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事件:4月11日早盘,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至2.764%,中国10年期国债活跃券收益率为2.753%,中美利差自2010年以来首次出现倒挂。
联储紧缩预期推升美债收益率快速走高,疫情与宽松预期等制约下国债收益率上行乏力,中美利率再度出现倒挂。本轮中美利差在2020年10月达到顶峰,彼时中国基本从疫情中率先完成重启,货币政策边际转向,中债10Y利率上至3.3%的阶段高点,而美国正在遭受第二轮疫情的袭击,长端利率徘徊在0.5-1%的历史底部。此后,中美两国经济周期边际走向开始逆转。美国在疫苗接种、财政补贴、货币刺激等助力下,经济开始修复,同时通胀持续走高,进入到2022年,高通胀已经成为核心矛盾,美债收益率持续上行至2.5%以上。而中国进入到新一轮经济下行阶段,叠加疫情的扰动,中债长端利率在去年4季度跌破3%,今年1月一度跌破2.7%大关,此后一直在2.7-2.9%的狭小区间震荡。中美利差趋势性收窄,并与今日倒挂。
短期中美利差仍会维持较低水平,但已经处于收窄的末尾,下半年有望重新走阔。短期看,美国通胀依然维持在高位,美联储紧缩仍有加码空间,经济呈现出一定韧性,美债利率不排除继续冲高可能。国内方面,疫情干扰尚未散去,对货币宽松仍有预期,仍对中债利率上行形成压制。因此中美利差短期可能仍会维持在较低水平。但是,上述逻辑都基本行至尾声,美国加息预期相对极致,经济下行信号已经有所显现,美债利率可能处于筑顶过程,下半年或有所回落。国内疫情终会得到控制,稳增长政策仍在路上,3月社融新增4.65万亿超市场预期,中债利率实际下行空间有限,下半年回升压力较大。
历史经验看,利差收窄至底部时:外资有流出压力,债市冲击超过股市;中债利率下行受阻,股市整体表现不理想,周期股或有相对收益。逻辑上,利差收窄,主要通过资本流动渠道影响国内市场和政策。从历史经验看,央行在这一期间降息的概率或下降,2018年国内宽松周期适逢上一轮利差低位,最后未出现降息操作。债市外资行为,流入节奏与中美利差高度正相关,且有一定滞后,尤其在利差底部阶段,外资往往会减持国债。股市外资和利差的相关性较债市更弱一些,但是当前全球权益资产整体调整、美债利率上行,外资对新兴市场的配置热情难以保障。从实际走势可以发现,利差收窄时,中债往往面临收益率上行压力,A股整体也以下跌为主,周期相对成长更具备风格上的优势。(详见报告 中美利差收窄,股债如何反应)
相对于利差本身,其背后的经济周期和中债收益率的下行趋势,可能更为重要。利率和利差只是中美经济周期的映射,单纯关注利率,再去判断市场影响,有可能陷入循环论证的困境。
首先,中美利率本质上由两国经济基本面决定,相比于短期的外资流出扰动,其更大的意义来自于背后经济周期的内涵。近年来中美经济分化的趋势明显,本轮利差收窄的背后,是美国过热和国内下行的经济组合,前者对应着海外无风险收益率的上升、流动性的回流、和全球风险资产敞口的收敛,后者对应着国内需求疲弱和政策发力的现实。从这个角度出发,国内股市下跌和债市缺乏方向就容易理解。展望未来,利差可能不是核心变量,判断接下来经济周期的走势更为重要。中性假设下,国内稳增长在二季度见效,海外紧缩逻辑过渡到衰退逻辑,A股或迎来反弹,债市则仍有调整压力。
其次,国内利率中枢的下行或未扭转,利差收窄不影响长期机会。中美利差收窄背后,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增速远高于美国,美债利率中枢在过去十年也在不断下行,为何中美利差中枢还在下移呢?这背后与国内融资结构依赖债务形式、宏观杠杆率上行、资产荒、以及经济增速不断下台阶等现象有关。因此,本次倒挂一方面是美债利率上行至周期顶点,另一方面更是因为中债利率中枢有其自身的下行特征。尽管目前国内鼓励直接融资、控制杠杆率上升速度,但短期难以解决上述问题,预计利率大方向仍趋于下行,一旦国债利率上行至3%甚至更高,依然是配置的窗口。
责任编辑:赵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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