困是结构性的——无法通过经济增长来消除。肯尼迪曾读过这本书，或者至少对该书做过某些赞赏性的评论，他还曾给工作人员订购该书，该书后来可能被约翰逊用于制定他的“向贫困开战”的计划。肯尼迪实际上能通过多少项计划那是另一回事，但是哈林顿的观点已为民主党内的自由派所接受，即便刺杀事件没有发生，其观点也会成为政策辩论的部分内容。

1963 年，将会对美国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其他运动业已兴起。年初，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出版了《女性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一书，后来这被视为女权主义运动的序幕。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已于 1962 年出版，成为《纽约时报》的畅销书，该书激起人们对公众利益的关注，还引发了环保运动。拉尔夫·内德（Ralph Nader）首次在《民族》（Nation）杂志上撰文抨击汽车业，两年后随着其著作《任何速度都不安全》（Unsafe at Any Speed）的出版，开创了保护消费者权益运动。

60 年代的文化景观已在 1963 年日渐成形。鲍勃·迪伦（Bob Dylan）的《随风飘去》（Blowin'in the Wind）、《大雨将至》（A Hard Rain's a-Gonna Fall）和《别想太多，没事的》（Don't Think Twice, It's All Right）——被我们看作代表所有 60 年代主题的歌曲——在肯尼迪遇刺身亡前六个月就已经发布。1963 年 11 月，英国风靡一时的甲壳虫乐队（Beatles）正在筹划他们的首次美国巡演，该乐队曾为英国女王演出。

历史已经吞下了人口这个难题。截至 1963 年 11 月 23 日，婴儿潮中早期出生的同龄人已进入青少年时期，无论如何，他们正在成为将要成为的人。此时无人知道，如果一个年龄段的人口数量异常庞大，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重大影响。每个人即将会找到答案。

本书以 1963 年 11 月 21 日以来美国社会发生的某种演变为内容，该演变导致了各阶层的形成，有关它们的种类和隔离程度与迄今所知的这个国家的任何阶层都不相同。我将论证，如果不同阶层间的分化持续下去，美国将不再是美国。

为避免误解，允许我明确说明本书不予涉及的内容。

首先，我不认为美国曾经是一个没有阶层的社会。通常从一开始，富人和穷人就生活在城镇的不同区域，去不同的教堂，礼仪和风俗也有所差别。并不是出现了新阶层，而是这些阶层在核心行为与价值观方面出现了分化——几乎认不出他们同为美国人的根本亲缘关系。

其次，我没有对作为世界大国的美国的衰落给出原因。然而自相矛盾的是，我所谴责的这个产生等级社会的经济动力却促进了美国人力资本的繁荣。在未来的数年里，这些动力将会增强而不是减弱我们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力。我也没有预测美国军事和外交优势的衰退。

但美国计划（American project）并非是国家财富和国际影响力的最大化。美国计划——这一用语你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再次看到——包含了自建国伊始就证明人类作为个体可以获得自由、所有家庭过着他们想过的生活以及人们自愿地团结起来解决共同问题的不懈努力。建基于该理念之上的政体产生了被全世界视为非凡的公民文化，这种文化得到美国人的普遍认同，以至于成了一种公民宗教。成为美国人与成为他国公民肯定是不同的，这些不同的方面是美国人十分珍视的。然而这种文化却日渐式微。

我将注意力集中于发生了什么而不是为什么会发生上。我讨论了一些原因，但大多数原因涉及无法改变的各种力量。我的首要目的是通过归纳来认识美国社会在许多方面正在发生的分化，这种分化不是沿着种族或民族的接缝处发生的，而是沿着阶层的接缝处发生的。

这就引出了本书的副标题以及对副标题中美国白人的特别说明。数十年来，人们一直从种族和民族的角度来描绘美国人生活的趋势，以非拉丁裔白人（以下简称白人）作为参照——黑人与白人贫困率的比较、拉丁裔人与白人上大学者比例的对比，等等。这样做并不算错，我的书中也尽是这样的比较。然而，由于参照本身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一方法已经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

因此，本书第一部分描述新上等阶层所使用的大多数证据来自白人，而第二部分描述新下等阶层所使用的证据全部来自白人。我的意思是，不要欺骗自己，说我们正在思考那些通过抨击种族主义残余和限制移民就能够解除的压力，我说的这些趋势独立于民族传统而存在。在本书的倒数第二章，我扩大了讨论范围以涵盖所有美国人。

正如所有有关政策的书一样，本书最终要讨论我们可以如何改变做法。但对本书而言，就如同了解原因一样，讨论解决方法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全神贯注地探究问题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