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馑时代，建设中的大庆_新浪财经

《大庆：为了石油的建设》是关于大庆油田这座模范“城市”如何成为时代工业地标的故事。本书着重探讨社会主义中国早期建设、城市化和工业化战略、土地和资源利用，以及城乡分化等问题。书中采用双线叙事，一方面透过大庆城市的设计与建设，折射出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环境变化及政治路线选择；另一方面通过女规划师晓华的个人经历，讲述她在大庆的工作、生活与大历史中的个体抉择。双线交织，互为补充。书中记录的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来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持续改革，以及城市建设在国家和地方一级的协商方式，殊为难得。同时也涉及粮食和能源的故事，这是决定新中国生死存亡的两大关键因素。

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授权，我们节选了第二章《先生产，后生活》，分享给读者。

另类景观

早晨等晓华醒来的时候，室友已经离开了。晓华和阿松在院子里见面，这里只有简单的桌子和长条凳，用作临时的食堂。阿松给两人拿了玉米粥和深色的窝窝头作早餐。窝窝头像石头一样硬。晓华咬第一口的时候就皱起了眉头。她放下窝窝头，喝起了玉米粥。

登记办公室距离宿舍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他们的命运被决定了。阿松被分配到位于油田中心萨尔图的会战指挥部工作。晓华被分配到设计院，该院刚刚迁至滨洲铁路沿线的让胡路火车站，距离萨尔图有 20 公里。晓华尽管很不好意思，但还是鼓足勇气问两个人能不能分到同一个地方。答案当然是不行。办公室解释，总部机关的工作需要长途跋涉和户外野地工作，对女性而言太辛苦，设计院更适合她。

“你们可以坐萨尔图和让胡路之间的交通车，免费的。”接待员补充道。

在办公室外，他们遇到了同学冀南。在 1960—1962 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大庆是唯一几个依旧接收大学毕业生的地方。晓华和阿松知道同济大学至少有 20 名学生被分配到大庆油田。冀南提前到了几天，也被分配到了设计院。他已经拿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

“我现在发财了！”冀南骄傲地宣布，并拍了拍他的制服，一件竖条纹缝合的暖和的棉质外套，石油工人都叫它“道道服”。

刚“发财”的冀南高兴地给他们买了火车站旁边的烤土豆。走在路上，冀南带他们看了附近的几个院子，1 号院、2 号院和 3 号院。大多数房子都是由泥和干草垒成。2 号院是阿松即将工作的指挥部机关。新铺的一条土路平行于滨洲铁路，连通总部和沿途的新建筑。

这是一个大晴天。晓华可以清晰地看见远处天地相交的地平线，这是她在上海或者南京看不到的景象。一些农民在卖活禽、谷物和土豆。冀南花了一元钱，相当于半天工资，买了四个烤土豆。当地产的大土豆吃起来很美味。1962 年，大多数中国人依旧面临饥饿，城市居民的食物被严格配给，这样的烤土豆已经是很好的招待。大庆新毕业大学生的工资几乎是国家标准工资的两倍，同时还有偏远地区工作的补贴。但是，家庭主妇基本没有工资，再加上一般家庭有三四个孩子，因此很多大庆工人家庭依旧难以维持生计。在“大跃进”期间，肥皂、蔬菜等日用品的价格几乎翻倍，甚至有市无价。1962 年，大半当地家庭每月的收入少于 15 元/人的最低生活工资。因此，支出被严格控制在购买粮食上，通常只买主食。桌上是否能有蔬菜和肉取决于家庭主妇的农业劳动所得。

下午，一辆卡车载着晓华和办公桌椅，驶往让胡路的大庆设计院。车开得很快，晓华被挤在家具的后面，就像一粒在筛子上翻来覆去的米粒，感觉很难受。太阳渐渐消失在乌云后面。这里有一片片白色的盐碱地和水塘，当地人称为“水泡子”，和大片的草地一起，在草原上绵延不绝。四五十分钟后，卡车终于到了让胡路。这里看起来和滨洲铁路沿线的平原一样，和萨尔图也没什么差别。一条新的公路已经建起来，连接到南部大同的钻井前线。两个研究型单位在这里落户：大庆设计院和大庆石油地质研究院。晓华发现这些房屋都是崭新的，砖木结构加泥墙，粉刷得干干净净。这是她当天见过的最好的房子，比路上经过看到的那些土坯房、活动帐篷、谷仓、牛棚和地上奇怪的洞穴（地窨子）好多了。

