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意大利人用中文书写的中国六年漫游|情绪_新浪财经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四十四卷，为免费内容。

《我用中文做了场梦》是意大利青年作家亚历用中文写下自己六年来华往事的非虚构作品。亚历和中国结缘于 2014 年南京青奥会，于 2016 年前往中国学习电影和中文。他亲历了近六年间中国社会的大小变化，从电影行业的起伏，到时代环境的变动。他不借助翻译、用中文和人交流，更深入地和不同的人互动，记录下身处这片土地的人们的动人故事。

亚历用冷静又不乏幽默的文字，记录自己在中国的观察和日常，书写近年的个体遭遇和时代变化，也写下无论全世界青年人共同面对的时代情绪和现实困境：在失序且孤独的时代，勇于拥抱生活的不确定，保持流动，渴望自由，跨过隔阂，与人连接。

经新经典文化授权，我们节选了本书后记以及亚历受邀在四川过年的故事，分享给读者。

世界公民

2014 年 8 月，在《北京欢迎你》发行六年后，中国准备再次为全球做东，在南京举办史上第二届青奥会。我在法兰克福转机，等着汉莎航空公司的 LH720 航班。我第一次前往东方，也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我要去看看。

高中毕业之后，我没有直接上大学。我在美国做了一段时间的环保志愿者，同时写博客。在我老家，一个记者持续关注着我写的游记。半年后我回家的时候，他问我想不想当他的助理，做体育报道。虽然不是熟悉的足球，而是射击赛事，但我接受了。重要的原因，是这份工作提供频繁出差出国的机会——第一年，德国和西班牙的射击世界杯；第二年，中国南京的青奥会。坚持了两年，我最期待的时候到了。二十岁，手里是一张跨越半个世界的机票，我坐在飞机靠窗的座位喝一杯冰啤酒。我望着窗外的云海，想象着南京的样子。

8 月 15 日的中午，我在禄口机场的人群中四处张望。南京的夏天，室内潮湿的空气让我觉得自己在一个游泳馆里。一个穿着绿色马球衫的女生远远出现，向我挥手。她走过来，确认了我的身份之后，说出一句“Follow me”，转身带我走出机场。

出发前，我查到资料，南京青奥会的制服有四种色系：技术官员穿着“正当红色”，青奥组委会工作人员穿着“展望蓝色”，安保人员穿着“卓越金色”。而我刚遇到的女生是穿着“青春绿色”的志愿者。

那几天，两万名穿着“青春绿色”的志愿者成为我见中国的第一面。他们大多是一些在南京读书的 90 后大学生，女性更多一点。在奥运村迷路时，只要一抬头看到那些鲜明的马球衫，你就有可能不错过下一个工作安排。每次从酒店坐班车去体育馆，她们会面对我们站在过道上，像一个新手导游在讲述一些关于南京的知识点。

2014 年，亚历在南京青奥会撰写的报道

青奥会开幕后，赛事日程繁忙起来。赛后，我会尽量以高效率写完报道，争取早点收工。有天，事情处理得差不多了，老板主动提出我要不要先走，他自己留在办公室应付剩下的事务。“你有没有在前台兑换人民币？”我准备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老板问我。他从黑色的商务包里拿出一个装着几张百元钞的信封，递给我说：“玩得开心。”

体育馆的前台小哥试图对我解释地铁站的位置。面对我的疑惑，他明智地选择放弃口语交流，跟我一起走出体育馆。我们走了几十米，直到地铁站出现在远方。他说他需要改善他的英语，我不知道怎么说“麻烦你了”。

地铁上，气氛很安静。没有人对我的存在做出回应。我感觉自己误入了一个别人的房间，正在窥视家里的主人化妆、回邮件、整理头发。虽然物理上是一个公共的空间，但所有人处于一种专属于自己、非常私密的状态。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次不能再平常的坐地铁。对我而言，这是下飞机后第一次脱离自己的工作环境和身份，踏实沉浸于这里的社会。终于没有人注意我、跟我解释、给我演示。我是地铁上的苍蝇。

我在一家商场里的饭馆点了一条长江的鱼。我假装自己还在威尼斯，决定点一杯白葡萄酒，心里想着达到了一种远离家又感到熟悉的完美状态。沟通能力有限，服务员给了我一杯白开水。我想，没关系，反正也是白的。商场里放着筷子兄弟的《小苹果》。上头的旋律很快就穿入我的脑袋。我拿手机识别歌名，回酒店反复听。我用脸书向远在欧洲的同学朋友点击“分享”。还在办公室的老板给我点赞。

