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人》封面文章：铭记2020，一切都改变了的一年|英国_新浪财经

　　参考消息网12月22日报道英国《经济学人》周刊12月19日一期发表题为《一切都改变了的一年——为什么这场疫情大流行将作为转折点而被人们铭记》的文章，全文摘编如下：

　　沃伦·哈丁曾围绕他的新词“常态”（normalcy）营造其在1920年总统大选中的竞选活动。这是为了迎合美国民众忘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流感疫情惨状以及回归黄金时代之确定性的强烈愿望。然而，“兴旺的20年代”并没有拥抱哈丁的常态，而是成为一个具有前瞻性、冒险性的社会、工业和艺术创新的骚动期。

　　战争与爵士乐时代的放任存在某种因果联系。流感疫情也是如此，它曾使美国的死亡率增加5倍，并让幸存者渴望快速度过20世纪20年代。这种情绪同样将为21世纪20年代注入活力。新冠病毒所造成的痛苦的巨大程度、这场疫情所揭示出的不公平和危险以及创新的希望，意味着今年将作为一切都改变了的一年而被人们铭记。

　　疫情警示大危机

　　这场疫情是百年一遇的大事件。新冠病毒已被发现感染了超过7000万人，而且可能感染了另外5亿甚至更多从未被诊断的人。它已造成160万例记录在案的死亡病例，还有数十万的死亡病例未被记录。数以百万的幸存者正在忍受着新冠肺炎留下的长期后遗症——疲惫和虚弱。世界经济产值至少比原本下降了7%，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幅度的衰退。而从这些苦难灰烬中，将会崛起这样一种意识，即生命的意义不是珍藏，而是活在当下。

　　预期变化——或者至少是希冀变化——的另一个原因是，新冠病毒起到了一种警示作用。每年为了获取食物和皮毛而被屠宰的800亿头动物是每隔10年左右就进化出一种致命人类病原体的病毒和细菌的人工培养皿。今年到了该付账单的时候，而它是个天文数字。经济进入封停状态时所出现的清澈蓝天是一种极明显的标志，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缓慢发生的大危机中的一场快速的小危机，而这两场危机在许多方面存在相似性。与这场疫情一样，气候变化遭到民粹主义的否认，它造成的破坏是全球性的，而且如果现在被忽视，今后应对它的代价将更为巨大。

　　疫情加剧不平等

　　预期变化的第三个原因是这场疫情已凸显出了不公平。孩子们的学业已经落下，而且常常挨饿。高中和大学毕业生再一次看到自己的前途变得黯淡。所有年龄段的人们都遭遇孤独或家暴。流动工人四处飘零，或者被遣送回自己的村庄，并带回新冠病毒。这种痛苦在不同种族之间呈现出差异。40岁拉美裔美国人死于新冠肺炎的概率是同龄白人的12倍。在巴西圣保罗，20岁以下黑人的死亡率是白人的两倍。

　　在世界开始适应新变化的同时，某些极不公平的状况变得更糟了。调查显示，美国年薪10万美元以上的工作有大约60%是可以居家完成的，相比之下年薪不到4万美元的工作只有10%可以居家完成。在今年失业率飙升的同时，明晟公司世界股票市场指数却上涨了11%。联合国估计，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场疫情大流行可能迫使超过2亿人陷入极端贫困。他们的困境将由于专制者和准暴君利用病毒加紧对权力的掌控而恶化。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疫情大流行曾导致社会动荡的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1年至2018年对133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考察，发现动乱在疾病开始出现14个月后激增，24个月后达到顶峰。一个社会越不平等，动荡就越多。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醒防止出现这样的恶性循环，即抗议进一步加剧生活困难，而生活困难又进而催生抗议。

　　疫情带来新变革

　　幸运的是，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带来了变革的需要，还将指明前进的方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已经起到了创新引擎的作用。在封停状态下，电子商务在美国零售销量中所占份额在8周内的增长达到了过去5年的水平。由于人们居家办公，纽约地铁的客流量下降超过90%。几乎是一夜之间，人们开始在家中客房里和厨房餐桌上办公——这种实验原本要花上很多年时间才会展开。

　　这种颠覆还处在早期阶段。疫情大流行证明了即使在医疗保健等保守的行业，变革也是可能的。在廉价资本和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以及可能的量子计算技术——的推动下，创新将席卷一个又一个行业。例如，尽管教学方式几乎没有变化，美国大学的学费在过去40年里的上涨幅度几乎是消费价格涨幅的5倍，这使其对颠覆者具有吸引力。可再生能源、智能电网和电池存储领域的更多技术进步都是取代化石燃料道路上必不可少的步伐。

　　新冠病毒还揭示了关于社会如何对待知识的某种深刻的东西。想一下中国科学家如何在几周时间内完成了对新冠病毒的基因组测序并把结果与世界分享的。由此产生的新疫苗只是弄清楚病毒来自何方、影响何人、如何致人死亡以及怎么加以治疗的光速般过程中的一站。

　　这是关于科学能够取得什么成就的非凡证明。这场疫情已经促进了创新政府的大量出现。那些有财力的政府以及一些没有财力的政府——例如巴西政府——已经花费了超过10万亿美元抗击新冠疫情，从而抑制了贫富不均，这一金额是金融危机期间实际支出额的3倍。这将显著地重新设定公民对政府能为他们做什么的期望值。

　　处于封停状况中的许多人曾扪心自问，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政府应该以此作为灵感来源，把重点放在促进个体尊严、自立和公民自豪感的政策上。从疫情之年的悲苦中可能走出某种良好的东西，它应该包括一种适合于21世纪的新的社会契约。