晓华身着“道道服”，胸前印有“农垦”字样（徐可摄，1966 年。来源：晓华）

家具都卸下之后，晓华费劲地从卡车上爬下来，伸了伸冻僵的四肢。她注意到房屋的入口都垂着厚厚的被子，这是北方常见的一种做法，用来防止冷风灌入屋内。设计院内有八个部门：一室是龙头室，搞油气运输，其余是采油注水和给排水、机械、土建、电气、化验、勘测，以及总体室。晓华被分到土建室。她的同事大多和她差不多年纪，也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她前一天晚上碰到的年轻女子也在这里。一些有工作经验的高级工程师三十多岁，一般来自北京、甘肃玉门、四川或新疆的设计机构。

部门领导来自北京的石油工业部。他欢迎晓华：“你来得很巧，我们刚从萨尔图搬过来。其他单位都羡慕得不得了，说全战区我们条件最好。当然，这个条件和城市不能比，你要克服一点啊。”

一个叫小钟的姑娘帮晓华领来了劳保服：一顶能耷拉下来盖住耳朵的皮帽子，一双厚厚的大头鞋，一席草垫子，一套黑色道道服，还有一件长款的军绿色棉大衣。接下来几年，晓华将穿着这些制服度过大庆漫长而又寒冷的冬天。裹上制服，谁也分不出性别和名字。

在晓华要去宿舍前，部门领导叫住了她：“有件事你要知道。根据战区规定，我们休‘大礼拜’，就是每十天休息一天。”

糟糕，晓华想，我要十天才能见阿松一面。

“明天就是大礼拜，我们打算用这天来搬家具。”领导又说。晓华明白了：十天也未必能去一趟萨尔图。

萨尔图第一次出现在历史地图上是在 1910 年，俄罗斯人通过西伯利亚铁路连接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和莫斯科。“二战”结束时，这一地区只有 150 户人家，很多是白俄农民。1949 年以后，解放军建立了红色草原农垦场，接收退伍士兵，戍边垦荒。

萨尔图在蒙古语中意为“多风之地”，在满语中意为“大酱罐”。萨尔图确实是一个多风、多沼泽、多蚊虫的草原，人类定居点稀疏而分散。3 月，卡车和吉普车可以任意在混凝土般僵硬的冻土上行驶，但住房是个严峻的挑战。从大同突然移往萨尔图，几乎没有时间建设更多的房屋。有限的活动板房和帐篷给前线的钻井工人和勘探队伍优先使用。在固定地点工作的人，比如指挥部领导、设计院的工程师、建筑工人和其他后勤人员，分散居住在既有的村庄里，在农民的房屋、牛棚，以及没什么遮盖的地窨子里。2 号院就是一个大牛棚，专门留给指挥部的首长们。

夏季常常是倾盆大雨。降水有利于钻井，但是不利于运输。平原泥泞成松软的草原，对机动车而言处处都是陷阱。完成公路网建设是优先的工作，确保年底油田投产。松辽平原的冬天早在 9 月就要到来。不提供必要的遮蔽，一场暴风雪就会带来灾难性后果。1960 年，正值三年严重困难时期，许多工人家属来到油田寻求家里男人的帮助，食物不足、住所窘迫。大庆领导人拒绝了将部队撤回哈尔滨、长春等邻近城市过冬的想法：回城过冬意味着只剩六个月时间用来建设，石油生产也会因此延迟。余秋里曾在残酷恶劣的条件下领导过多场战役，在长征中失去了一只胳膊。他认为，撤退比被打败更可耻。余秋里在北京的办公室斩钉截铁地告诉康世恩：“这次会战，只许上，不许下；只许前进，不许后退！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硬着头皮顶住！”

