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钟睒睒与宗庆后，也要“二选一”？_新浪财经

　　文章来源：评论员毕舸

　　2月25日，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因病逝世。在宗庆后去世后，与娃哈哈同处杭州的农夫山泉称，近日遭遇了网络攻击。

　　3月3日，“农夫山泉”官方微博发布了《钟睒睒：我与宗老二三事》。农夫山泉创始人、董事长、总经理钟睒睒称，借宗老离世，网络上却出现了大量对我个人及农夫山泉的诋毁。作为被意外卷入事件漩涡的当事人，他有必要借与宗老生前几件值得追忆的往事，做一个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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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睒睒，2023年9月以800亿美元财富入选2023年度《亚洲人物》大中华区富豪榜首富，在坊间说法中，曾经有过多年媒体从业经历的钟睒睒，成名之后绝少和媒体打交道，深居简出。

　　也因此，在以往的舆论场上，宗庆后的舆论热度明显要高于钟睒睒。

　　没想到，随着宗庆后离世，钟睒睒突然遭遇了一场来势不小的网络舆论风波，有的说，“农夫山泉创始人钟总就是现代版农夫与蛇故事”。

　　如果说，这种个人层面的人格攻击，经历过大风大浪的钟睒睒未必放在心上。那么，网友“以前喝水都选的农夫山泉，现在来看首选娃哈哈，所有饮品“这句话，杀伤力就太大了，这等于是号召人们全面抵制农夫山泉。

　　以至于他要以公开信的形式，来澄清其中的是与非。

　　钟睒睒曾经说过，我们太把互联网当回事了，互联网是一种工具，但不是我们经济发展的全部。

　　他是从互联网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来谈这番话，但网络舆论的威力，今时今日或许让他感受到了，还真不能不把互联网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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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商界的波澜起伏中，评判企业家的功过是非，绝非一场简单的道德单选题。

　　“谁人背后无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这句老话，放在中国企业界同样成立。

　　其实，宗庆后的商业生涯，同样曾经历过不少争议。

　　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达娃之争”。这场纠纷涉及娃哈哈集团与法国达能集团之间围绕娃哈哈品牌的控制权、商标使用权以及一系列复杂的股权安排问题。

　　“达娃之争”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当时娃哈哈与达能通过一系列合作协议建立了合作关系，达能通过投资逐步获得娃哈哈集团旗下部分企业的控股权。随着娃哈哈品牌的迅速壮大和市场表现突出，双方在经营战略和利益分配上出现了严重分歧。

　　主要争议点包括：达能收购了原本由百富勤持有的娃哈哈合资公司的股份，从而成为了合资公司的最大股东，这一举动触及了宗庆后坚持中方主导品牌和管理权的原则底线。

　　宗庆后及其团队设立了一系列非合资企业使用娃哈哈品牌，而这些企业并未得到达能的认可，达能认为此举违反了双方的协议，并试图通过法律途径阻止这些非合资企业的运作。

　　这场纠纷升级为一场跨国商战，不仅在国内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舆论讨论，也在国际商界引起了震动。

　　宗庆后在此过程中被一些人视为维护民族品牌权益的斗士，而另一些则质疑其商业操作的合规性。

　　最终，双方通过长期的谈判和法律程序，达成了和解协议，宗庆后成功地保持了对娃哈哈品牌的控制。

　　此外，宗庆后还曾卷入税务风波，被曝出涉嫌偷漏个人所得税近3亿元人民币。当时，媒体曾发表评论，题目是《偷税是犯罪，请宗庆后们别拿“民族利益”说事》，文章称“作为一个一贯标榜“廉价CEO”和“民族利益”的企业主，宗庆后无疑因此事自打了一个大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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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作为此次事件的另一主角，钟睒睒同样面临过多起具有争议性的事件。

　　2013年，农夫山泉因为瓶装水执行的标准问题被媒体质疑，有关报道指出其产品执行的企业标准低于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钟睒睒坚持声称农夫山泉采用的是浙江省地方标准，且该标准在某些指标上实际上比国家标准更为严格，由此引发了关于产品标准合规性的争议。

　　与新兴品牌元气森林展开激烈的渠道争夺战，农夫山泉全针对元气森林推出自家的“0糖、0卡、0脂”气泡水新品。农夫山泉在这场竞争中一度因广告宣传手法而遭受指责，被指存在虚假宣传嫌疑

