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宁：千年轮回中，“八百里”洞庭湖为何总是如此“脆弱”_新浪财经

编者按：自6月中旬开始，湖南遭遇今年以来最强降雨，导致洞庭湖水位持续上涨。7月5日，湖南岳阳市华容县团洲垸洞庭湖一线堤防发生管涌险情，紧急封堵失败后堤坝决堤。决堤发生后，湖南省政府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已于7月8日对决堤口完成封堵。7月10日，洞庭湖全线退出警戒水位，琓内积水抽排工作也在持续进行。

此次险情发生后，也引发了大家对洞庭湖水文环境的关注。作为中国第二大淡水湖和湖南的“母亲湖”，洞庭湖的演变是一个延续千年的动态过程，“八百里”洞庭并非一开始就形成的。江水和泥沙一直在持续改变洞庭湖及其周边的环境，明清以来不断增加的围湖造田也对洞庭湖洪涝灾害产生着影响。几百年来，在历朝历代延续不断的洞庭湖水灾治理中，人们一直在试图寻找一种人与水的协调与平衡……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郑宁】

在近年的灾害新闻中，洞庭湖的出镜率相当高。每逢秋冬季节，洞庭湖水位下降，变成洞庭河，甚至是洞庭草原的报道时常见诸于媒体。到了夏季汛期，又常见洞庭湖水位快速上涨，引发洪涝灾害。今年长江中游汛情严峻，洞庭湖也面临着重大考验，牵动国人心弦。

7月8日晚团洲垸洞庭湖大堤决口封堵现场新华社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洞庭湖是“烟波浩渺八百里”的存在，如此大的湖泊，面对旱涝灾害，为何显得有些“不堪一击”？调蓄、错峰的能力在哪里？在真实的世界中，现实总比理想复杂得多，洞庭湖的前世今生亦是如此。

历史时期的湖面盈缩

相较于动辄有上亿年历史的山脉，洞庭湖的历史要短暂得多。先秦时期，如今的洞庭湖区还是河网纵横的内陆盆地，分布着许多小型湖泊与沼泽。考古学家在中心湖区发现了不少早期文明遗址，而且在时间上存在着很强的连贯性。由此可以推断，直到商周时期，这里都没有出现巨型湖泊。

在战国时代，湘江、沅江等河流直接汇入长江，上游来水未能汇聚，自然就没有形成湖泊的条件。即便是君山附近的洞庭湖，秦汉之际方圆也不超过三百里。但这种局面在汉末魏晋时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君山附近的洞庭湖开始扩大，还出现了青草湖、赤沙湖等面积较大的湖泊。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到了唐代，三大湖泊连为一体，方才成为了唐代诗文中动辄“七、八百里”的浩渺洞庭湖。不过，根据一些学者的推断，唐宋时期洞庭湖面约为3500平方公里，按照里程计算，应该不足八百里。

洞庭湖湿地风光图自网络

洞庭湖面积的极值出现在哪个时期？学界还存在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不太重视农垦的元朝是洞庭湖面积的极盛期。据估算，在元成宗大德年间，洞庭湖的面积约五千五百余平方公里，已然接近八百里之说。但也有学者根据史料记载，认为洞庭湖面积的最大值出现在晚清道光年间。当时编纂的《洞庭湖志》记载，丰水期的洞庭湖跨越湖南四府一州，湖面超过六千平方公里，真正做到了八百里洞庭的规模。

晚清以后，洞庭湖区的面积总体上呈现缩小的趋势。按照水利部门的统计，新中国成立时，洞庭湖面积约为四千三百平方公里，六十年代缩减到三千平方公里，如今约为二千六百余平方公里。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唐宋时代的浩渺烟波，还是道光年间的极限数值，以上列举的数值都是丰水期的自然湖泊面积。在枯水期，洞庭湖总会出现明显的萎缩。明朝嘉靖年间已有东、西洞庭湖之说，原因就在于枯水期洞庭湖水面退缩，原本沉入水下的三角洲因而裸露，将洞庭湖分割为东、西两个部分，呈现为多个湖泊群。

水与沙的形塑

在洞庭湖的衍生过程中，长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浩浩江水从三峡奔流而出，进入中下游平原地区，需要寻找宣泄洪水的空间。最早承担这个任务的，是史书中大名鼎鼎的云梦泽。秦汉以后，随着云梦泽的消亡，长江荆江段的河床逐渐形成。这一过程不止是云梦泽与长江的互动，还同时直接影响了洞庭湖。