第一批石油大军驻扎在松辽平原（1960 年。来源：《大庆》画册）

解放军参与大庆建设（拍摄年代未知。来源：《大庆》画册）

临时安家共同建造

有什么办法能够在短短三个月时间内，为所有的工人和家属盖起房子？指挥部从哪里去找足够的劳动力？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建议，石油工人家庭可以就地取材，自己建造临时住所。大多当地人居住的房屋就是用泥土和干草垒成的，俗称“干打垒”：把黏土和干草混合，倒入木框中，反复敲打，使它足够坚固，可以竖立起来做墙。屋顶用一层层的干草堆叠而成，之间涂抹泥土用以加固。这种房子有厚实的土墙和泥草屋顶，室内有炉火取暖，足够抵御北方严酷的冬天，在夏天还能保持凉爽。除了窗户、门和横梁必须用木材外，“干打垒”主要利用当地的泥土和干草建成。像农民一样，工人们可以在业余时间盖房子，不需要专业的训练和工具。

青年工人建造“干打垒”（拍摄年代未知。来源：《大庆》画册）

在欧阳钦的建议下，“干打垒”建设指挥部成立，由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孙敬文直接领导。孙敬文早先在城市建设领域工作了六年，曾是建筑工程部城市建设局的第一任局长（1953—1955 年），后来成为新成立的城市建设部副部长（1955—1958 年）。指挥部创设了“干打垒”青年突击队，在萨尔图北部的第一采油厂附近，建造了几千平方米的实验性土坯房。从当地农民处学到技术后，突击队编写了建筑手册和指南，并为大规模建设准备了基础的建筑工具。青年突击队召集了所有共青团成员和年轻工人，让他们在业余时间加入“共青团志愿者”建造“干打垒”。附近的大兴安岭林场可能是中国木材资源最丰富的地方，提供了充足的木材。所有的大庆工人、工程师和干部都加入到这场建筑运动当中。他们白天忙着石油生产，夜晚的油田就变成繁忙的建筑工地。很多工人为了他们的家人和同事盖房子，一直工作到半夜。临时房屋的建造没有总体规划，每个单位都选择建在他们工作地点的附近。

6 月 1 日开始，每个单位都组织了专门的建设队伍来加快“自助”建设的过程。他们从山林处运出木材，帮忙做门、窗和干草束——这些工作技术要求更高。当地政府和解放军同样参与其中。沈阳军区帮助烧造了 605 万块土坯砖，黑龙江省提供稀缺的木材资源。

10 月中旬，当第一场雪落在草原上，22 万平方米的“干打垒”已经建设完成，尽管半数的房子还没有完成窗户和屋顶，但也能勉强为 3 万人提供居所。11 月，住房建设“大干快干 120 天”后，剩下的 1 万名住在帐篷里的工人和员工，都搬进了温暖安全的“干打垒”。根据石油工业部向国家计划委员会递交的报告，“干打垒”的建设成本少于 30 元每平方米，没有算入工人、士兵、家属、工程师和干部的义务劳动。而在国家的其他地方，每平方米的住宅造价标准是200元。在会战期间，“非生产性”的住房投资仅 900 万元，低于大庆总投资 10 亿元的 1%。这远比国家其他项目的“非生产性”投资少，该平均投资在 1957 年占 9.3%，在 1958 年和 1959 年占 3%—4%。

抗击饥馑联合妇女

伴随着大雪到来的是蔓延的饥荒。1960 年 9 月，严酷寒冬来临的前夜，黑龙江省政府发现其粮食储备已经耗尽，而工业大军的粮食需求却在激增。因此，省里给党员干部的粮食供给大幅减少，每月约 13.5 公斤，节省下一小部分粮食留给石油工人。钻井工人可以得到补助津贴，每月粮食供给达到 22.5—28.5 公斤；采油工人分配到 16—22.5 公斤的粮食。其他副食，包括蔬菜和肉，完全从人们的饮食中消失了。然而，即使大幅縮减，大庆食物供给依旧朝不保夕。而且很多工人需要将他们有限的食物分给跟着他们来到东北的妻子和孩子们。1961 年春天，大庆驻有 6900 个家庭。人们拼命寻找食物来补充有限的口粮。当地黑市的食物价格直线上升。几乎大半的大庆人用他们的衣服、收音机和自行车来换得口粮。不久之后，油田被厚厚的冰雪覆盖，人们再也不能在这片草原上找到任何食物。很多人因为营养不良而患上了浮肿。据报道，1960 年底，大庆有 4600 多人出现四肢浮肿。