　　可见，人无完人，商业领域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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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家们在其成就的背后，往往伴随着性格、人品和行为的复杂多面性。这背后的深层次因素，既有社会环境的塑造，也有人性本质的折射，更蕴含着商业竞争法则的冷酷现实。

　　企业家的成功往往与其坚韧不拔的性格、果敢决断的能力以及对风险的承受力息息相关。他们的决策有时需要打破常规，甚至挑战当时的社会和商业伦理边界。

　　企业家的人格特质和行为选择也受到商业环境的深刻影响。在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为了生存与发展，他们可能不得不做出妥协或者采取激进策略，这无疑会暴露其人性的矛盾与冲突。

　　同时，商业规则与道德规范之间的张力，使得他们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时常面临道德评判的压力。

　　从人性角度看，企业家也是普通人，拥有七情六欲，也会犯错和修正。他们身上承载的社会期待和自我实现的渴望，导致他们在追求目标时展现出不同于常人的毅力和决心，同时也可能在压力下出现失衡或偏颇。

　　这种人性的复杂性，正是商业领域多样性和动态变化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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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因此，对钟睒睒与宗庆后，也要“二选一”？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

　　如果是个别网民借机炒作，还是小事。但近年来，某种民粹主义的思潮，波及社会经济各个层面，动辄“抵制XXX“、”封杀XXX“，钟睒睒怕的是这个。

　　这种舆论风波所造成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可能误导公众对商业竞争的认识，混淆个人品德与商业行为的界限，还可能对企业品牌形象造成损害，并进一步影响到投资者信心和消费者选择，甚至对整个行业生态带来不稳定因素。

　　而且，这种“捧一踩一“的现象，对已逝世的宗庆后也不是好事。

　　今天，有些人因为要捧宗庆后，用某须有的“翻旧账“来攻击钟睒睒和农夫山泉，明天，一旦某个事情惹怒了这些人，他们可以用同样的手法来踩宗庆后和哇哈哈。

　　民粹最大的危害，是习惯性将某个人、某个企业、某个群体，符号化为“带有原罪、必须打倒还踩上一只脚的对象“，而且，它随时需要寻找新的攻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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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一叶知天下秋，更多理性人士之所以关注钟睒睒这个事，恐怕更在意的是，民营企业家所身处的大环境（舆论、民情等）应是怎样？

　　智利经济学家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在《掉队的拉美：民粹主义的致命诱惑》一书中，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拉丁美洲在上世纪初，阿根廷、巴西等多个国家呈现欣欣向荣的发展形势，但一百年过去了，整个拉丁美洲却陷入了经济动荡、贫困人群激增等问题？

　　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对此分析了拉美各国百年来的政治与经济变化后，得出一个结论：。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传统，有能力在社会较为不利的人群中动员起针对现存精英的反抗，让查韦斯这样的街头政治家可以直接干翻台上的政府，但是却不善于以温和的方式把民意整合进立法决策，而是以顺应民意为由，采取了一系列极端的新政，比如“私（营）改公（有）“。

　　这种致命的民意与政治组合，无法建立有约束的长期财政纪律。最终，国家财政陷入破产。

　　拉美不少国家，如今始终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拉美第一大经济体巴西2023年人均GDP约为1万美元，第二大经济体墨西哥人均GDP1.38万美元，中国人均GDP1.25万美元。

　　如何避免踩上“中等收入陷阱”的同一块石头，近年来一直是国内众多经济学家热议的话题，在微观的经济环境中，为民营企业家制造开放、宽容、理性的社会舆论，也是政府所倡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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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倒一个企业家易，但再“创造“一个企业家难。

　　企业家的成功并非一日之功，而是多年积累、磨砺和洞察市场机遇的结果。一旦这样的企业家被打倒，其所拥有的经验、人脉、资源和影响力都将丧失。

　　而一旦某个企业家可以被轻易踩翻在地，对企业家群体和企业家精神的伤害难以估量。

　　企业家精神的孕育和培养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它既需要宽松的创新创业环境，又需要完备的教育体系和激励机制来挖掘和培养人才。

　　而且，企业家的成长还需要在实际操作中不断试错、学习和积累，形成对市场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这种能力的养成绝非朝夕之功，而是需要社会的包容失败的文化、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障以及充分的市场竞争空间。

　　坦率说，中国不少网民，历来崇尚“科学“而轻”商业“，喜欢”造火箭“的伟大，而轻薄”卖鸡蛋“的坚韧。对于钟睒睒，何尝不是这种思潮的映射？觉得他无非就是一个卖水的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