随着云梦泽的消亡和江北湖泊群的缩小，长江需要新的调蓄空间，南北两岸都出现了洪水冲决的穴口。随着北岸的穴口陆续被人力堵塞，长江持续南侵，洞庭湖区的水环境出现了重大改变。一方面，湘江等四条河流汇入洞庭湖，进而由城陵矶汇入长江。另一方面，由于上游带来的泥沙，汛期的长江河床逐渐高于洞庭湖，在唐代出现了“江高湖低，江水入湖”的情况。宋朝初年的《太平寰宇记》中，有长江“东流入洞庭”的记载。从此，长江与洞庭湖形成了互动共生的关系。

此后的数百年间，长江与洞庭湖大体维持着平时湖水入江，汛期江水倒灌入湖的样貌，所谓的调蓄、错峰，亦由此显现。但这种平衡存在危险，荆江南岸的穴口使得汛期的江水有更多的通道汇入洞庭湖，大量的泥沙由此进入湖区，使得荆江三角洲向洞庭湖区伸展。这使得洞庭湖的深度逐渐下降、库容量减少，导致湖区面积持续扩大。

考虑到自唐宋到晚清洞庭湖的演变历程，尽管江水与泥沙持续改造着洞庭湖的环境，但发展速度并不快。直到19世纪60年代，这种缓慢的互动状态被彻底打破了。咸丰二年（1852）五月，荆江区域的藕池堤发生溃决。按照以往的管理，清朝应该调拨人力、武力堵塞溃口。但就在这年年初，太平军从广西出发，转战湖南、湖北，在年末攻克了武昌。显然，清朝无心关注长江、洞庭湖。至咸丰十年，累经洪水之后，南岸的水环境出现了重大变化，出现了调弦、藕池、太平、松滋四口分流汇入洞庭湖的状态。

清代洞庭秋月图

对于长江而言，大量洪水泄入洞庭湖显然是有利的。由于水量、泥沙都显著减少，此后几十年间，荆江河段快速发育，形成了“九曲回肠”的样貌。但对于洞庭湖来说，“四口江流”可谓是灾难。新出现了四条水道不仅带来了长江水，还裹挟着巨量的泥沙。早在道光初年，有心考察湖广水利的魏源就发现洞庭湖面临着严重的淤塞问题，当时西洞庭已经因为水浅而难以行船。四口江流涌入洞庭之后，沙与水的脆弱平衡再也难以维持。

根据水利部门的统计，在1958年堵塞调弦口之后，洞庭湖平均每年入湖泥沙量约为1.32亿立方米，其中来自长江的三口贡献了1.09亿立方米，占比八成以上。作为洞庭湖最主要的输出口，城陵矶平均每年输出的泥沙量仅为0.35亿立方米。这意味着，约有七成以上的淤积在了洞庭湖区。

在短时间里，洪水和泥沙的涌入冲毁了圩田，拓展了湖区的面积。但在持续不断地淤积之后，原本淹没在水下的三角洲越积越高，洞庭湖的面积也在短暂扩大之后迅速减小。至20世纪初，曾经方圆数百里的西洞庭已经大半淤塞，事实上不复存在。伴随着长江水流与泥沙的汇入，洞庭湖从小到大，又从大到小，可谓经历了奇幻的轮回。

人与水的协调

如今谈论环境问题，人为因素的破坏作用往往尤受关注，洞庭湖亦是如此。面对百年来湖面缩小、湖区淤塞的状况，围湖屯垦、破坏植被等人类活动常被视为重要原因。但在更长的历史进程中，改造环境与适应环境、利用环境往往并行存在，人与水的关系实际上是复杂而多样的。

在洞庭湖地区，最为频繁且最受关注的人类活动莫过于开垦湖区。自唐代以来，当地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农田开垦，有学者统计，仅武陵一个县，唐代就围垦四十余万亩土地。这么多土地不可能都来自湖面，但在人口南迁、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背景下，洞庭湖区的农业生产显然正在走向高潮。按照宋人的记载，北宋时期洞庭湖周边的不少地方还是荒凉之地，而到了南宋淳熙年间，已是“桑麻蔽野”。由于大规模筑垸围田，官府已经无法按照田亩数量征税，只能寻找临时解决办法。