1961 年 1 月，康世恩被召回大庆油田，他发现钻井前线的效率被饥饿严重耽搁。根据钻井总部的报告，八百多名工人在新年动员大会后偷偷返乡；很多人提交了病假申请并等待审批通过。余秋里利用他在解放军的个人关系和地位，确保每月能多调拨给大庆 75000 公斤的粮食，每个工人每月额外有 1.5 公斤大豆，但这依然远远不够。

在每个单位，食堂的供应都是领导关注的重点。所有负责干部都被要求学习如何做饭、如何最大化利用食材。食堂被严格监管，以保证食物的质量。全年大庆都在举办关于食堂烹饪的各种展览和会议。很多工作单位用野菜和谷物创新食谱。

康世恩从前线撤回了 20% 的劳动力，并为病人提供额外的食物供给。剩下的工人被动员参与抵抗饥荒的运动。和石油会战的模式相同，人们组织成专门的小组去打猎、捕鱼、挖掘和开垦。在接受简单的训练之后，他们前往那些在群众动员会上被分为不同“战区”的平原。1 月 15 日，由 100 名退役士兵组成的第一狩猎队前往大兴安岭森林。其他能力较弱的队伍——基本都有百余人——去找兔子、狐狸、鸟、鱼、老鼠、野菜，以及所有草原上能吃的东西。找到的东西大家一起共享，指挥部负责收集食物，然后平均分配给所有单位。

油田被厚厚的冰雪覆盖，人们再也不能在这片草原上找到任何食物。

1961 年的春天，农村出身的家庭主妇们拿起锄头，开始开垦附近的土地来减轻家庭的负担，给她们饥饿的孩子们提供食物。她们的丈夫在结束白天工作后会帮着一起干农活。指挥部欢迎这种开垦荒地的做法。大庆官方内部报纸《战报》开始发布关于农业和开垦的建议，鼓励家庭自行开拓所有可能的产业，耕种、饲养家禽、建造鱼塘等。五名妇女被评为模范家属。这一事件标志着妇女农业劳动集体化运动的开端。

生活和生产相结合工业和农业相结合

大庆油田地域广袤，总面积 6000 平方公里，南北绵延长达 140 公里。“干打垒”一般建在工地附近，不管是油井、钻井点还是办公室。原油开采是分散式生产。因为油田太大，而生产点太分散，当道路还在修建，交通并不便利的时候，工人和他们的家人觉得住在工地附近十分方便。当油井开始生产的时候，劳动强度降低，石油工人就可以帮助他们的妻子在附近耕种。广袤肥沃的草原允许人们自由开荒。大庆会战几年后，居民点遍布松辽平原。

女生宿舍位于大庆设计院大院的东南部。和办公室一样，这是一栋一层楼的砖房。房间简单朴素，但很干净。墙边是八张硬板双层床，个人用品都放在床下。房间中间有一个煤气炉和两张桌子。这就是房间里的所有家具了。每个人都用最少的物品尽可能简朴地生活，一般是一个衣箱、一两双鞋子和一个脸盆。晓华很熟悉这种节俭，和她的学生生活差别不大。小钟很快把自己的东西从上铺挪到了下铺，然后帮晓华把东西放到上铺。

“房子是新建的，晚上会有点冷，而且只有一个煤气炉，上铺比下铺暖和一点。我是东北人没事，你是南方人，肯定还没习惯这冷。”小钟解释道。

晓华很感谢小钟的善意。上铺不仅更暖和，而且更私密——因为下铺也经常得让室友和客人坐着。

小钟带晓华去院子里看了水井和厕所。已经是大庆会战的第三年了，居住环境虽然得到了改善，但还是比较原始。这里没有自来水，每天有水罐车给食堂送饮用水。院子里所谓的水井是一根伸到地下的长管子，直径只够一个绑在竹竿上的杯子取水。这些水用于洗漱和洗衣。宿舍旁有一个用干草帘遮盖起来的室外旱厕。晓华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在学校的时候，为响应“教育改革”，学生们被要求下乡参加劳动。农民们用的也都是这种典型的旱厕：一个露天的深坑，两块木板松散地搭在洞口的两边。在学生时代，使用这种设施是临时的，他们在一两个星期之后就能回到城市；对如今的晓华来说，她可能会一直住在这里。

