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变差，硅谷也挡不住马斯克和特斯拉跑路_新浪财经

据界面新闻报道，当地时间6月13日，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布2024年度股东大会全部投票结果，已提交所有文件，以实现向得州公司的转换，并确认公司现已在得州注册成立。

特斯拉的原注册地在特拉华州，目前，美国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中有多达三分之二的公司注册地都在特拉华州，这主要是因为该州设有专门处理商业事务的法院，且州内有多家知名的商务律师事务所。因此，特拉华州拥有大量处理商业纠纷的案例和细则法规，这能够让公司节省大量时间成本。

此次特斯拉注册地迁移，则是因之前特拉华州因为小股东的举报，而强制终止了马斯克和众高层的薪资方案。眼看高达460亿美元的巨额薪酬方案被法院驳回，马斯克一怒之下，在董事会上发起投票，将公司注册地迁往得州。

而得州政府则在最近承诺会降低企业税负，还仿照特拉华州建立了自己的专门商业法院系统，并致力于得克萨斯州证券交易所的规划。德州对标特拉华，且承诺做得更好，自然能吸引特斯拉等“金凤凰”。

特斯拉正对德州更多下注，此举除了让特拉华州难堪，加州也“很受伤”。早在2021年，据外媒报道，特斯拉正将总部从加州硅谷搬到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其创始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则在2020年就宣布，自己已搬到德克萨斯州，甲骨文同一年也宣布，将把总部从硅谷搬到德克萨斯州奥斯汀。

特斯拉、甲骨文等名企总部从加州迁走，会对当地就业、税收等诸多方面造成影响，还会对加州营商环境形象也产生连带影响。

硅谷，是美国众多科技企业诞生和发展的“圣地”，而诸多企业大佬及企业的逃离，无疑指向了加州日益沉重的赋税压力和不断恶化的营商环境。加州的高税收政策，特别是对高收入人群和企业征收的高额税额，成为了压在企业心头的一块巨石。

美国税收基金会（the Tax Foundation）将加州排在全美各州商业环境和监管负担最差的第48位。加州的生活成本比全美平均水平高50%。加州州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为13.3%，可能会升至16.3%。加州还提议征收0.4%的财产税，涉及金融资产、离岸资产、房地产、养老金、艺术品和古董等收藏品。对于像马斯克这样拥有巨额股票期权的高管而言，加州个税、财产税等意味着数十亿美元的税务负担。

可见，加州繁复的监管环境、高昂的生活成本，以及在疫情期间对商业活动的严格限制，都使得这里的营商环境显得不再那么友好。马斯克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一支队伍（指加州）持续获胜的时间过长，他们往往会变得有些沾沾自喜，有些为所欲为，然后他们不再赢得冠军。”

当然，企业的迁徙绝非单纯出于经济考量，社会治安状况同样扮演着关键角色。加州部分地区犯罪率的上升，特别是“打砸抢”案件的频发，严重威胁了商业运营的安全环境。据《凤凰卫视》2021年12月报道，由于“政治正确”挂帅，美加州成美国“打砸抢”首选地。加州的盗窃金额低于950美元不起诉的“47号提案”，以及2021年年5月加州参议院通过“零美元保释金”的规定，让犯罪团伙无所顾忌。而据《第一财经》2023年8月报道，受到经济低迷、治安恶化等因素影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区商铺出现“关门潮”。有165年历史的旧金山地标商铺“阿甘百货”的老板约翰·查查斯为此买下《旧金山纪事报》一整个版面，刊登其写给加州州长纽瑟姆、以及旧金山市长布里德的一封公开信，疾呼有关部门整顿城市治安，可见商家面对治安恶化和经济疲软的双重压力，何其无助与无奈。

相比之下，得州相对稳定的治安环境和更为严格的法律执行，无疑为企业提供了一片更安全的运营土壤。

从更深层次来看，加州的困境映射出美国自由派治理模式的双刃剑效应。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6月15日在该报上发表了《我们自由派对西海岸做了什么？》一文，他指出，一方面，进步主义的政策在教育、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提升了民众的整体福祉水平；另一方面，过分理想化的政策设计，如对轻罪和非暴力犯罪的宽松处理、对私营部门的过度疑虑，以及在某些政策上的过度激进，反而加剧了社会问题，削弱了城市的竞争力。

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反思道，自由派价值观与现实结果之间的巨大鸿沟，正是美国西海岸城市当前面临的症结所在。

企业的迁徙，不仅仅是对成本和税收的计算，更是对营商环境综合考量的结果。它们的选择，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美国不同地区政策导向的利弊，也促使决策者思考：在追求理想与维持现实平衡之间，如何找到最优解。地方之间的“招商”竞争日趋激烈，决策者要始终尊重市场规律，创造宽松、开放、低门槛进入和退出的市场环境，以及切实保障公众和企业合法权益的法治空间，从而激发经济活力，吸引而不是吓退企业。否则，即使曾以良好公共服务和创新氛围吸引众多科技企业的特拉华州、加州，也会面临企业不断流失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