这种大规模的围湖造田不完全是民间行动，也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南宋设立了营田大使，任务之一就是推进湖区的农垦。清朝康熙、雍正两位君主专门关注湖区堤垸，并拨付了巨款资助修堤。为了促进围垦，清朝还制定了奖惩政策，湖区州县每年新垦土地百顷以上，地方官可以得到叙升。为了达成这项KPI，有的地方官干脆把任务摊派到户，即所谓的“责民认垦”。在鼓励、督促，乃至是强制手段下，屯垦浪潮可想而知。以当时位于洞庭湖西南的安阳县为例，乾隆末年登记在册的官垸、民垸就有六十余处，几乎达到了“无土不辟”的地步。

有趣的是，尽管明清时期的围湖屯垦到达了新高峰，但若以道光年间洞庭湖面积最大的统计来看，湖面的盈缩与屯垦的扩张竟然达成了某种一致。一方面，这可能缘于前工业化时代人类有限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则是上文提到的长江的影响。而在长江的影响过程中，人为因素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沅江市南洞庭湖下塞湖矮围集中拆除专项整治行动施工现场

洞庭湖的盈缩与来自长江的水、沙密切相关，江水的流向与穴口有着直接的关联。在魏晋时期，荆江南北两岸都有不少可供洪水宣泄的穴口，北岸数量可能还要多于南岸。但自唐宋以来，随着江汉平原的大规模开发，北岸的大量穴口被堵塞。到了万历八年，明朝调集人力，堵塞了江北最后的穴口：庞公渡。尽管天启二年这里又被洪水重开，但在顺治年间，又再度被封堵。

随着江北穴口的堵塞，荆江洪水只留下了南岸的分流通道，流入洞庭湖成为了必然。在很多当时人看来，江水入湖既减轻了北岸的压力，又为湖区带来了可供圩田的泥沙，可谓双赢。但这也导致洞庭湖区的淤塞愈发严重，即便湖区面积有所扩大，实际的容积却未必能够增加，使得洞庭湖区洪涝灾害频发。

面对由此衍生的问题，人们始终在试图寻找解决办法。乾隆中叶，湖广总督陈宏谋认为百姓私自修筑的垸田堵塞了水道，在请示朝廷后，他下令刨毁私围六十余处，期望以此解决泄洪问题。到了嘉庆年间，湖南巡抚马慧裕也做了类似的事情，而且拆毁数量更多。

长江与洞庭湖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早在清朝初年，倡导经世致用的顾炎武就撰写了《开穴口总考略》，提出在荆江北岸重开穴口，通过南北同时分洪缓解洞庭湖的洪灾。晚清藕池崩决后，洞庭湖区的灾害更为严重，终于在官方层面出现了修筑荆江南岸堤坝、堵塞藕池口的建议。但这个计划遭到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强烈反对，最终未能实现。此后，湖南官员又多次上书，提出了诸如封堵决口、疏通河道，甚至拓宽长江干流的想法。但在清末的时局下，这些意见只能是“空言号召，历年无功”。

民国时期，洞庭湖的灾害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人与环境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张。为此，湖南地方与国民政府多次进行过研究。特别是从1935年起，长江水利工程总局着手拟定洞庭湖整理计划，最终在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完成了《整理洞庭湖工程计划书》。这份内容丰富的计划书是否合理，暂且不谈，但实际效果显然趋近于零。

1948年，洞庭湖区遭遇重大洪灾，国民政府方面虽然拿出了疏浚计划，还成立了中美联合的复兴委员会，甚至与湖南省府签订了协议，但最终只是在年末拟定下拨金圆券2.5万元，用于抢修堤坝。即便这笔款项能够分毫不少地下拨到地方，等行政院走完层层审批，金圆券到达湖南的时候，只怕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了。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所谓的洞庭湖区水利工程，都只停留在想象层面。

在如今的网络上，常有人主张扩大洞庭湖的面积，认为只要恢复洞庭湖鼎盛样貌，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无论是从洞庭湖的演变过程来看，还是考虑湖区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机械的复古提议都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千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自然环境的变迁存在着复杂的运作机理，其中又牵动着广泛的利弊取舍，唯有尊重现实、尊重科学，才有可能找到最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