我走在南京的街头，进了一家书店。在很显眼的位置，我发现《丁丁历险记》的中文版。我买来几本，准备送我爸。他收藏着《丁丁历险记》的各种版本，已经堆满了我们的地下室。现在竟然到我为他的爱好做出贡献的时候了。

现在，在世界各地旅居、成为“游牧写作者”的亚历

我写完赛事报道，在奥运村散步，跟志愿者闲聊。这是我能够真的接触这里的人的宝贵时间。我决定去介绍这次在南京遇到的人。她们用拼音写下自己的名字，我用英文记录她们的故事。

南京市民 Wang Lu 那年三十岁，是青奥村“学习与分享站”的助理。她觉得在青奥会做志愿者的年轻人会因为这次经历而成为世界公民。“他们会更加了解这个世界，”她说，“这是第一次在南京举办一场如此全球性的活动。他们会有更广阔的视野。”

Xue Ting 当时二十一岁，在青奥村环保主题的“绿色空间”做志愿者。她在南京师范大学学习了两年的法语和英语之后，有了机会在现场练习，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聊天。“你可以交很多朋友，”她说，“和他们交流我觉得很有意义。我们是学语言的，而语言需要练习。毕业之后，我也许会去法国吧。”

跟 Xue Ting 同龄的 Liu Jia 来自江苏南通，她在南京学习了两年英语。她喜欢与外国运动员分享自己的文化。“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Liu Jia 说，“让世界人民更多地了解我们。”中国结是她最喜欢分享的文化元素。“我们可以展示如何制作，还有我们为什么喜欢它们。它们能创造一种氛围，传播快乐。然后，我们就可以问外国人在他们的国家幸福的象征是什么，互相交流。”

当时和我年龄同样是二十岁的 Fan Li，跟着 Liu Jia 在奥运村负责一个综合信息亭。Fan Li 来自江苏泰州，在南京上了一年的对外汉语专业。“有时候，”Fan Li 说，“运动员来这里，我们就可以教他们一些简单的中文，像‘好的、谢谢、你好’。我们没有那么多机会认识不同的人。希望这次的机会可以让我们成长。我们可以学到很多。”

Dai Li 才十六岁。她加入了一个在青奥村的“世界文化区”的九人组，介绍非洲第二小的国家，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有时候，Dai Li 遇到的运动员不会英语，不过她觉得也不是问题。“如果没有共同的语言，”她说，“我们可以玩游戏。中国人能跟其他人连接。连接很容易，像玩拼图一样。”

2024 年，亚历登上一席，讲述他从十年前的青奥起坚定的一个信念：“跨越隔阂，与人连接”

在我看来，这些志愿者当时呈现给我一种信念：全世界的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找幸福。尽管有文化上的差异，我们也是可以互相理解的，可以分享个人经验，彼此获得成长。让我感到最乐观的是一个数字：这次申请做志愿者、跟全球搭建桥梁的人数高达十万三千多。结合和志愿者的交流，这让我觉得中国是一个渴望和世界连接的社会，是地球村的一部分。我似乎在志愿者的眼里看到了未来：我们会越来越走到一起。

不知道，Xue Ting 后来有没有去成法国，Dai Li 是否还在玩拼图。

唐先生的故事

“意大利春节怎么过？”小艾转移话题对我说。我一时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一笑而过的，那是个对方说完就会意识到自己说错了的场景。但是小艾期待着我的答案，而且在未来七天，不少村民表达了同样的疑问。小艾等于是在进村之前帮我先排练了。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意大利那边不过春节，过圣诞，因为圣诞节就是我们那边的。

小艾说他父亲今天去办了新护照。在陕西的时候，唐先生有提到过我们一起去意大利的事情。我大概是把它和其他那些喝白酒时许下的承诺放在一起，没想过会再次被提起。我又低估了唐先生。“我也要去办，”小艾说，“说不定到时候我们都一起。”我表示欢迎。

“可以的话我还想去德国。”小艾接着说。我从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回意大利，又怎么变成了个欧洲小旅游团的团长。我问小艾他想去德国的什么地方。

“那个地方叫啥我忘了。”小艾笑着说。

他说的是特里尔市，位于德国西南部，沿着摩泽尔河而建，曾经属于罗马帝国，现在产白葡萄酒。当地人爱吃白芦笋。但这些都不是小艾想去这里的理由。1818 年 5 月 5 日，在特里尔的布吕肯巷 664 号，荷兰裔犹太女性亨丽埃塔·普雷斯堡生了她的第三个孩子，名字叫卡尔·马克思。