“晚上上厕所记得带手电筒。你可以在桌子上找到。木板很薄，地面很滑。你要是掉下去就不好玩了。”小钟告诫她。

发现晓华有点郁闷，小钟补充：“我们女生晚上一般不去外面上厕所。准备一个痰孟，我就有一个。”

小钟是大庆设计院的资深员工之一。她 1961 年来到大庆，当时设计院分散在萨尔图的一些预制移动板房里。刚来的几天她甚至都找不到睡觉的地方。他们夜以继日地画出最紧急建设项目的蓝图。时间永远不够用。在一天艰辛的工作之后，通常都是半夜，她会找到当地的招待所，挤进大通铺上随便什么地方，不管旁边睡的是男是女。每个人都极度疲惫，很快就睡着了，没注意过旁边是谁。口粮分配是最低限度的，每个人都很饿。小钟跟她的同事学习，买了一瓶酱油。每当她在深夜饿到没法工作的时候，就把酱油和热水混起来，做一碗“酱油汤”，一碗汤可以暂时安抚她饿到发痛的胃。她没有和其他人一样患上浮肿，但营养不良是不可避免的。

“你很幸运，现在比我们刚到的时候好太多了。”小钟对晓华重复了部门领导对她说的话。

东北的冬天黑得很早。晓华跟着小钟进了墙上贴满大字报的食堂。晓华在排队打饭的时候，读着大字报，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位设计院的前任领导和一个刚刚从上海毕业的年轻大学生身上。设计院的基地最开始设在辽宁省抚顺市。当会战开始时，指挥部要求设计院搬到大庆，设计院的前领导坚决拒绝。他们认为大庆当时的状况不适合设计工作的开展，设计院最好暂时留在抚顺。这种不服从安排的态度被上级严厉批判，两位院领导被解放军军官接替。而新来的大学生抱怨这里严酷的生活环境、紧缺的食物，以及在油田难以发挥设计师的作用，在某个冬天他买了张回上海的票，再也没回到大庆。晓华觉得这个人说得有些道理，但她不会公开这么说。她无法想象这个年轻的学生将怎样在上海生存。在 60 年代，城市居民只能从他们的工作单位获得食物和基本服务。这个学生没有正规的工作单位和户口，没法得到食物配给和日用品。批判会让他的生活更加艰难。这之后晓华再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

“你很幸运，现在比我们刚到的时候好太多了。”

打了晚饭回来，小钟就和晓华告别了。她晚上还要做一些额外的工作。好像每个人都有额外工作，没有人从办公室回来。晓华一个人坐在宿舍里，专心地嚼着她的高粱饭——高粱很难消化，但是它容易生长，抗高温抗干旱，所以成为北方贫困农村家庭的主食。她开始担心有胃病的阿松，不知道他在萨尔图该怎么解决伙食问题。

很快，晓华连外套都没有脱就睡着了。她醒来已经是清晨，所有人都回来了，睡得很熟。晓华穿上她的全套装备，出门上厕所。夜里下过雪，大地一片纯白。晓华穿着新靴子，磕磕绊绊。她被平原的美震住了。靴子可以抵御大庆严酷的冬天，就是重得像铁块一样。像小钟警告的那样，晓华刚两步踏上木板，就滑了下去。所幸厕坑被冻得很结实，晓华赶紧爬了起来。尽管靴子上没有任何东西，她还是用雪刷了一遍又一遍。当她最后回到宿舍，惊讶地发现所有人都已经起床了，有些人已经离开。剩下的人飞快地穿好衣服冲了出去，就像准备参加战斗一样。