“一个小梦想吧，”小艾眼睛发光，“从意大利过去远不远？远就算了。”我说不远。我们刚仔细比较了意大利奢侈品牌在国内和国外的差价，让从事服装行业的小艾有些兴奋。我现在能想象他提着阿玛尼的购物袋走进共产主义之父的故居的样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算是一种信仰吧。”小艾一口气总结了自己的精神世界。是一座用十四个字可以说完的天宫。

聊到过去，小艾会把中国的八十年代定义为一个“开始走偏了”的时期。他对现在的世界的理解，是“哪里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资本，这没办法”。小艾像是身处某种长久的善恶之争当中。虽说他不觉得目前的状态理想，但是可以接受。

深夜的乡间小道又窄又黑，还到处都是拐弯。透过车窗，我们看到一个独自走在路边的村民，让小艾感慨。“你能想象如果我们现在是在美国吗？”他笑起来说。问题的语气意味着我应该能想象得到，但我脑海中没出现任何画面。我总为闲聊中就那么容易聊到美国而感到吃惊，并且有时候缺乏准备。

“得多吓人，”小艾理所应当地说，“走在那种路上，随时都有可能被枪击。美国那边主要是资产阶级，所以老百姓还是比较受苦受累的嘛。”

由于工人已经放假了，我住的是一个装修到一半的新房子。家里只有男人：我、唐先生、他父亲、他儿子，各住一间。有电、有煤气、没有热水。在客厅，两个小太阳对着一个沙发—这个简陋的环境中接待客人最体面的一处。晚上，如果不被唐先生的父亲发现，我会把其中一个小太阳带到我的房间。要取暖的不止我自己。我电脑的电池失灵了，只能通过插座才能正常运行。房间里的气温在七八度左右，低于苹果公司建议的最低使用气温十度。像人一样，在小太阳边待了一小会儿，电脑的电池也活过来了。

在农村的第一天，腊月二十六，我中午去参加酒席。是一个村民的七十大寿。现场很热闹，有小孩、家长、老人。在外面摆的一个小桌用来处理随份子、写礼账单的事务，像公司前台，大家需要经过这一关才能进去。一楼的气氛很好，小朋友们到处玩耍，五六个圆桌相互离得很近，剩余的空间勉强够让阿姨们走过去上菜，菜很香，热乎乎的，是在院子里刚用柴火蒸出来的。作为一个来体验乡下生活的城市人，我的农村幻想已经被满足了。但唐先生把我拉回到现实，他的现实。“我们弄几个菜，一点酒，就上去吧，”唐先生说，接着找阿姨们来协助实现他的想法，“楼下太乱了。”

我们上了露台，临时安排了一个小桌，总共六个男人。回到农村过年，唐先生追求这种 VIP 待遇。更何况，他觉得把我带到安安静静的露台上吃菜喝酒才是对我好。他无法想象我会更喜欢待在有烟火气的一楼。我尝试说一楼也挺好的，唐先生可能觉得我在客气。

离我在成都喝醉才过了两天，我面前又是一杯倒满的白酒，我一闻就感到恶心。出门之前，唐先生和我说过，到饭桌上他会劝我不要喝多了。“不是不让你喝，”唐先生当时说，仿佛在道歉，“是我需要这么说，这样显得我对你好。”但是也不能不喝。我不断给自己盛豌豆尖豆腐汤，喝一口白酒，就来一口汤。

唐先生下楼去社交的时候，我趁着机会悄悄地溜了出去。我已经懂了，我在农村这段时间会一直被安排在中老年男性的喝酒桌，因此下楼看看年轻人和各年龄的女性能让我松一口气，似乎回到了个正常的世界。我和一个小朋友以及她的妈妈一起玩，聊她们平时在广东的生活。下午，小艾开车带我去镇上的超市。在车上，我问他会怎么形容他和父亲的关系。

“也就那样。”

“怎么讲？”

“世界观不一样。”

“比如？”

“格局不一样。”

小艾沉浸于抽象的词汇，我怕很快就又聊回到列宁，就选择放下这个问题。

“你对中国的年轻人有了解吗？”小磊问我。我说我应该算是对中国大城市的年轻人有些了解。“其实很多中国年轻人有梦想，但会为父母选择放弃。”小磊没听完我的回答就说。

他的意思是放弃一个没有经济保障但是自己喜欢的职业道路，而选择一份收入更高、性质更稳定的工作。小磊喜欢美术和摄影。他现在在苏州一家做新能源汽车线路的工厂上班。刚上班那几年，小磊买了张站票，坐了三十小时的绿皮车回家过年。车票三百多，机票一千八百多，他觉得省的这一千五可以给父母花。