接下来几年，“战斗”成了晓华生活的日常。她很少在半夜前回到宿舍，所以睡眠的时间太珍贵，她很难再维持先前的卫生标准。她经常在最后一分钟起床，用干毛巾粗暴地擦一下脸一—从水管里打水太费时间了，如果在晚上备好水，第二天早上就会变成一脸盆的冰——然后奔去工作。如果时间来不及，早饭就不吃了。上露天厕所一直是个大难题。

在设计院里，她的大部分同事不是单身，就是和伴侣分居。他们白天黑夜都待在单位。同事们大多数年轻、热情而且友好。每个人都努力把他人的需要放在个人利益前面，就像小钟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把宿舍里最好的床位让给晓华一样。男男女女穿着同样的制服，没有标志、性别或者级别。晓华觉得自己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节俭、艰难，但有着最纯粹的理想。

晓华在设计院的第一场“战斗”是对付臭虫。几乎每个房间都有虫子出没，设计院决定一次性解决这个问题。行政办公室为每个科室采购了杀虫粉。小钟被任命为总指挥。大清早，战斗开始了。男人们把食堂的滚水搬到院子，并帮女人把她们的双层床搬出门外。小钟告诉他们怎么把滚水完全泼到木板和床架上。热水溅到地上，融化了冰雪。床干了之后，小钟又指挥所有人把杀虫剂倒到床架的缝隙里。“战场”上到处是水蒸气、泥浆，以及年轻男女兴奋的脸。因为担心把泥和虫子带进屋子，所以尽管很冷，所有人都坐在床架上，在室外吃他们的午餐。他们边说边笑，臭虫大战变成了集体野餐。

他们的生活十分规律。早上7点半开始工作，下午 5 点半下班。晚餐后是政治学习的时间，从 7 点到 9 点。9 点后，所有人都回到他们的画板前面。领导从来不在半夜前离开办公室，其他人也不好在领导走之前下班。

当然，休息放松的时间也是有的。晓华的歌声甜美，她喜欢在晚饭后唱歌。一位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年轻人拉手风琴，另一位上海人拉小提琴。优美的旋律经常在晚饭和政治学习之间的休息时间从四室传出。他们唱 50 年代的中国流行歌曲，大部分是关于战争和爱国主义的《歌唱祖国》《太行山上从《十送红军》和《游击队之歌》是他们的最爱。他们也歌唱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民谣。俄罗斯民歌《歌唱我们动荡的青春》中饱含爱情、友情，以及青年在艰难时期成就伟业的渴望。乐队的歌声温暖了房间，也温暖着他们年轻的心。

政治学习通常是学习毛主席的作品《矛盾论》和《实践论》模范工人故事和石油勘探历史。还有常规的批判和自我批评环节。有时候，指挥部 2 号院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同事，会就国内和国际的问题发表演说。他是一个演讲家，聪明、有幽默感。晓华并不能完全理解中国和苏联的复杂关系，或者毛泽东、铁托、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之间的冲突，但她知道曾经团结的社会主义阵营正在经历剧烈的变化。

除了政治学习和蓝图绘制，设计师们还承担了维护建筑的责任。以往是家属负责清理厕所和露天化粪池，将粪便用作有机肥。1962 年，设计院为了贯彻“自给自足”的上级精神，组织这些农村媳妇进了集体农场。由于设计院从事开荒和农畜牧养殖的农村媳妇不到 20 人，领导决定每个部门与家属队共同分担维持日常生活的责任。每周，晓华和她的同事都与家属一起清理厕所。在冬天的严寒里，粪坑就像一个颠倒的人类粪便堆出的喀斯特溶洞。用鹤嘴锄敲击冰冻表面时，碎块会向四面八方飞溅。第二次轮班后，妇女们学会用围巾包裹住她们的脸，防止被粪坑里的东西溅到。夏天的工作环境更加糟糕，所有东西都融化、腐烂了。

通过政治学习（尤其在 1957 年的反右和 1959 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他们经常听到大庆干部和知识分子向工农学习，不怕困难参与体力劳动的故事，因此设计院没有人敢逃避清理厕所的责任。他们怎么能说，从大城市毕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毕业生，要比农村媳妇地位更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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