我相信谁都无法概括中国年轻人如此庞大的群体是如何想、如何生活的。比起做一个社会观察，小磊更像是在形容他做的选择，甚至在说服自己这样选择是对的。那天下午，小磊很热切地跟我分享了他心目中孝敬父母的方式。在接下来的七天里，我们经常会在各种酒席上碰到。他忙着切菜、倒酒、招待客人。我们时不时会偶然对视，可什么都不说。

在农村的第二天，我精神比较崩溃。是我没做好心理准备。出发之前，我知道在农村会有听不懂方言的时候，会吃不到新鲜的面包，身边不会有什么亲人。这些精神上的困难我都有准备。但我没预测到会有身体上的挑战。早上是最冷的时候。每要做一件事情，我都先在脑子里过一遍，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再回到床上盖两层被子。我用烧水壶烧水，倒到水盆里简单地洗了个澡。这七天会需要极高的抗寒和适应能力。我可以做到，但这不太像是唐先生说的来玩，更像是过冬。我对他的邀请感到有些心情复杂。关于要住的房子的条件，他怎么没有早说？

“马路修得还可以吧？”出门的时候唐先生和我说。他感觉到了我的委屈，并尝试以一种让我哭笑不得的方式安慰我。但我还是觉得他挺可爱。我们去亲戚家吃午饭。那是一栋旧房子，但这在农村是最好的。在屋里做饭时，大家能围着柴火坐下来闲聊取暖。这些天，每次去做客，我怕的就是去新房，又冷又大。作为一栋没修完的新房子，唐先生的家有可能是村里最不宜居的地方。

比起以男性为主导的饭桌交谈，在柴火边更容易听到女人的声音。我在这里认识了唐先生的女儿。原来她不是没有回家，而是住在一栋更暖和的房子里。我听到父女之间一次比较令人难忘的对话。

“你工作了之后要发红包。”唐先生说。

“你先把学费交上。”女儿回答。

唐先生的女儿对我的局外人身份比较有共情能力。他们吃饭的时候用方言聊天，她偶尔会大概把聊的内容用普通话和我交代一下。在一个传统习俗推动一切的日常里，她让我感到一些新鲜的幽默和思维。下午跟着她下田挖芋头时，我随便拍了几张她的照片。她转身对我说：“你在拍抖音视频吗？女大学生回家干活？”

在酒席上遇到年轻人时，我心里会渴望这种事情发生—一种抛开过节的场合规则、作为同龄人的精神连接，能让我们聊点彼此的想法和感受。他们有时候会坐我对面，但是一次又一次敬酒的节奏容不下字面意义上的闲聊。

客厅的电视播放着当天的国际新闻：法国人的罢工、缅甸工厂的火灾、土美关系的恶化。同时，饭桌上的人在争取自己的男性尊严。倒酒倒满当，喝酒喝到底，一滴不剩，才算耿直。大家情绪激动，酒壮胆提神。有人说他喝白酒喝二三两就差不多了。“我能喝半斤，”其他人不服气地说，“饭都不吃了，就喝酒。”喝不下去的男人试图用发烟的方式来弥补，但是遭到排斥。“你不喝，我不抽。”唐先生拒绝亲戚发的烟时说。

其他适合男人的话题是烟的价格，关税的问题；事业以及国内外这几年的状态；老表的分类，亲老表和远老表；谁算是自己家里的人，谁嫁出去了就不算。酒喝到位了，会出现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唐先生选择这样的场景来委托他人帮忙办事。果然很顺利。“我懂你的意思，”对方终结了这个话题，“相信我的能力。”我虽然没有事要办，但是喝了两杯之后便不觉得冷了。白酒是村里的暖气。我融不太进大家聊的话题，特别是因为方言的障碍。唐先生确保我有腊肠吃，有酒喝。有人问我吃不吃得惯，饭菜是不是比在城市好吃。“在城市也觉得好吃，”唐先生的某个亲戚插嘴说，“在国外都是吃肯德基。”这也许是我在整个春节期间听到的最刺耳的一句话。忍住了反驳的冲动是我在情绪管理上值得标记的成就。

坐我旁边的八十二岁的大爷借着酒精和我聊起来。他一直重复两句话：“年轻人多吃点菜，要吃饱。”还有：“大学研究生前途好得很，有能力，也要吃得苦。”他回想起和生产队一起过的年，说那时候“感情好”。现在大家都隔得远，“不容易凑齐一家子人”。大爷以前是当兵的，不停地变换地方。他说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国外，都要学会语言。“在美国就说美国话，在中国就说中国话，”大爷用四川话告诉我，“大家才好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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